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嘲为“打工人”的年轻人，为何除了进入“加班”的修罗场，似乎别无选择？
我们暂时不用“内卷”去粗略地概括这样的现象，我们想要知道的是，这样一个不良善的生态是如何形成的。
从“小镇做题家”，到“打工人”和“码农”，在自嘲之外，还需要有更多的年轻人的声音被听到。
作者 | 程迟
编辑 | 萧奉
互联网大厂的打工人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猝死、自杀身亡、被裁员，曾经金光闪闪的大厂Logo蒙上了一层灰影。
但资本的逻辑并不依循人意，在负面新闻出现后，这些互联网大厂的股票通常一路高涨。
残酷而真实的“大厂”生态展现在我们眼前。在这个生态里，无人能够作为旁观者。它们引起的广泛讨论，不仅是因为这些“日常悲剧”足够悲情而让人触动，更是因为它们促发了人们对自身境况的反思。
从去年关于困在系统的外卖员引发的关注，到“小镇做题家”和“打工人”的自嘲，再到如今被推至高潮的“过劳”“996”“加班文化”的讨论，人们的目光越来越聚焦于“资本”以及“资本家”，但是互联网打工人面对的修罗场，仅仅依靠资本家，是炼不成的。
不平等的童年
在这些互联网大厂工作的年轻人们成为“打工人”之前，他们更可能的另外一层身份是“小镇做题家”。“小镇做题家”只是一个自嘲，他们未必全部都来自“小镇”，来自二三线或以下、家境中上的城市的青年也会称自己为“小镇做题家”。
对这一标签的认可，更多是来自通过高考进入大学之后，深刻地体验到阶层的存在。在高中的课室内，校服与成绩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年轻人对阶层的体验，但是去掉课堂滤镜，进入成人的世界之后，直接的阶层体验不可避免。
英语口语、课外活动、人际交往能力、穿衣品位甚至情感经验，都将“小镇做题家”直接推到了“阶层”的聚光灯下。
在豆瓣“小镇做题家”小组里，有一个“作为小镇做题家，你们认为自己的主要短板在哪里？或者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的帖子。被点赞最多的回应是：“胆怯，或者说是因为爱面子而不敢去接触和尝试新事物。怕别人瞧不起。”
这部分自认是“小镇做题家”的学生可能被批评为矫情，或者过于敏感，但是事实是，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国外，教育是造成阶级区隔的重要元素。
美国社会学家安妮特·拉鲁在她研究来自不同家庭的学生的生活后所著的《不平等的童年》里，讲述了社会地位如何影响家庭生活。
《不平等的童年》[美]安妮特·拉鲁 著
宋爽 张旭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6
她提到，中产阶级的家庭更倾向于“协作培养”，也就是家长对孩子的天赋、见地和技能进行积极培养和评估。他们有的放矢又坚持不懈地努力去激发孩子的发展，去培养他们的认知能力和社交能力。工人阶级则是另一种“成就自然成长”的观念，对孩子的干预较少。
这样教育的区别直接体验在语言的使用上，中产阶级“没完没了地把努力集中在说理和磋商中”，而对工人阶级而言，“语言更多是一种社交工具，指令性的语言很普遍”。
中产阶级的家庭讨论的话题更为广泛，而使用成就自然成长的家庭里，除了使用指令性的语言外，他们讨论的大部分是关于钱的话题——语言环境造成“潜意识焦虑”是可以在孩子心中生根的。
等候在高考考场外的家长们。图/图虫创意
中国与美国的情况不尽相同，但是近期“海淀妈妈”“鸡娃”和“衡水模式、毛坦厂模式”的讨论中，我们都能找到这些焦虑的相同路径。
焦虑与竞争直接相关，“小镇做题家”们进入大学之前，经历过最大的竞争是高考。
2020年，中国的高考人数达到新高，人数为1071万，从图中可以看到，各地区之间的一本录取率差距明显，最高和最低之间录取率的差距达到了40% 。
2020年，各省一本录取率。图/高三网
作为选拔性高考的“残酷性”激励了一种变相的“狼性文化”。尽管关于衡水模式与毛坦厂等大型中学模式已经被讨论多次，但是人们讨论更多的是这些巨型中学通过在我们看来“极端”的方式提高分数的合理性——但或许我们应该讨论的是它的“垄断性”。
2019年，衡水中学的高考理科700分以上23人，占全省700分以上人数85%，文科670分以上22人，占全省52%。更具体的2020年数据是，河北省文科前100名，衡水中学占了68人，理科前100名则占了76人——在别的地区，这种现象是很难想象的。
“超级中学”的模式在十多年前并不多见，而现在我们已经能够感受到超级中学出现在越来越多的地区。
记录片《高考》里，超级中学的严密监控。图/《高考》
每日严格到分钟的规划、大量重复的课程训练、不间断的测试与排名、整齐划一的口号、走廊上焊接的栏杆，以及巡回检查的教师。学生们生活的目的只剩高考，由此，学校的环境已经对学生完成了一次“规训”。
这种“规训”最直接体现在建筑上，在福柯的《规训与惩罚》里，对建筑和权力有一段极为明确的分析：
“一个建筑物不再仅仅是为了被人观赏（如宫殿的浮华）或是为了观看外面的空间（如堡全的设计），而是为了便于对内进行清晰而细致的控制——使建筑物里的人一举一动都彰明较著。”
《规训与惩罚》
[法] 米歇尔·福柯著
刘北成 / 杨远婴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10
学生进入校园，所处的整齐划一的教室，需要面对的是监控以及老师的巡查，在分数和考学的压力下，这些层级监视逐渐被合理化为日常。
时间快进至这些“小镇做题家”们冲出重围，获得学历，进入工作后。工作单位严格的管理与监控、KPI的要求，以及不断地加班，也极容易合理化——如果学生时代在食堂排队吃饭的时间都需要拿出单词卡背诵单词，那么工作时严苛的监管，并不是难以预见的。
就像一位网友对员工猝死事件发出的惋惜：“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还有说‘不’的权利。”这样的悲剧事件让人们再度讨论起“资本”和“资本家”。
资本的逻辑
当“小镇做题家”进入大厂之后，作为一个附庸于“资本”的个体，的确是无力的。
最为人熟知的对资本的批判来自于马克思的《资本论》，马克思对资本及资本家的批评直接而猛烈：
“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值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的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力就越旺盛。”
“在奴隶制下，所有权关系掩盖了奴隶为自己劳动，而在雇佣劳动下，货币关系掩盖了雇佣工人的无代价劳动。”
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英格兰。图/维基百科
《资本论》已经观察到在资本主义的劳动关系中，“人”的异化。马克思19世纪中后期观察到的社会是资本逻辑的一部分，一百五十余年后的今天，“资本”比马克思当初观察到的要更加复杂。
与马克思同时代的社会学家西美尔（Georg Simmel），在他的《货币哲学》中对“货币”的思考或许也能帮我们理解“货币”“资本”在现代社会中不可避免的悲剧性。
《货币哲学》
[德]西美尔 著
陈戎女 / 耿开君 / 文聘元 译
华夏出版社
2018-11
在西美尔看来，现代社会中的金钱已经成为“凝缩的符号”。作为符号的货币，成为了衡量社会经济价值乃至个体价值的标准，以客观化、量化和平均化的导向渗透经济、文化和精神生活。
货币赋予了事物客观性，“使一切形形色色的东西得到平衡……货币挖空了事物的核心，掏空了事物的特性，特有的价值和特点，毫无挽回的余地。事物都以相同的比重在滚滚向前的货币洪流中漂流……”并且还提醒，“一种纯粹数量的价值，对纯粹计算多少的兴趣正在压倒品质的价值，尽管最终只有后者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
变成“打工人”的“小镇做题家”们，被顺理成章地简化成了数据。他们的投入和产出被精确地计算着，资本与效率已经成为密不可分的一体两面。这是一种现代性的“西西弗斯”悲剧，不断地重复，制造“资本”的意义。
西美尔评价道：
“货币经济最终让货币价值作为唯一有效的价值出现，人们越来越迅速地同事物中那些经济上无法表达的特别意义擦肩而过……生活的核心和意义总是一再从我们手边滑落：我们越来越少获得确定无疑的满足，所有的操劳都毫无价值可言。”
这种观察在一百多年前或许显得“超前”，但是对应到现在的诸多年轻人的生活图景，可以说每个字都是准确的。生活空间被压缩至眼前，任何“远方”都成为了一种徒劳，公共交通通勤、写字楼、打卡机、格子间、工作电脑……这些元素成为生活的极大一部分。
格子间的社畜。图/《到了三十岁还是处男，似乎会变成魔法师》
这幅图景，就是加班文化的图景。中国人本身对“勤劳”有着最朴素的认同，但是在极为崇拜效率和产出的社会环境中，这种朴素认同就会变成一种“铁律”。
灯火通明的大厂写字楼里，年轻人不断地为产出和效率燃烧着，自愿或者不自愿，所有人都在同一个系统当中无法抽身。
不容资本家放肆，也放肆多时了
对资本家贪得无厌、敲骨吸髓的批评并非错误，但系统性地对《劳动法》漠视、对员工压榨、对效率和资本的极端崇拜，将人与资本的关系本末倒置，绝非一朝一夕之间能够形成的，也并非是中国独有的现象。
近几年，随着智能手机的发展，中国的互联网经济突飞猛进，“大厂”以其品牌效应和较高的薪酬，成为许多年轻人的首选。
但是本该依靠脑力与创新展现优势的“大厂”，却保留了非常原始的流水线工厂作风——依靠人海战术，在市场上厮杀。互联网大厂成了集“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力密集型”的巨型利维坦。
特殊的环境又不断供养着这样的系统。
《用后即弃的人》
[美]凯文·贝尔斯 著
曹金羽 译
三辉图书 |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9-11
学者齐良书和刘岚在2013年的一份调查研究表明，不同户籍身份劳动者每周平均工作时间存在着明显的梯度：外地人员要比本地人员加班时间更多。
各类互联网大厂及旗下企业的员工均已超过十万，而毕业五年内的年轻人占到绝对主力。也就是说，为在城市立足，许多刚来到城市的员工不得不选择加班，以完成过量的任务。
中国的状况与十多年前的日本极为相似，日本学者川人博研究日本“过劳死”现象之后，用了“过度社会”来形容日本（1994）。
也就是说，日本社会充满过度效率、过度品质、过度消费和过度服务。企业过度追求效率，不断地超越劳动者的肉体和精神界限——这与今日中国面对的情况极为相似。
《半泽直树》中展现的日本工作场域里的权力关系。图/半泽直树
日本在二十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经济起飞，此间大量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劳动力的涌入城镇最多的时候，也正是日本加班过劳现象最严重的时候。
中国在市场化改革后，企业的竞争加剧，于是进入了一种“赶超模式”中。观念、制度和行为都尚未完全脱离先前经验，于是在与日本相似的“过度社会”里，出现了现在对年轻人近乎“野蛮”的剥削。
东亚的“集体主义”倾向也间接促成了加班文化。在集体主义的文化下，加班会很快从个人发展到整个集体。“狼性文化”从来与过度集体主义息息相关，当个人与团队绑定时，职场专制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
这也部分解释了一份堪称“吊诡”的调查报告，现在有52.3%的青年每周工作时间在40小时以上，但是只有37.4%的在职青年认为自己工作中有加班现象——也就是说，有15%的在职青年并未意识到自己在加班。
而意识到自己加班的青年中，有67.4%的青年认为自己是自愿加班。在非自愿的青年中，约有20%的青年迫于工作单位的“加班亚文化”而加班。
透过这份调查，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见，“加班文化”的形成，除去雇主的压迫，与员工的“认同”也息息相关。在大厂的实习机会都能够形成地下产业链的今天，“大厂崇拜”与“狼性文化”得到许多年轻人的体认也不足为奇。
《过劳时代》
[日] 森冈孝二 著
米彦军 译
新经典 | 新星出版社
2019-1
新自由主义的漩涡
但“打工人”同时也是更大叙事的一个片段。
当我们讨论“资本家”的时候，最常见的辩护是将资本家与市场与自由结合在一起，将不合理的公司制度以市场制度合理化，由此而产生了一套“存在即合理”的说辞。
古典自由主义最早倡导者亚当·斯密和大卫·休谟等，系统地阐述了一个流通且开放的市场如何使国家财富增长，而最终造福人民。
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他讲述了劳动如何产生分工，分工的细化如何增加生产率，并且促生更复杂的货币体系，增加国民财富。他鼓励自由市场，提倡“重商主义”。也因此，他的观念一直是自由市场维护者的信条。
1776年在伦敦出版的第一版《国富论》。图/维基百科
但事实上，斯密强调的是一种市场和劳动力之间互相成就的关系，并非市场一味地主导劳动力。他坚持自由、开放的市场，但是也强调“丰厚的劳动报酬即是过敏财富增加的必然结果，又是国民财富增加的自然征兆。反之，劳动平民的生活资料贫乏是停滞状态的自然征兆“。
而在斯密稍后的另一位自由主义的倡导者约翰·穆勒在他的《论自由》中对自由的阐述十分清晰，但是他清晰地说：“任何人的行为，只有涉及他人的那一部分才必须要对社会负责”。
《论自由》
[英] 约翰·穆勒著
孟凡礼 译
理想国 | 上海三联书店
2019-4
也就是说，资本家们以及他们的“大厂”作为雇主，它们的制度与员工个人息息相关，无底线的“加班文化”即便是在自由主义的话术之下，也是对员工自由的一种侵犯——也正因此，当自由只针对资本家及企业，而非员工时，“自由”是伪善的。
如果古典、朴素的自由主义的语境下，对资本家们的辩护不成立的话，那“新自由主义”是否能完整地将资本家的作为合理化呢？
伴随着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在1970年代之后席卷全球。为了避免经济出现和“大萧条”时期类似的衰退，新自由主义提倡消除贸易壁垒、自由贸易、尊重个人权利等，是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更新。它把一切人类行为都纳入市场领域，并且指导着人类的行为。
撒切尔与里根内阁的会面。图/维基百科
1970年代，英国撒切尔和美国的里根总统以保守派的姿态，顺势推广了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是一项政治计划，它重建资本积累的条件，并恢复经济精英的权力。
用“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理论为资本家们辩护的人可能忘记，或者并不了解——在哈耶克、米尔顿·弗里德曼、卡尔·波普尔等成立拥护新自由主义的“朝圣山学社”时，他们认为“没有这些（市场和法律）制度所带来的权力分散和创新精神，就很难想象一个社会能够有效地保障自由”。
也就是说，新自由主义的诞生，与经济危机直接相关。新自由主义的论调在经济低迷的时候比经济高歌猛进之时对人们更有吸引力。
今年国内几家互联网“大厂”都出现了负面新闻，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与今年疫情造成的全球的经济下行趋势相关。原先的市场被瓜分殆尽，全球性的萧条让投资者（也就是“资本家们”）的资产缩水——于是更激烈的竞争在所难免。
也就是说，更激烈的竞争压力催生了对底层员工的更严重剥削。新自由主义者幻想的全球化下的美好乌托邦图景——更好的社会，更平等和自由的社会——在实现之前，全球化加速的竞争压力大部分是直接转嫁到底层劳动力身上。
新自由主义以及全球化带来了诸多福利，改善了千万人的生活。但打工人是否一定要以灯火通明的写字楼、凌晨两点下班这样的生活方式来为资本家自身的危机埋单？
《新自由主义简史》
[英]大卫·哈维 著
王钦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12
法律只是最低标准
小镇做题家们在职场上被“剥削”的状况，与其说是“贪得无厌”的资本家所造成，不如说是长时间的规训、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资本的天然特性、人的现代性困境以及无法抽身的特殊的社会环境共同的合谋。
改变无法一朝一夕产生，但是我们可以向经历过此阶段的国家学习。
美国的企业推广弹性工作制，也就是在保证40小时工作的前提下，员工可自行确定上班时间。去年疫情以来，许多公司已经开始居家办公制，只要能够完成工作，并不要求进入公司上班。
美国的许多公司也提供心理咨询与法律援助，保证员工的利益。
在日本，厚生劳动省制定《劳动安全法》，修订《防止过度劳动导致健康损害的综合对策》，严格要求企业保证员工拥有正常合理的工作环境，并且投入资金进行过劳状况的监测和研究，试图“量化疲劳并开发抗疲劳药品”。
厚生劳动省所在地。图/维基百科
在欧洲，有95%大公司与85%的中小企业向员工提供减压帮助，每年花费近800亿欧元。这笔不小的花费得到了回报，研究表明，企业在员工减压方面进行1欧元的投资得到的回报为3-16欧元。
如果严格地依照《劳动法》对国内的企业进行监督，改善工作环境，明确加班的条件，对“狼性文化”和“加班文化”祛魅之后，各类企业原始的扩张方式，或许会迎来改变的可能。
但毕竟法律的监管只是最低的标准。如何让“资本”不肆意压榨年轻人，还需要更多努力。
参考文献：
1.[美]安妮特·拉鲁，《不平等的童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6
2.[法]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10
3.[德]西美尔，《货币哲学》，华夏出版社，2018-11
4.孟续铎. 劳动者过度劳动的成因研究[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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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黄忠琴. 员工非自愿低效率加班现象研究[D].华中农业大学,2013.
7.华先莹. 中国城市新白领日常生活的个案研究[D].东北财经大学,2016.
8.[英]约翰·穆勒著，孟凡礼译《论自由》，理想国 | 上海三联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