前言
本文原作于2019年。
2019年是澳门回归祖国20年的纪念年份，两岸四地的语言学与中文教学界的同行，协助澳门语言学会，召开了“澳门特区20年社会语言状况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王宁老师以《语言文字与文化认同》为题，作为这次会议第一位主题发言人，她以港澳回归前后中文教育的参与者、目击者和见证者的身份，在文章中从自己的所见出发，充分阐释了语言文字与文化认同的关系，盛赞了坚持在港澳地区推进中文教育的同仁们表现出的家国情怀和民族大义，也从理论上分析了“母语”作为第一语言的自然形态和社会形态，阐释了信息时代祖国语言文字进入互联网所标志的国际影响力。文中还可看出两岸四地语言学和中文教育界学者们基于文化认同的感人的友谊。文章收在黄翊教授主编的《莲香海阔，语重情深》论文集里，“章黄国学”在此推荐。
《莲香海阔，语重情深》书影
语言文字与文化认同
——谈港澳中文教育的重大意义
文丨王宁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1997-1999年港澳先后回归祖国，已经分别经历了20、22个年头。港澳语言学学人在这20年前后最大的贡献，是不断把中文教育推向前沿。无人不说中文，无人不受教育，“中文”和“教育”这两个词，对中国人来说，何等的普通。但是这两个词连在一起，对香港和澳门，却有着千金的重量。很多事实让我们认识到，中文的回归是港澳回归的一个重要部分；因为，语言文字是文化的基石，语言文字自信是民族文化自信的第一要义。文化的认同不能停留在政令、公告、宣传上，是要入脑入心的。在过去的100年里，香港、澳门虽不能说没有中文教育，但在学校课堂里，在社会生活里，并不能够畅快地用祖国的语言文字授课和交流。我在上世纪末给程祥辉教授出版的第一本论文集《中文回归集》所写的序里说：“主权的回归，并不等于‘祖国’二字都已装进了人们的心里。经济发达、生活富裕的骄傲，在有些浅薄的人群里，远胜过文化灿烂、精神充实的自豪。利益会使人自觉地去对抗一个合理的举动，习惯则会使人不自觉地去反对一个正义的行为，对付那种无形的挫力，是需要决心和毅力才能坚持下去的。” 20年来，因为各种原因，特别是因为与朋友互相牵挂的直接原因，我成为港澳中文教育的参与者、目击者和见证者，我亲眼看到了那种“挫力”——有形的和无形的——无形的“挫力”更多正是在人们的脑中和心里。同时，我也亲眼看到，港澳的语言学学者和教师们迎着各种困难，顶着许多压力，坚守着，努力着，担负起中文真正回归的艰巨任务。
庄严辉煌的中英香港交接仪式场景
家国情怀和民族大义
中文教育在港澳的推行是艰巨的，许多语言学学人为此不懈努力。有人说，他们做这件事是由于他们的专业和职业；我却觉得，不仅如此，这是他们的家国情怀和民族大义。放弃了民族大义，第一个表现必然是首先看不起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字。100年英语强势，一下子转变为把汉语变成第一语言，更把汉语标准语当成最高级的雅语，这确实不是一件容易事。港澳的语言学学人面对这样一件很难的事情，是需要定力的。
港澳回归10年前，我看到了中文教育的起点。
1986年，正是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筹备的时候，我到香港刚刚成立的“中华文化中心”作讲座，确定的题目是《训诂学的研究和应用》，和我对讲的是正在德国学习的台湾学者岑溢成先生。一登讲台我就知道来讲训诂学是何等的奢侈，尽管我和岑老师都把训诂学解释得非常实用和通俗，内容也尽量讲一些普及的甚至有趣的应用实例，例如篆刻、楹联、熟语、典故、菜肴名称……但和我们交流的只有极个别几位对字画古董有兴趣的商界人士，少有学者，因为香港多数高校还没有开设系统的现代汉语课，更不要说文字、声韵、训诂学了。澳门大学的前身东亚大学尚在筹建的酝酿时期，更不会有人关注这个内容。1986年到香港回归的10年间，我又有两次到港澳：一次是参加章太炎、黄季刚先生的纪念会，一次是跟随启功先生来作书法作品的义展。这两次去认识了更多同门和同行的朋友，了解了香港的中文教育现状。我才知道，香港高校的课程多半用英语讲授，包括文科的历史课。中小学课程包括语文一律用粤语，只有少数台湾的学校是用国语的。
粤语拼音对照表（局部）
香港回归后的1998年前后，有三件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第一件是我和北师大其他十几位教授与香港教育学院合作，协助香港教育署，分两期培训中小学普通话老师。学生告诉我们，港澳还有不少人把普通话当成“下等语言”，推广起来阻力很大。那时，报纸上常有文章反对用普通话教语文。他们的论点无非两个：一个是说普通话粗糙不丰富，都是“官腔”，声音也不好听；另一个是说用普通话读文章，体验不到其中的思想情感。如果只是这两点，属于说惯方言的人对标准语一时还不熟悉，也情有可原；但其中掺杂着对自己祖国语言文字的蔑视甚至攻击，就很难让人容忍。过了一段时间，香港的商业需要内地推动，普通话有了谋职的需要，教学有过暂时好转的态势；但这种被商业发展和工作就业的实用目的激发起来的积极性，毕竟不是根本的文化转轨，是不牢靠的。
第二件是2003年，我们成立不久的“汉字与中文信息研究所”和香港大学教育学院“母语教学教师支持中心”的老师们一起做过一个《跨学科语法研究与应用》项目，他们搜集了各个学科的考试试卷，研究其中的语言运用问题。在19000多道试题的题面中，犯有不同语法错误的高达1000多例，约占5%左右。那些句子给我们的感觉是“错得离谱”“难以卒读”“不知所云”。这些语误多半属于杂糅类型，难以从单一角度分析，一看就知道是语感的问题，而不纯粹是语法知识的问题。我们曾问香港的老师们：“有那么多的病句，怎么在考试时学生还能懂呢？”他们说：“这很容易理解：试题带有很浓厚的程序化特点，一次又一次重复这些试题语言，大家一看就知道怎么作。就这样，因为看不懂题而答错的情况也经常出现。”这件事引起我们久久深思：考题的语言是最需要清晰、准确的，这些极不健康的英文、粤方言和科学用语杂糅的书面语，其中的病句必然潜在地影响了答题的学生，他们会不自觉地形成了一种偏误语感，完全体会不到祖国语言的精确美好了。
第三件事，是2002年去香港开学术会议，学生们请我去看一场很隆重的文艺演出。他们说：“香港现在已经进步多了，演出报幕开始用普通话了。”到开场报幕，语言的顺序却是：英语-粤语-普通话。后来我知道，澳门报幕的顺序是：英语-葡语-粤语-普通话。香港回归将近5年后，汉语的地位仍然如此，让人感到在这里，母语是不安全的。
在这样工作的起点上，港澳的语言学界的朋友和许多语文老师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一直在推动普通话教学，不断提升和优化中文教学的质量，花费大量的力气编写教材。为了证明普通话教语文对课文的理解优于方言，他们展开了平行班的对比试验。在简繁字问题争议激烈的环境下，他们以自己的智慧提出了比较可行的方案达到两岸和谐共处。他们展开了港澳社会语言生活的调查研究，带动起高校中文系的学科建设，正在一步步改变着港澳语言生活的面貌。说起他们的工作，可以列出长长的名单表彰他们的事迹。在这里，我想举出几个自己熟悉的例子作为见证：
我在为程祥徽教授《面海30年》的论文集所写的序里说：“这30年，他从东亚大学到澳门大学，走在澳门高校建设的队伍中，参与了也见证了澳门回归前后教育的转变与发展。这30年，在澳门的最高学府，他用自己语言学的学识，开辟了为澳门‘中文回归’设立的学坛，从‘简繁由之’的提出，到对‘澳门华语生活’的关注。”除了我列举的这些工作外，还需要补充的是以程祥徽教授为首任会长的澳门语言学会、澳门大学和澳门理工大学的语言学学者，在澳门组织的几个影响深远的会议：1990年组织的“澳门1997语言工作路向学术研讨会”，1996年组织的“语言与传意学术研讨会”及“诗词写作国际学术研讨会”；2011年组织的“澳门语言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2013年组织的“两岸汉字使用情况学术研讨会”——这些会议面向社会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推进了中文教育、统一了学界的认识、加快了中文回归的步伐。还需要一提的是，程祥徽教授主持澳门大学文学院工作时，邀请了北京大学的一批知名的语言学专家，开设了多门学术水平很高又很适合澳门的语言学课程。这样有力度的、脚踏实地的工作，如果没有宏远的志向，是很难坚持下来的。
王宁老师和程祥徽老师
港澳与大陆分离一个世纪，相聚后，认识、习惯和语言生活的基础都会有区别，如何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求大同存小异，港澳的许多学者在这方面是用心思的。我在为田小琳教授《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文集》所写的序言里说：“处在这样的现实中，小琳从事中文教育是用心的。她的心一直没有离开北京，脚却切切实实踏在港岛。她有自己的坚持，尽力传播语言文字规范，又有实事求是的变通——这些，都反映在她主编的字典辞书中。在字形上，她遵从以简化字为坐标的简繁关系对照，但在繁体字的选取中，又优先选用了一些香港中小学语文教育的字形。她率先注意了简化字的字用合并现象，在简化字转为繁体字时，精细地处理了一对多的字际关系。在读音上，她遵循普通话审音的规定，也适当采用了一些台湾的读音。在语法上，她主张分开‘语法的核心规范与区域规范’，使在某个区域中已经流行的少量句式，不轻率地被判出局；而在解释‘区域规范’的一些语法现象时，她也很慎重，能够仔细观察这些少量句式的发展趋势和前途，不使之冲击了核心规范。这些地方，都体现了小琳的一种从语用出发的动态规范原则，使‘其体自方’的硬性规范，去掉一点点棱角，稍微柔性一点地进入港澳地区。” 这样细致的工作，没有家国情怀和历史使命感是做不到的。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还需要补充刘羡冰校长对港澳文化教育改革的一贯关注和适切的建议。她以自己在教育界的威望，率先提倡加强中小学的母语教育，写了很多说理透彻、实例充足的论著，对学校教育的影响非常深广。
王宁老师和田小琳老师
汉字的使用问题既是政策问题，又是科学问题。1997“语言工作路向学术研讨会”上，我发表了一篇题为《汉字的优化与简繁字问题》的学术论文，时为新华社文教部领导的冼为铿先生给予了亲切的响应。他既站在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的立场上，又以学者的身份深入研究了汉字的结构和字理问题。十多年来，他以深厚的学养和不停的学习，作文写书，不仅仅从政治的角度讨论汉字问题，同时也把港澳的汉字使用问题引导到理性和科学的轨道。
普通话教学是否影响表达和吸收？在很多人对英文和粤语抱有执念的情况下，说服港澳的家长和教师是不能用空话的。香港保良局的刘筱玲校长，掌管着小学和中学两个知名度很高的学校。
普通话教学是否影响表达和吸收？在很多人对英文和粤语抱有执念的情况下，说服港澳的家长和教师是不能用空话的。香港保良局的刘筱玲校长，掌管着小学和中学两个知名度很高的学校。她从1999年开始，便在自己掌管的学校里进行用普通话教中文和用粤语教中文的效果比较。这个比较开展两年后，她于2001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字学专业攻读博士学位。学位论文题目即是普通话与粤语教语文比较实验的报告。
2005年，香港召开发布会，公开发布了刘校长的实验结果。我去作了讲评，总结了她实验的5点成功之处：
（1）实验班和对比班在同一所学校，用同一位教师任教，学生在起点上总体成绩相当，是根据自愿任意编排的，教法、进度、教材完全一样，平时与最后的测查内容相同，标准相同，除教学语言不同外，把变量减少到最小。
（2）个体成绩与集体成绩同步追踪，整体数据与分级数据同时采集，且效果检验方法多元化，把不可比的个性化因素减到最小。
（3）量化比较和质性表述的采集相互参照，加强对有关参与者的口头调查，了解他们的认识和感受，用他们表述的意见来印证量化的数据所说明的问题，充分体现教育的人文性和教育对象的个性化。
（4）实验不间断地连续5年，实验人员和实验对象固定不变，充分顾及了教育实施的长期性和效果的滞后性。在这个极有说服力实验的推动下，刘筱玲校长学校的普通话、英语和汉字教学成绩突出，是有公论的。能够用这种实际教学效果来说服社会的举措，必须自己先有信念，先有高度的责任感，否则是难以做到的。
我所了解的情况挂一漏万，只见一斑，已经可见港澳中文教育的许多精彩事实了。20年，我们和工作在中文教育第一线的港澳老师们成了朋友，眼看着他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冲破各种阻力、克服许多困难，把中文教育一步步推进，将中华文化从课堂和社会生活中介绍给大众，才有了今天港澳语言生活和语文教育的新面貌。
王宁老师与部分与会老师
自然母语与社会母语
在香港澳门的中文教育实践中，遇到很多因为实际问题产生的理论概念问题。有些本来明白到等于常识问题的概念，一旦被混淆，便需要在概念的内涵上作出补充的说明，关于“母语”概念的问题就是这样产生的。
在香港进行普通话教学的初期，抵制这项措施有一种十分强烈的说法，有人说：“粤语是香港人的母语，不学自己的母语，反而去学第二语言，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这种说法或许有极少数人是在有意混淆视听，而更多的人则是出于对“母语”概念的内涵没有弄清的胡涂观念。
“母语”本是一个十分明确的概念，也有明确的定义。《中国大百科全书》指出：在一般情况下，第一语言称为母语，也就是一个人所属民族的民族语言，也称本族语。而第二语言，也就是非母语语言，则是境内其他民族的语言或外语。在谈到“第一语言与第二语言”时，《大百科全书》还明确指出：“大多数民族语，都有或多或少的、差别或大或小的若干方言，同时都以其中之一或者以某一方言为基础形成的共同语作为这个民族的标准语”。这就十分明确地说明，“母语”是针对“第二语言”来说的。[1]《大百科全书》的这个解释，至今仍是我国其他典籍解释“母语”概念的依据。但是在一般人的心里，“母语”也就是出生时原生家庭带来的自然习得的语言。在工业现代化之前，特别是以农村为主的小农经济社会里，原生家庭的语言大多是方言，因此，有些人也就自然而然地认为，只有方言才是“母语”。现代工业化社会，在人们的语言生活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农业现代化改变了狭小的“家园”的观念，家庭成员的迁移使一部分人离开原生地落户其他地方，甚至国际间的迁移也渐渐不属于个别现象。因此，新生儿最早习得的语言并不一定是原生家庭的方言。如果加上父母并非新生儿的直接喂养、照看者这样的现象也渐渐加多，自然母语转移的情况也就经常发生。这就是说，笼统的把在原生家庭的方言当成“母语”，已经不能用以确定个人的语言面貌，对个人特点的论定和教育措施的规划，失去意义。而不考虑各种变化、只从早期习得的现实状态来判定一群人的“母语”，还会淡化“母语”的文化认同作用，也会造成“母语”与“第二语言”界限的混淆，对国际交流和归属国籍的认可都是不利的。这样做，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为标准语留下适切的位置和足够的空间。因为，标准语对大部分人来说，也是要后天学习的。
这样，关于“母语”概念的内涵，按照《大百科全书》的解释，应当确定“母语”首先也必须是个人的民族语言，然后要区分两个不同的概念，即：自然母语与社会母语。自然母语一般应当是出生时自然习得的本民族语言，而社会母语只能是本民族或本国的标准语。凡“母语”必为“第一语言”，而本国的学校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体现的是国家意志，也就必然是标准语教育。汉语的标准语是普通话，所以普通话是“第一语言”，必须与外语分开。香港的中小学课堂语言，过去是粤语，也就是方言，逐步过渡到普通话，也就是标准语，都是第一语言教学，这是民族认同的大事，是不能含糊的。
区分乡音、雅言，不只是现代如此，历史上无不如此。这里，我想引用宋代杨简《慈湖易传》解释《论语》的一段话来说明乡音和雅言的关系，他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雅者，文雅之谓，雅言谓非俗语乡音，乃雅正之音也。圣人于平居无事，不必修敬，故只常言；至谈诗书与执礼之时，则乃为雅正之音。”可见，自孔子以来，雅言，也就是标准语，是正规场合、外交礼仪、严肃体裁的文章等必须使用的标准语。雅言更是一种规范的书面语，每个人一旦进入书面语学习，就立即进入标准语（民族共同语）范畴。学会用标准语进行口语交流和书面表达，不但是一种修养，而且有重要的实用价值。没有这种标准语，用纷繁复杂的地域方言来进行交流，不但会在国际上使外国人莫衷一是；而且，就连国内的跨地域交流，也会困难重重。学习普通话与平时与人来往，特别是与乡邻、家人交谈既无矛盾，又无冲突，这个道理是很容易明白的。
中国方言区分部示意图
就教育而言，区分母语与非母语的意义更为重要。这是因为，这两种语言学习的途径不一样，因此，教学的方法也截然不同。一般情况下，中小学的语文教学是在母语自然习得的基础上加深对本民族语言运用能力的培养，同时也加深对本民族文化的吸收与理解，这种学习要大量利用书面语的言语作品来进行，也就是利用本民族优秀的书面文本进行母语的再教育。而且，确立“社会母语”概念的意义，绝不只是用以确立一种教学策略和方法。语言是民族的特征之一，语言的存亡关系到民族的存亡，社会母语不但保证了全社会内部交流的畅达，也体现了一个民族对外交流的主权。如果我们只把自然母语当成母语，不建立起社会母语这个概念，就难以建立社会语言生活的正常原则，难以解决语言和民族独立的关系。所以，建立母语的概念，与制度无关，港澳和大陆在维护自己母语，做好母语教育，有着共同的责任。港澳的中文教育首要的意义在于此。
这些年，我们欣喜地看到，港澳的汉语研究和中文教育，有了很大的进展。“两文三语”中的普通话已经被社会广泛重视，用普通话教中文已经成为大多数学校的目标。汉语的事实，地域的特点，汉语传意的研究、社区词的研究、澳门的社会语言学研究等课题，都有了很重要的成果。但是，如果仅仅局限于商业购物的需要，缺乏民族认同的大目标，中文教育和普通话教学的根本目的还没有达到。汉语研究在港澳还有很大的空间，港澳的汉语研究者和工作者任重道远，期待新的成果、新的教育面貌不断涌现。
中文回归与文化认同
港澳语言学者推动中文教育的成绩，是不断提高中文教育的社会地位。学校教育中，中文应当是首要的教学语言，在社会语言生活中，汉语、汉字应当是最重要的交流工具。港澳回归后的重要活动主持会议先用英语，最后再用普通话的不正常情况，现在已经有所减少。
1997年以前，港澳的社会语言以英语为强势语言。汉语的特点渐渐被忽略。过去的语言学教学强调的是世界语言的共同性，并且把印欧语的特点当成语言普遍性，让母语教学附会那些特点。成功的母语教学必须突出汉语汉字的特点，差异性比共同性更为重要。不仅母语教学是如此，英语和葡语在港澳也只能是第二语言的学习。学习第二语言的重点，是学习目标语与母语相异的部分。学习第二语言的水平和质量是与第一语言也就是母语的运用能力成正比的。无论如何，中文教育的地位是应当放在第一的。
汉语是词根语，它的基本词根又是单音节的；而且，它又是一种有声调的语言，这就使他具有了印欧语不具备的特点，也是它的优点：
汉语是词根语，词在句中不论承担何种功能，基本没有词形的变化，所以，汉语的句子组织非常灵活。启功先生曾经举过几个十分典型的例子，说明汉语句子里的词排列起来可以灵活。有的换了位置意思大体不变，有的换了位置只是重点不同：“长河落日圆”——“圆日落长河”——“长河落圆日”，三句意思大体不变，但所见景象的着重点不同。“导之以政，齐之以礼”——“以政导之，以礼齐之”——“政以导之，礼以齐之”三句意思大体不变，但第一句重点在“导”和“齐”，第二句重点在“以”，第三句重点在“政”和“礼”。
世界各类语言中，语法结构简单的类型，词汇和语义承担的表达功能必然厚重。汉语就是一种语义十分丰厚的语言。同样一个概念，可以用多种词语来表示。例如：殷周时代一个“天”，魏晋以后衍生出后来的“天空”“天穹”“天宇”等多个双音词。不但词汇丰富，而且词语内涵缤纷多彩，上述双音词，不但表示了“天”的概念，还附加了天空的视觉形状——天空对大地的笼罩似房宇、似穹庐。
汉语语素是单音节，又有声调 ，这就形成它具有整齐的韵律，天然的音乐性。汉语的文学体裁极端丰富，数千年来，汉语积累了许多内容形式俱佳的言语作品，诗词歌赋之外，散文的语言也时常三字格、四字格、六字诀、七字律等对仗、排比等语言的特殊表达方法。韵律是汉语的“血小板”，在纯文学的韵文体裁里，韵律挟持句法、变换正常句式的语言事实比比皆是，构词法具有非句法特征，也是不争的事实。汉语双音词在东汉以后的激增，主要句式的形成和演进，都有自己独特的规律，不能完全用所谓的“词汇化”来解释。
如上我们简单列举的一些现象，就已经看到钻研汉语要从语言事实出发，要从真实的现象窥探规律。著名国学大师章太炎关于语言的独特性有十分精辟的说法。他说：“中国之小学及历史，此二者，中国独有之学，非共同之学。”“凡在心在物之学，体自周圆，无间方国，独言文、历史，其体自方，自以己国为典型，而不能取之域外。”[2]语言和历史是有棱角的，是有民族性的，不论是交流还是研究，不同语言具体的差异性比之抽象的共同性，永远是更为重要的。
章太炎先生
汉字是世界最典型的表意文字，也是最古老的自源文字之一。世界上古老的自源文字并不多：汉字与两河流域古巴比伦的苏美尔楔形文字、埃及的圣书字、希腊的克里特岛线形文字A等，都是古文明的产物。所谓自源文字，是指这种文字产生于当时当地的地理、历史环境，并且是专为一种语言所建构的书写系统。在中国，汉字是自源文字；日本、韩国也使用部分汉字，对他们而言，汉字是借源文字。汉字完全适合汉语，所以是“语素-音节文字”。更重要的是，汉字是所有古老的自源文字中从来没有中断过的表形-表意文字。我们可以顺利地解读甲骨文和金文，也是因为汉字发展演变的连续性。
汉字演变的示意图
汉字经过存废之争。1908年，巴黎的中国留学生主办的无政府主义刊物《新世纪》第四号，发表了吴稚晖[3]的《评前行君之“中国新语凡例”》一文，鼓吹中国应废除汉文汉语，改用“万国新语”（即Esperanto世界语）。同年， 章太炎发表了万言长文《驳中国改用万国新语》，对汉字的优劣和是否能够废除的问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论争。在这篇长文中，章太炎驳斥了“象形字为末开化人所用，合音字为既开化人所用”的说法，指出使用拼音文字的民族和国家，从他们的文化看，并不都优于使用汉字的中国。同时指出，是否能普及教育，在于政府是否重视而认真推行，归咎于文字的优劣是难以说服人的。他明确提出了汉字与拼音文字优劣互补的主张：“象形之与合音，前者易知其义，难知其音。后者易知其音，难知其义。”章太炎还指出，一个国家的文字所以能够保存、传衍，是因为它与本国的语言相契合。日本所以改读改字，是因为日语与其借去的汉字不相契合。
汉字没有废除，就有了后来的简繁之争。90年代，大陆和港澳在简繁字问题上有过相互的理解，经过“汉字优化”问题的讨论，提出“简繁由之”的主张，并有了“相映成辉”的共同认识。“汉字落后论”已经逐步消除。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分离，海峡两岸在汉字的使用和规范上，已经有了很多不同，但是，汉字作为一种自源文字，一直携带着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它是中华文化的活化石，在古老的汉字中，可以追溯中华文化的种种原生态。共同的历史文化把大家连接在一起。中华文化成为大家统一认识、消除分歧的重要基础。这使我们更加理解了章太炎在一个世纪以前说过，要用语言文字来“激励种性”，来“增进爱国的热肠”的深刻意义。
简化字总表（局部）
进入21世纪以后，我们在高科技领域来看汉字，达到一个统一认识的新高度。
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全世界进入信息时代。信息时代的特征，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明：首先是生产活动引入了信息处理技术，也就是计算机进入了工业、农业生产和科技发明，使这些部门的自动化达到一个新的水平，生产力的提高是飞速的；其次，电讯与计算机系统合而为一，可以在几秒钟内将信息传递到全世界的任何地方，电报、电话、邮政都被网络传播替代了，人类的交流必须在这样的条件下来考虑成败；最后，信息和信息机器成了一切活动的积极参与者，甚至参与了人类的知觉活动、概念活动和原动性活动，也就是在精神活动方面，也有越来越多的内容，由计算机部分代替了人脑。信息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改变了人与人相处的方式，改变了人们的学习方式，也就必然要改变人的思维方式。中国的信息革命，都跟汉字有关，特别是第二个方面。应当想到，如果汉字没有进入计算机，手机和计算机里只有英文，我们很难传递汉语信息。海峡两岸共同经历了告别铅与火的时代。汉字迎来了信息革命的挑战。王选院士在1981年主持研制了中国第一台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原理性样机华光I型。有了这一台激光照排以后，我们就可以将信息输入到计算机内，并且它能使信息转化到纸上一页一页输出来。从1985年到1993年，王选院士又先后主持研制成功并且推出了华光II型到方正93系统，一共五代产品，以及方正彩色出版系统。这样印刷又进入到了彩色系统。而在此之前，我们是怎么印书的呢？是通过铅字排印完成的。铅字先要用手刻，刻完了再去做成模具，然后批量浇注。印不同的书，如果遇到之前没有的字，还得重新刻字。而且铅字是耗材，用过一段时间后，凸起的字面就会磨平，必须更新。因此铅字排印，费时费力，效率很低。由于铅字是用火铸成的，所以我们把这个时代称为“铅与火的时代”。王选院士研发的这些成果开创了汉字印刷的一个崭新时代，使我们的报业和印刷出版业真正告别了“铅与火的时代”，迈入“光与电”的技术革命。汉字进入互联网后，在互联网上所占比例从2016年的2.8%，到2018年仅仅2年的时间，就上升为4-6%，这是中国对世界影响力提升的表现，也是国家软实力提升的表现。时至今日，汉语汉字的优越性已经充分显现，对自己语言文字的自信，应当牢固的树立。
汉字激光照排之父：王选
中国语言学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由于不恰当地盲目引用西方语言学的方法和结论，汉语、汉字的真实面貌并没有被描述清楚，很多语言信息被忽略而失落，很多属于汉语汉字的内在规律不能客观地表述。传统语言学的继承一直没有很好地提到日程上来。重视历史，重视传统的继承与现代转型，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保护自己文化必须也只能遵循的道路。文化的多样化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前提，这并不违背国际化的原则。正确对待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吸收，正确对待传统的继承和创新，在很多领域有过深刻的论辩。如今我们来客观地看待这段与中国道路相关的思想论辩历史，可以择取其中或多或少的合理部分。而现今中国已经初步摆脱贫弱，讨论问题的背景早已经转换。只是，在对这一问题论辩的回眸中，我们看到的是，建设自信文化的重要性。港澳的很多学者二十年的奉献，创造了很多在特殊情况下进行母语教育、增进文化自信的经验。在文化认同的前提下，把中文教育推向新的高度是两岸学者共同的历史使命。
[1]见《大百科全书.语言卷》
[2]见章太炎《菿汉雅言札记》
[3]吴稚晖（1865—1953），江苏武进人。1902年加入上海爱国学社，曾参与《苏报》工作。1905年在法国参加中国同盟会，早年出版《新世纪》报。
作者简介
王宁，1936年生，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资深教授，北师大章太炎黄侃学术研究中心主任，章黄之学在当代中国的重要传人。
特别鸣谢
书院中国文化发展基金会
敦和基金会
章黄国学
有深度的大众国学
有趣味的青春国学
有担当的时代国学
北京师范大学章太炎黄侃学术研究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汉字研究与现代应用实验室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汉语研究所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研究所
微信号：zhanghuangguox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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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号主编：孟琢 谢琰 董京尘
责任编辑：邓若雪 向文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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