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国具有约5000年有文字持续记载的历史，尽管稍短于尼罗河下游的古埃及、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的古巴比伦，但略长于恒河流域的古印度。这不仅在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中是非常独特的，而且在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等里也有“挺立千秋的自信”。
近年来，中国政界媒体界提出要增强文化自信的问题。笔者莫名其妙之余，就中国社会现实中的相关文化问题抛几块引玉之砖。
从普通人层面看，中国要文化自信，就得先彻底破除普通中国人不时流行的“读书无用论”。尽管中国近20年来在大规模推进义务教育，但是能够继续到更高学府深造的毕竟还是少数。低教育程度的群体因无法欣赏高雅艺术，就会就近转向廉价的“低级趣味”文艺节目。这也是脱衣舞等风行农村、城郊地区，每逢节假日或红白喜事尤甚的原因。
从社会精英层面看，中国的不少文化精英群体，不能够持续推进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不能够在激烈的文明辩论中及时发声，丧失了应有的底气，让很多中国年轻人在无声无息中失望了。例如，很多著名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出题水平下降，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等的思辨能力与写作能力，都让人不敢恭维。
很多时候，所谓的科研就是复制外国同行或本国某些不知名学者的创新成果，甚至变相表达爱国立场、阿谀上级高层，只为私分国家宝贵的科研经费。更恶劣的是，不少所谓的学官学阀仗着各类权力拿到大笔经费，或学钱交易，或学权交易，干士林不齿的勾当。一旦遇上正直的评委，就群起而攻之。踏实坐冷板凳搞学问的学者，慢慢地心灰意冷了，数量也逐渐少了，或转向管理岗位，或转为体制内的“中隐者”，不少有真才实学的学者就干脆移民境外。
这类故事，在考研人、在读研究生、学界同行等此起彼伏，“观民风者”可以体察之。故中国如果不严厉打击重复性的或非创新的社会科学研究行为，文化自信将失去后备力量与社会基础。
中很多文化精英要么不信中国文化，要么在运用中偏离传统文化的本应方向。正如很多有识之士所批评的那样，中国一波又一波的学习传统文化或国学，经常偏离正常轨道，而使得如厚黑学、帝王权术等专制王朝时期的糟粕内容，风靡社会。上行下效，当精英群体如此时，普通大众就有过之而无不及了，各类徒有其表的短平快内容就占据民众心灵，如成功学、风水、测字、算卦、占卜等。
日本学者大前研一考察一些经济发达的中小城市后，感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不存。因为每一座崭新城市里，没有书店，而洗头洗脚的场所却鳞次栉比。即使在北京，第三波、第三极、风入松等好书店也消失了。城市外表再干净繁荣，头脑龌龊空白了，就没有什么值得炫耀了。也许，外国嘉宾在与中国精英交往时会表面上客套客套，但不会发自内心地尊敬人。
具体而言，中国要增强文化自信，就得先解决如下几个问题：
一是要改善中外记者会的提问安排。大宣传单位的著名记者，讲述了在聚会上遭遇的尴尬。一位中学生理直气壮地质问道：“为什么外国记者特别是来自美国的发问，就是比中国记者有水平，更爱护老百姓？”毕竟，欧美记者关注中国人.权、法治、新闻、社会进步等议题，中国记者一般关注中规中矩的内容，如经济形势、国际形势等大而化之的问题。
我惊诧的是，记者会给年轻人不如外国同行的印象，长此以往绝对不是好事，值得各界警惕。所以，如果把尖锐的提问机会留给中国记者，也许会让年轻人改观，或者高层组织直接面向各类政治偏好的媒体总编辑、社长的交流会时，政治自信会更充分。
二是语言问题。记者会上，汉语要翻译成英语，当中国经济实力不够强大、中国民众外语水平还不够普及时，或许必要，但当经济水平、外语水平等都大幅上升了，就要重新审视了。法国、日本、俄罗斯等的大型国际活动，也没有同步翻译成英语的环节。同样的，中国很多机构的标志都是中英文结合。
一位著名高校的很有想法的高材生创办新组织，到复印店制作相关徽章等，被初中毕业的小老板呛道：“中国很多组织徽章都是两个圈，上为书法体的汉字，下为印刷体的英文，中间是图腾类的形象，985高校等校徽也大致如此”。是啊，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甚至中央研究院等都如此。要改变影响几代人的形象，的确道阻且长。
大学生都得参与英语等级水平考试，但实际效果如何，考好了实用性如何，他们的中文表达水平又如何，都值得思考。大陆学生的汉语水平还不如港台，准确、优雅地使用本国语言文字很重要，教育国际化不要牺牲母语。此论甚高！
三是要适时提高稿费课酬标准，体现知识的价值，保证有创见的知识分子的体面生活。民国时代的文人，仅凭爬格子，就能够养活一家老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力陡增，但稿酬课酬没有相应提升，很多有学识的青年学子的文字报酬，不足以维持体面生活，特别是当巨额房价压来时，要么啃老，要么隐士，要么当剩男剩女，要么英年早逝，以致读书无用论沉了再起，让经济盛世下的很多年轻学子与家长茫然失措，特别是在可能因学致贫的落后地区。
四是科研课题方面多鼓励一些原创性的内容，而非始终强调诠释性。博士入学考试的题目，各大高校开学典礼与毕业典礼、校庆上各类代表的演讲等，都代表国家最高思考水准与道德价值，可惜能够让人记住回味的并不多，除了复旦大学谢希德校长等少数以外，官僚气息倒是很重。
同样的，人才引进问题不能够按照中外同等竞争性，减少莫名其妙的照顾。这方面倒是可以学习美国的做法。例如，立志打造世界一流大学的高校，就得世界范围招生，而不能偏向某些国家的学生；奖学金得与成绩匹配，确保中国高等教育的含金量与竞争力；否则有滥发文凭、讨好某些群体、利益输送等之嫌。
这里也许取决于科研与人事部门的负责人，及更高一级的主管领导。他们是代表中国学术的良心，得有清醒的头脑，不为一时风潮所动，否则这最重要关卡就形同虚设。一位名为罗斯柴尔德的英国负债商人，居然以上宾之姿，在中国几所著名大学发表演讲；一些境外野鸡大学毕业的所谓博士，在中国高校骗吃骗喝的也不胜枚举，令士林群议汹汹。
此外，中小学教材中抑己崇他的问题，各城市中的楼盘、小区、街道等的洋化名字问题等，也亟待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