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们的第1176篇文章
今年国际局势瞬息万变、海外疫情持续蔓延，这令不少申请党和家长对于出国留学以及未来的发展规划处于迷茫阶段——到底还要不要出国读书？留学还值不值得？
在这样的纠结之下，有小伙伴继续有条不紊地考标化、写文书、等offer，也有同学向学校申请了延迟入学的时间...留学到底值不值得，也许只要经历过的人才有发言权。
每次回国跟别人说起我是留学生的时候，总是收获挺多不同的反应：“哦你家应该条件不错吧，有钱真好！” “这么小就一个人在外面啊，挺辛苦的吧？” “哎你有没有想过以后要留在国外还是回国呀？”
我在这些杂乱的声音里一遍遍地问自己：留学生，我们，究竟是怎么样的一群人？
然鹅，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就好像要回答：“山东人是怎么样的一群人？”一样 ——
这感觉就像是有着不同境遇不同故事的各色的人，硬要被塞进同样的磨具里，让人贴上标签。
但是，即便如此，我仍然觉得：哪怕横跨很多个时区过着大相径庭的生活，总有一些东西是只有留学生才懂的，也总有一些故事是只有我们才能从容地讲述的。
所以今天，我和几个好友聊了聊，问了他们两个问题：“你的留学生活是什么样的？如果让你重头来过，你还会不会选择留学这条路？”
我把他们的答案写成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从香港机场二号登机楼的闸口开始。
小程说：决定去纽约，是2017年的春天。
在此之前，她曾辗转在大陆、新加坡和香港的学校上学。“生活过的几座城市都没有给我快乐，想着如果走远一点会获得解脱。”
她带上了自己最厚的那件羽绒服，“逃”到了纽约，开始了为期三年的寄宿学校生涯。
纽约是一个还蛮复杂的概念。
对于非纽约人来说，纽约等于New York City, 纽约市。但对于纽约人或者在纽约生活过的人来说，纽约等于纽约州。
入学前的那个暑假，小程的姐姐在费城的某个民事法官门下实习。那位幽默却又犀利的老太太听闻她学校的所在地是Albany，大笑着评价道：“That’s technically in Canada.” (虽然Albany其实是纽约州的首府)。
抱着一种想静下心来好好学习的态度，小程选择了这所小镇上的学校，远离尘世喧嚣。
原以为，文化冲击会是她面临的第一道难关，却没想到最让她痛苦至极的，是过寄宿学校的集体生活。
和国内的寄宿条件比起来，她的高中或许就是天堂--可以住单人间，不用上交手机，可以用电吹风和电热毯，但这对于一个在过去好几年里一人在大城市独居的人来说，并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
由于未满十八岁，学校明令禁止乘坐Uber. 至于公共交通和出租车，在美国的小城市里，是基本不存在的两样东西。虽然每周末会有学校组织的出门采购或是在周边游玩的行程，但名额大多早早被抢光。
最久的一次，小程连续两个月没有出校门。
原本她以为可以每周末逍遥地坐火车去NYC看上一场百老汇音乐剧，在中央公园散散心，但课业的繁重程度，尤其在高中的后两年，把她整个人的精力都榨干。
“当我连到食堂吃饭的力气都没有的时候，我又怎么可能有力气坐两个多小时的火车，只为了到中央公园散心呢？”她不无自嘲地说。
在美国教学氛围良好的高中，亚洲人间的相处虽然和善，却也同时存在激烈的学术竞争，同学之间明争暗斗的“内卷”压力让小程厌恶。
与亚洲人的拼命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有些美国本地学生的懒散，他们的理科成绩不甚如意，却也对文化和历史不感兴趣。10年级的现代历史课上，和小程同班的金发女生一脸认真地问老师：“普京是谁？”小程至今还记得她当时的错愕。
虽然学校生活不尽如人意，但在美国的三年，小程却遇到了许多位让她终生受益的良师：
40多岁的Mr. Levy,虽然毕业于普林斯顿，却是个实打实的奶爸、女儿奴兼宠妻狂魔。他喜欢给小程的班级一晚上布置30多页的reading，在圆桌教室讲至激动时会忽然站上桌子，然后开始像个古罗马政客一般大放光彩。
60多岁的Mr. Ball十分严苛，小程一度因为坊间传闻非常害怕他：上课迟到一分钟，罚站一小时；文件夹里少一份作业，整门课降一个letter grade。但他身上也有可爱的一面：他每天上课必定是西装领带，偶尔还有圆礼帽；他人狠话不多，当小程向他求助时，他会秒回一个“will do”，然后在第二天告诉小程，事情已经办好了。
52岁的微积分老师Ms. Schmidt,是个天才，16岁便考进了斯坦福大学工程系，21岁硕士毕业。她是犹太人，能说流利的希伯来语，也很喜欢在传统犹太节日给大家送她烤的点心。
小程说自己的微积分学得并不好，甚至一度觉得自己没有数学天赋。找Ms. Schmidt谈想换课时，她很诧异地看着小程说：“I’m a strict teacher. If I think you’re in the wrong class, I would have told you way earlier.” 是那个眼神和那句话让小程坚信，哪怕知道自己走的是纯文科道路，也一定要把微积分啃下来。
2020年，小程离开了那座如城堡般的学校，也离开了美国。她说：“我对美国挺失望的。在毕业没多久的时候，我曾经很努力地想去掉自己身上美国的印记，也会闭口不提自己在美国的那三年。”
但当我问她是否后悔的时候，她却告诉我：“从结果论来看，我在美国留学的那三年是弯路，是不好的。但是恰恰是因为这弯路，让我在20岁不到的年纪真正看清了自己喜欢什么和厌恶什么。”
那座矗立于纽约州中部已经207年的私立女校赋予了她一口大概率永远也改不掉的纽约腔，和美国梦里那种追求自己所爱所想的勇气。
飞机降落在伦敦希斯罗机场的时候，小何望着远处的灯火，内心是喜悦的。
来英国读书对她来说是水到渠成的：从小在国际学校读书的她说着流利的英语，还有一个从剑桥毕业的姐姐在伦敦工作。小何的学校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边上，离白金汉宫和大本钟只有十分钟的步行距离。
刚开始的融入并不像小何想的那样一帆风顺。小何不习惯她同学很重鼻音的英国腔，也不太熟悉她们常用的形容词：“peng” “peak”.
文化冲击并不会因为会说跟当地人同样的语言而减少太多，但好在她的同学都很友善，学校也有出色的对国际学生的帮助体系。
“When in Rome, do as the Romans do.” 在一个新的国度，她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学会去了解去接受是第一步，但也不要为了融入而融入，丢掉了本来属于自己的文化和身份认同。” 小何选择去主动了解她英国同学热衷于的话题，也尽可能加入舍友们的闲聊和课堂上的讨论，倾听的同时她也慢慢学会接一些有点British的梗并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圣诞节的时候，寄宿的同学一起点takeaway庆祝，小何没有想到她的英国同学都很欣喜地接受了她吃中餐和火锅的建议。
看到海底捞的火锅蘸料和她同学自己烤的英式点心放在同一个桌上的时候，她有种莫名的感动。
除了同学之外，最让她开心的是学校课外活动的机会。“我尝试了很多从来没有想过会做的事情，每个都有意料之外的收获。”
她在学校的舞台剧里负责灯光控制，学会了如何区分控制台上那些五颜六色的按钮，也爬上后台的铁梯修复一盏那种百老汇电影里经常出现的舞台灯。
她加入了学校的机器人队，将每个星期一的下午泡在小组的工作室里，修改电脑上数据传感器的程序，也戴上手套和同学一起组装机器的零部件。
在有阳光的日子，她坐在教室里看着外面来来往往的同学，有人忙着赶去下一场话剧的彩排，有人准备着下一周的棒球比赛，有人自己创建了学习法语德语的社团--“在这里我们都被鼓励去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可以去追求自己真正热爱的东西。”
在学校漂亮的红砖教学楼旁，每一天都有着不一样的期待。
“留学是我做过最不后悔的决定之一。”她说这句话的时候，眼里闪着光。虽然因为疫情，她没有实现凭借着一张英国签证就到全欧洲说走就走的旅行计划，但在泰晤士河边的生活，还是给了她截然不同的人生体验和全新的看待世界的视角。
虽然有些时候还是想家，但在英国烟火节的那天，她和她的英国舍友裹着大衣站在学校中庭看着远处天上绽放的烟花，发自内心地觉得自由和快乐。
“Home is where the heart is.” 十七岁的她在离家九千公里的陌生国度，找到了她一直向往的生活。
小黎说每次跟别人说起自己在比利时读硕士，对面都以为他读的是巧克力制造业。
他在国内读完了城市规划的本科，冲着他现在学校世界top50的头衔和极其令人心动的“廉价学费“ ，毅然抛弃了当时录取的英美学校，来到了跟英国隔海相望的比利时求学。
“可能因为文化与制度的区别，我觉得学习生活的体验和国内是截然不同的。”
小黎很惊喜的是学校对个体的关注：他可以对老师、教学内容、考试、评分或者其他任何事情提出自己的看法--所有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平等的，有别于国内死板的选课系统，在他的学校，小黎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来进行选择课程、作业或者其他与教学有关的事物。
因为城市规划这个领域是从西方发展起来的，小黎说他学习到了更为完善的理论体系和更前沿领域的知识：他在教授的课堂上，第一次接触到了“健康城市”的概念并为之着迷，也在深夜里在电脑上画一些外人看来像是马蒂斯抽象派的花花绿绿的土地规划图表。小黎把那种学习的感觉称作“理性的自由”。
而且，小黎还遇到了各种各样、有些可以堪称奇形怪状的同学：
有那种很坑的到deadline的前一天，才在群里说了一句话的组员，但也有那些乐意跟他讨论中国的时政、或者邀请他去晚上的dance party的同学。
在比利时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小黎本来约好了跟宿舍楼里的同学一起做晚饭，但他那天设计课临时被安排实地考察。等八九点回到宿舍的时候，他看到同学用保鲜盒装了一份做好的意面放在他的房间的桌子上--上面还贴了一句给他的留言。
“同学之间的那种竞争意识我完全没有感受到，跟在国内课上课下争表现、为了保研各种明里暗里的较劲太不一样，总的来说跟同学相处还是挺自在的，没有那么的心累。” 他中肯地点评道。
读城市规划的他，没事喜欢在街道上漫无目的地走，他喜欢学校所在城市身上厚重的历史感，也喜欢各种服务行业工作人员的热情好客：总是面带笑容的汉堡店小哥，每天骑着单车六点中准时出现在学校的读书管理员，甚至连普普通通打扫街道的清洁工看起来都对自己的职业充满了热诚。
但大学生活也有不少不如意的地方：可能因为报考的时候怀揣着太高的期待，小黎在现实学习过程中也时常觉得不满。
“系里大部分老师科研不太行，看似研究方向很多，实际就那么几个；而且派系分化严重，从课程设置中明显看出了是系主任个人意愿为主导；部分老师性格及行事古怪，有时完全看不出来是个长者。”
他一口气说了一大段吐槽，吓得我赶紧倒回去检查采访笔记--这个人确实在五分钟前说过“我感受到理性的自由。”
大概凡事都有硬币的两面吧。
硬币的另一面还有周围的人和招聘公司对他学校的不认可——哪怕软科排名不分上下，国内公司的HR 也多半只听说过UCL, 而没有听过他的学校。
“有些时候也挺矛盾的，甚至觉得来这个国家不值得，去英美大概会容易很多。但毕竟是自己走过的路，是不会说后悔的。”
歌单里的歌滚动播放到刘思鉴的《0301》：“身边的话语像重锤般敲打，远行的少年却从没想过回答。”
再说了，比利时的巧克力确实很好吃。
这个故事没有结尾——它一直是现在进行时：刚刚上完初二在申请签证的女孩正在听着父母一遍遍地叮嘱，拿到心仪学院录取的国内普高学生正在兴致冲冲地收拾行李，终于成功考研国外商学院的大学生，一边在烧烤摊跟朋友吹瓶，一边幻想着将来在华尔街混得风生水起。
三个采访结束之后，这个故事的走向好像跟我原先设想的不太一样。
我原来想写一篇“留学千千万万遍值得” 的文章，却发现留学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像拆盲盒一样的选择。
踏上第一趟离岗航班的我们，都不知道等待我们的是怎样的生活：遇到的人是好是坏，吃的东西习不习惯，学校的课程又是否跟预想一样顺心如意。
但在所有过来人自嘲式地“不值得”后，我又看到了留学这段经历在他们身上刻下的不灭的印记。
“因为相信也因为不信，所以去冒险，看看一切的另一面。”
有些路，只有自己走了才能看到沿途的风景。去吹吹大西洋的海风，它也许依旧不能帮助我们找到人生无解谜题的答案，但它至少启发了我们一个新的看待世界的思路。
上次在深圳的发廊里，理发的tony老师问我：“你觉得留学值不值得啊？” 我说：“看个人吧。” 他咔嚓剪掉了我一大撮头发，沉思道：“有钱真好。”
我望着镜子里要被剪成村姑头的自己，沉默了。
现在我想，如果我下次还碰到他，我一定把这个故事拿出来给他看一看。然后希望他心情大好，给我剪个好一点的发型。
本文系留学每日谈转载自北美学霸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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