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云杉：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
各位嘉宾：
2020年可谓“艰难时世”。这一年，我们经历了很多，总算到了年终岁末，我们能用温和、理性的态度，既直面问题，也谨慎务实地探讨“改善教育生态”的可能性。
01
教育“病”在哪里？
这一年秋冬，热词不断从教育领域爆出，深陷“内卷”困局中的年轻人，既斗志昂扬，又极度疲倦；渴望成功，又惧怕失败，在彼此PK中，耗尽元气。这个词的出现，就意味着“病”已经成为群体行为与制度困境，如果说，前些年关注的年轻人中的抑郁、焦虑，心理疾病，所聚集的还局限在个体病变的层面；“卷儿”的出圈意味着人们认识到“病变”已经发生在制度层面。
其次，是教育焦虑与学业军备竞赛，焦虑并不局限在中产阶级，虎妈、狼爸改变了策略，从恐吓到“鸡娃”，摇身一变，成了各种学习项目的CE0——母职经纪人，疯狂的黄庄、海淀的二代、顺义的爬藤母亲，从学校，到专业，到各种兴趣班、课外活动，各种版本的“鄙视链条”不断炮制出笼，正确的学习、得体的活动、恰当的教养，在今天，“名校出身”看似公正且权威地完成了社会分层，在各种外部利益与管理逻辑下，名校既受到前所未有的推崇，也前所未有地脆弱，甚至空洞。置身大众高等教育时代，在文凭膨胀、教育收益下降、全球二元劳动力市场出现、中产阶层塌陷的重重困难中，人们期待“名校”的身份神话能替代家庭，完成了对下一代的“制度性庇护”，但很遗憾，这也扭曲了甚至异化教育的功能：教育成为社会分层的代理机制。
在我们这个社会，“读书改变命运”是普通中国人最基本的信念，也是中国历史的基本制度。教育被期许为维持社会公平的安全阀，教育与考试既对一切人、一切家庭开放，就意味着一切人、一切家庭卷入其中。原本是一个传递文化、延续整体生活方式的学校却被异化为一架体制性的“社会阶梯”。在社会的阶梯意象上，每个个体都是双面作战，一方面设法往上爬，另一方面又在不断防御下面的人往上钻，防御“下滑”与力争“向上”已经成为所有阶层（绝不仅仅是寒门，包括中间、中上阶层）代际传递中的深刻紧张、乃至日常的焦虑。
当教育被异化为一个战场时，学校被扭曲为一个竞争的赛场。学校应该建设的有机的、团结的共同体蜕变为原子化的社会，一盘散沙。病症表现在教育上，病根或病灶却在社会结构之中。
病灶是什么呢？能既简单、笼统，又语焉不详地冠之以功利主义教育吗？能将焦点转移到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对立吗？高端活动、从容淡定、精心培养的兴趣、自由、自主是中上阶级的素质，细致而严密的制度管理、苦中苦之后的习惯的养成、意志的磨砺、忍受单调无聊、勤奋努力是平民精英的素质，在对素质教育的不同定义、不同实践之后，中国社会的中上阶层与中下阶层在对“继承人”的培养途径、对精英的塑造策略上出现了明显的差异。我们既有受压迫的儿童，同样有被宠坏的孩子。当然，背后都是无限的希望，无限的希望寄托在孩子的无限可能性上。
无限的儿童、无限的军备竞赛，这是现代的无限病。一种表现为“无根病”，出人头地，不断往上走，不断地离开，远离故乡与亲人，这是现代意义上的孤儿；无根病根源于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中；另一种为无限病，无限的可能、无限的希望，风尚与民情的虚妄既蛊惑又逼迫一个普通的孩子不再甘于普通，他在无限的膨胀中又陷入无限的孤独，他是一个现代意义的独子。孤儿的处境有多严苛，独子的心态就有多虚妄。更不幸的是，孤儿和独子多是一体的，处境的严苛，激发心态的虚妄。我们该给年轻人一个什么样的成长生态呢？
至此，我们对教育病的问诊可以告个段落，它在教育中爆发，但病灶却在社会结构之中，准确地说，社会不在了，秩序不在了，人与群体都不再有了限度。这是一种涂尔干意义的现代的“无限病”。
02
教育改革从哪入手呢？
公允地说，我们的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一直很勤政，我们的专业力量、公益组织、民间力量、社会舆论一直在高关注、高参与，教育改革热度很高。遗憾的是，教育改革越改问题越多，麻烦越大，以致教育本身成了一个大trouble。一个专业的领域，需要接受公众监督，也应该成为公共的论域，但不应成为各种情绪、各种矛盾、各种理念与利益的低效的博弈场。我们需要格外冷静地下来，重新审思教育改革的方法论，今天教育空前地被关注，然而教育专业的权威却前所未有地低落。
让人略感新意的是，本届论坛的主题叫“改善教育生态”。当教育被视为一种生态时，意味着改革者尝试走出教育之外，将教育视为一个整体，这意味反思深陷行政层级的绩效观，那只会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只重视、只看到计划内的数据与指标，忽视意外的结果，或者无视政策的负向功能。
以减负为例，减负的1.0版本是学生学业负担重，甚至细致地规定教学的篇目、内容与字词，学校减负之后，家长负担却重了；学校减负与校外补课是什么关系？学校减负不意味将教育的核心内容外包给家长，给校外培训机构，公平不意味低质量的公平，如何办公平且优质的教育，这其后藏着平等与卓越的矛盾。
减负的2.0版本将是家长负担，经济成本、情感成本与时间成本。教育越来越昂贵，办人民满意的教育，用服务与消费来定位教育产业时，要找能信任、敢负责任、有专业权威的学校与老师，却越来越难，越来越贵，但并非越贵越好。在家校关系中重建信任？
因此，改善教育生态，第一句话，重建教育的信任。
与学业减负相关的考试改革同样如此，自由选考、等级赋分等等初衷是培养学生的兴趣与特长，然而考试改革不是实验室的数据模拟，知识是有内在关联、教学是有严格秩序的，教育与考试最重要的是塑造与奠定年轻一代的心智的内在秩序与生活的习性、生命节奏的。一方面，考试要避免陷入考生与家长的个人主义的机会博弈，另一面，行政部门也要节制自己，慎用考试与评价这一高利害的抓手，体育不重视吗？考吧，某一科不受重视，加大分值！我们能否开发一些评价之外的政策工具？政策思维中要谨慎面对考试，既不能用评价功能主导甚至违背育人功能，也不能在各方博弈中动辄进行“考试改革”，以维护考试的神圣性。
因此，改善教育生态，第二句话，重塑制度的权威性。
将教育视为一种生态时，意味着尊重既有政治经济结构，以及观念民情结构，在上个世纪，龟兔赛跑的1.0 版本是天赋加努力等于成就，是个体之间的竞争；到了2.0版本，在新自由主义的教育消费下，家长主义兴起，资源加偏好等于选择，虽然选择会有机会陷阱，但无论如何，开宝马车的乌龟入场了。二代的崛起，不能输在起跑线，可是起跑线却是不同的。在多元的教育选择下，要谨慎避免学校的“部落化”，以及家长圈子的“马赛克化”。
人本主义者不能变成软弱的、逃避、疗伤的教育，社会竞争者也不应变成严苛、内卷同样空转、压迫的教育。在理性温和中，宽和共处。
因此，改善教育生态，第三话，重塑社会的团结。
教育改革并非在真空中进行，我们在羡慕芬兰的创新教育时，我们在热情地引入各种先进的教育模式与理念时，不要忘记学校不是一个可以移植的“飞岛”；我们在构想未来教育时，需要警醒未来不是建立空洞的沙地之上，未来不是没有过去与现在，一个时间上空洞的想象，一个借助技术与互联网的既超人更非人的“乌托邦”。
教育不仅是创新的力量，教育还具有保守功能（保存文化），教育作为一种稳定的力量，奠定最基本的秩序：教育如何引领时代？教育不是追逐热点，尾随风潮，与时俯仰；作为一种文化传承与稳定的力量，作为一种社会团结与秩序建立的重要机制，在现实的、具体的、历史的维度，谨慎的建设。就此而言，我反对：将教育作为一个思想与各种不仅检验的观念的试验场，更不是各种模式的试验地。
因此，第四句，教育不是试验场。
最后，也是最重要，要认识到教育的限度，教育既非万能，教育也非无能，有限度，才可能有所作为。赫钦斯指出，把教育看作是社会改造的工具，既不明智，也是危险的。志向高远的社会改造论者很容易滑入庸俗的社会适应论，更坏的是，教育如果沦为社会各种利益集团博弈争斗的战场，在高度服务社会需要的同时，教育变成各种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的“垃圾场” 。
03
结语：把秩序带回来！
1951年钱穆专题谈论“中国历史上的教育”时指出，现代中国教育的失败在于：在教育的框架下应有宗教教育，有国民教育（国家教育）以及个人自由的教育（知识与职业的教育）。如果缺失了信仰教育，国家教育又没有尽其应有的职责，便成了一种个人主义自由竞争的机会教育在鼓荡，一种赛跑式的教育：
借了国家教育的机会，爬上他们个人自由教育的前程，趋向求知识谋职业的道路去各自奔竞。如是则使人生只有斗争，只有分离。而社会上也只有聪明强壮的成功，不管愚笨病弱的失败。尽他们的痛苦，怨恨、忌刻、和反抗，教育是不负责任的。于是中国的现代教育，不仅不见有成效，还更发生了许多反作用。
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教育是每家每户的大事，但教育又不仅是一家一户的事情，教育还是党之大计，国之大计。
把社会带来；把秩序带回来。
这启示我们，在谈教育平等时，要认识到宽松教育可能带来的平庸；在谈机会均等时，要认识到自由竞争的残酷；我们在谈卓越人才培养时，也要清楚更有可能被竞争后的拔尖所架空；我们在谈教育选择时，要认识到多元选择后隐含的社会分化甚至分裂。
当“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成为执政党的教育宗旨时，更要清楚教育中国家的作用绝不仅是教育消费的供货商；在教育沦为家长主导、各利益群体博弈的战场时，国家应谨慎调和平等与卓越的张力，还原教育的根本。
（本文原标题为“教育病的诊断与矫正：重建秩序”）
来源：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