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一个孩子，幸福一个家庭，
影响一个社会。
口述人：张明 中国社科院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
我们的人力资本的积累速度逐渐放缓，低收入家庭投资子女教育的回报率被压低了。
所谓人力资本其实就是劳动力质量，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人力资本积累速度越高，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速就越快。
我有一个比较新颖的观点，就是分析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积累速度，可以看这个国家的中低收入家庭将收入投资于子女教育的比例。
尽快没能找到这方面的具体数据，但从经验上来看，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中低收入家庭投资子女教育的积极性是很高的，子女的教育支出占这些家庭总支出的比重并不低，因为对这些中低收入家庭来说，投资子女教育所获得的回报是非常可期的。
例如，一个农村家庭中有三个子女，全家人节衣缩食，支持其中最有天赋的一个孩子上学，这个孩子也很争气，考上了重点大学，由于当时重点大学的学费并不高，而且还有一定的补贴，所以这个孩子进入大学之时，就是这个家庭减负之日。
等到这个孩子大学毕业，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如公务员、国企或外企员工），他就完成了从农村草根阶层向城市中间阶层的身份转换，更重要的是，在他进城工作后，还会千方百计地帮助自己的兄弟姐妹进城，有很大概率帮助全家人实现收入和身份的跃迁。
用经济学术语来讲，这个家庭对一个孩子教育投资的收益可以溢出到整个家庭，因此整体的投资回报率很高。
可遗憾的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这样的一个阶层跃迁逻辑也发生了重要变化，“鲤鱼跳农门”的故事越来越难以上演了。
无须讳言，我们正在面临一个残酷的现实，改革开放几十年后，中国的城乡教育差距已逐渐拉大，这就导致农村孩子考上重点大学的概率呈下降趋势。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刘云杉教授在统计了1978-2005近30年间北大学生的家庭出身后发现，1978-1998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子比例约占三成，而在2000年，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到了今天，这个数字可能还会更低。
这时，一个农村孩子所面临的现实情况就变成了，经过自己的努力，好不容易考上了一个二本或三本学校，然而，考上二三本学校才是故事的开始。
中国大学目前的收费特点是，越是重点大学，学费通常越低，越是二三本学校，学费通常越高，因此，这个农村孩子考上大学之日，就是这个家庭举债之时。
此外，中国劳动力市场长期处于一个结构性失业的状态，本科毕业生供过于求，不好找工作 ，再加上一二线城市房价的飙升，也使得中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在大城市立足的难度越来越大。
所以，当一个农村家庭举债培养出的孩子，只能上一个就业前景并不明朗的二本或者三本院校，且在城里难以立足时，这个家庭就很容易丧失对子女教育投资的信心。
因为这些家长们已经预期到，即便自己节衣缩食，以其他孩子利益受损为代价，读书的孩子在未来也很难反哺其他家庭成员了。
而造成这一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则是中国社会阶层流动性已经明显下降了。像之前流行的“拼爹”一词，就是对这一现象的精准刻画，“拼爹”背后所透露的含义，不就是子女一辈人的社会阶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父母一辈人吗？
之前，中国精英阶层曾出现过断层，高考成为从草根阶层选拔培养人才的公平机制，这一逻辑塑造了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社会较强的流动性。
然而，精英阶层一旦形成，利益就可能固化，从而演变为既得利益阶层，这些人将会千方百计保护自己的利益，人为提高准入门槛，造成精英阶层的“板结化”，最终导致阶层流动性的下降。
像一些拉美国家的中低层年轻人因为看不到阶层跃迁的希望，他们渴望改变现状的政治诉求就容易被一些政客利用，不知不觉陷入了民粹主义，整个国家也在外债危机与通货膨胀之间循环往复，这就是阶层固化的恶果所致，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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