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读书都是能改变命运的最好方式。不管是古代的科举，还是如今的高考，都为底层人才摆脱阶级往上流动提供了最好的窗口。
虽然科举制度本身的立意是好的，但在某些时期，由于统治阶级的愚昧，让科举制度也变了质。譬如清朝的八股取士，完全就是给清廷选取听话的奴才，不少人因此怀才不遇，导致清朝时期抨击科举制的文人不胜枚举。
像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表面上看是鬼故事集，其实里面也饱含了对科举制度的抨击。譬如有一篇叫《叶生》的，里面将叶生“文章词赋，冠绝当时”，最终却落了个困于名场，郁郁而终的结局。还有一篇叫《司文郎》，借一个瞎和尚能用鼻子闻出文章的三六九等，来讽刺当时清政府举才的昏庸。
同样还有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其中那篇《范进中举》的文章将清朝科举制度的弊端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判。不管是蒲松龄还是吴敬梓，他们抨击科举制度都满足了3个条件，一是科举制度本就昏庸，二是他们是科举制度的受害者，三是必须有才。如果三个条件都不满足，所谓的抨击反倒像是无病呻吟。
今天要说的这个故事便是如此，我国的高考已经尽可能地保证了公平公正客观，针对各地区教育资源发展不平衡的情况还采取了区别命题，并不像古代科举那般呆旧死板。然而在2006年，依然有一位考生用自己的行动表达了对高考的不满。
这个考生叫蒋多多，来自河南南阳卧龙区王村。她爸是保险业务员，母亲则在家务农，家庭条件很是一般。
初中时，蒋多多还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甚至年年都能考个全校前三。但从高中开始，她迷恋上了写小说，曾为此痴迷到写一天不上课。后来她将几篇佳作寄到报社，报社还发表了一篇，这让蒋多多很是触动，她决心一心扑在小说上，还给自己取了个笔名，叫“心碎飞魔”。
写作这种东西，是需要大量的阅读做铺垫的。由于热爱写作，蒋多多因此看了不少书，而某天在一些外国书籍中，她第一次了解到了国外的开放式高考。理想主义爆棚的她马上被这种素质教育下的高考模式吸引了，对国内充满应试意味的高考很是鄙夷。
当然，由于沉迷小说，上高中后的蒋多多成绩从此一落千丈，学业上的吃力，再加上对高考的不屑，让她愈发对现状不满。高三那年，她曾多次向班主任和父母阐述自己内心的想法，想要放弃高考成为一位小说家。然而，都被以一句“你不高考没有出路”给搪塞回去了。
在这一系列因素的主导下，2006年6月7号这天，蒋多多在高考试卷上洋洋洒洒写下8000字对高考的不满情绪，最后以“心碎飞魔”的笔名落款交了白卷。面对父母那句“考得怎样？”蒋多多并没有回答，在家待了几天后，便拿着200块钱生活费准备去打份暑假工。
找暑假工的过程中，让她感到了生活的艰辛。200块钱很快花光，她甚至不得不在亲戚家借宿，或是流落街头，一直到10多天后高考成绩放榜，她才再度回到家中。
最后，蒋多多查到了自己的成绩，除了写下8000字“小作文”的语文科目被判处违规，其他科目都是正常按交白卷的0分处理。她自然没能考上大学，不过，却因此成了南阳市的名人。
因为交白卷和抨击高考，上门来采访她的记者络绎不绝，甚至南阳市的教育部门还给她送来诸多书籍，希望她能端正心态振作起来，复读一年再战高考。
然而，蒋多多并没有这么做，她把自己关在家里写了1年半的小说。之后将这些小说全部寄给了北京一家出版社，随后便和同乡外出打工去了。如今，网上已很少看到她的消息，至于她当时寄出去的那些小说，也被编辑放弃，最终也未能出版。
蒋多多以一己之力抨击高考的行为无疑是相当幼稚的，目前高考制度十分符合我国的国情，并不存在问题。而蒋多多也不是高考的受害者，至于是不是怀才不遇，只能说仁者见仁了。三个条件她都不满足，如此贸然抨击高考，只能很快被时代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