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背景】
据《中国自闭症教育康复行业发展状况报告III》推算，中国有超过1000万的自闭症人群，200多万的自闭症儿童，并且以每年将近20万的速度增长。他们中能够明确诊断的孩子已经成为中度和重度，还有大部分轻度的孩子在幼儿园和学校，这一部分的孩子家长不知道，老师不知道，社会也不知道。
自闭症谱系人士美妮在“九派当事人”发声，“好多医生们对我们的了解，更多是来自于教科书，或者是教科书先入为主——实习生们看到‘病历’，然后对照教科书（哦！果然是那个样子）。在医生的眼里，我们就只是各种各样的缺陷的集合，他们只是想‘消除异常’，而没有考虑到最开始来求助的人的初衷：更高质量的生活。”
以下是自闭症谱系人士美妮在“九派当事人”栏目中的发声：
大家好，我是自闭症谱系人士美妮，应“九派当事人”邀请，讲一下我的成长经历和一些思考。
（一）在学校被言语、肢体侮辱，我曾用尖叫来反击和表达
小学的时候，我就是被其他同学欺凌的对象，但更多是老师欺负我——是啊，老师和家长合起伙来。虽然有玩伴，但有一次，我听到一个“要好的玩伴”的口误（傻人有傻福）——哦，原来她也认为我是傻子。受到辱骂或肢体暴力后，虽然我想要打他，但是我无能为力，只能尖叫。
我小学的老师有偏见，不管是谁的责任，见到我总是先打我一顿。我做事很慢，计算什么的存在一些困难。我会把之前欠下的作业补完，放在旁边，再继续写另一项任务。当时班长就举报说“我在抄作业”，我就莫名被老师打了。
初中也会遇到一群人骂我，骂完后就立刻分头跑了。那时我感觉自己被侮辱了，那种滋味难以形容――我感到极度愤怒，以至于脱光了衣服。我是受害者，但我爸总是在乎“面子”，我回去之后我爸还打了我一顿，说“没有脸皮了，死了算了”。
我那样做，只是要去表达我的愤怒和无助。无论是赤身裸体地呐喊，还是一条腿搭在栏杆上表演自杀：“你们这样逼我，我死了才能解脱”，我并不是真的想死，只是告诉他们，已经把我逼到绝路了，这种痛苦甚至超越死亡。
高中有一次，那些男生把我抬起来，要把我从窗户扔出去。之后我就哭了大概两个小时，一直哭到老师来把那个男生骂了一顿。
读大一还不到两个月，和同学发生了矛盾，我就被强制停学，到北京安定医院儿科挂特需门诊。主任崔永华，只是告诉我母亲“我不能适应社会”，暗示母亲要我必须去他的“心灵彩虹”机构――那边只是问题青少年集中营而已。后来复学，校方要求“强制陪读”。大二的时候彻底不能忍受他们的反智言论，我就退学了。
他们觉得我反应慢一点，就会在学校叫我傻子，我就是因为这个而用尖叫来反击和表达。我爸妈认为他们只是骂一骂，而我则认为我最重要的部分受到了侮辱。我后来放弃尖叫的原因，是我在“心灵彩虹”机构被折磨。我尖叫，他们就把枕头按到我的头上，甚至注射镇定剂，那时感觉我快窒息了。
我母亲是那种比较强势的人，我一直都害怕她，因为她总是打骂我。我上小学的时候总是丢三落四，被叫家长，计算出错，我妈都会打我。我最后就不喜欢写作业了，有时候是真的忘记带了，而另一些时候我就直接不带了，反正都是会被打的。
我父母刚开始否定我之前被别人虐待，还否定这个医疗诊断，一直在逃避。后来在我大学退学之后，我妈终于承认她错了――她不能主宰我的生活。
当时有一段时间，我感觉彻底失望了，想逃离这个地方。后来我看到中山恒的一个儿童文学作品，讲一个孩子（光男）被误解和粗暴地对待、被一些油嘴滑舌的学生攻击；还有J.K罗琳书里的哈利·波特也被这样对待，让我认识到并不是逃离了这片土地，就可以改变，这可能是人类的一种通病，是人性的问题。
（二）好多医生们对我们的了解，更多是来自于教科书
我先后进行了两次诊断，结果均是自闭症谱系障碍（“阿斯伯格综合征”，根据DSM-5，属于自闭症谱系障碍）。这是一个光谱，每一个谱系人士所面临的挑战，以及交流方式均不尽相同。日常按照“语言能力”和“智力量表”来进行划分，可能存在不妥。
培智学校一直都存在，但是，现在提倡的是融合教育。我之前的“融合”只是无意识的。只是当时我周围的人并不清楚我存在障碍，反而被认为是“态度”问题。
然而，对每一个要进入普校读书的孩子，可能会面临像我曾经一样的遭遇――被特别对待，甚至被视为“祸患”，然后被劝退或者开除。就像2017年，我复学时，学校要求强制家长陪读；而辅导员总是向我和家长施压，说“我肯定毕不了业的！”，似乎我回来上学是他们的施舍…… 哦，当然，现在我退学了，毕竟我再也无法任人摆布。而在今年，一位ADHD儿童的家长说“学校老师不要我们……”
我不希望类似的悲剧继续发生，曾经我的软弱，我父母的妥协（讨好）――是的，如果去争取，或者说所谓的“以卵击石”，不一定会成功，但至少会赢得尊严（而不是跪着乞讨求得施舍）。
无知、忽视和恐惧将人类撕裂……
当今，如果有人嘲笑谁是肢体残疾或者视力残疾，人们会认为这个人很没有教养。但是对精障者和心智障碍者的大肆嘲弄却从来没有停止过，文学影视作品里刻画的那些“精神病患者”或者“智力缺陷的人”，那仅仅是一种曲解和臆想，而不是现实。人们总认为这些是另一类人，甚至把他们当做假想敌。这也就是为什么给心智障碍和精障人士配备的“所谓”的便利设施，居然是智能锁、监控（反而更不便了）――其实是一种限制、软禁，不是真正的合理便利。
好多医生们对我们的了解，更多是来自于教科书，或者是教科书先入为主――实习生们看到“病历”，然后对照教科书（哦！果然是那个样子）。在医生的眼里，我们就只是各种各样的缺陷的集合，他们只是想“消除异常”，而没有考虑到最开始来求助的人的初衷：更高质量的生活。
就像抑郁症，神经递质失衡假说占据了主导，药物也是根据这些假说所设计的。即使是有其他的假说，如HPA，炎症（inflammation），但是呢？医生仍然是“舍曲林/氟西汀/西酞普兰……”
美国精神科医生丹尼尔·亚蒙写的有关脑部健康的内容更较吸引我。尝试追求更好的生活，不是说追求某个标准（所谓的正常）。
我现在是在上海久牵志愿服务社。会上一些通识课程，我才感到那才是我想要的。
我妈希望我一直读书，混个文凭，找一个铁饭碗。但是我挺讨厌稳定的东西，一直被拴在那里多无聊，整个一生都是那样，太痛苦。
梵高，唯一卖出的那个画是《红色葡萄园》，父母会认为这个人很失败，画家生前过得都很惨。家人们说“当画家没前途”。
但对我们来说，他们完全被局限在物质上了。
“九派当事人”栏目是九派新闻与腾讯新闻独家合作栏目，旨在为当事人提供发声平台，让他们的声音被更多人听到，呈现事件的更多面相，有关内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