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刊发了一个曾经卖卵的加拿大女子的 自述 ，当她卖卵10年后，自己的孩子在出生过程中遇到了麻烦。作者，Justine Feron，编译远奇。
10年前我在美国上东区卖掉了卵子
我的孩子不是懒洋洋地躺在充沛的羊水里，而是蜷成一团。这跟我10年前卖掉的卵子有关吗?
和所有的婴儿一样，我儿子的生命是从一颗10个月前排出的卵子开始的。
不过，在我的故事里，引发这一切的卵子，在我儿子出生前10年就已经排出去了。
排出这个词并不恰当，说是提取也许更合适。因为十年前，我是一名卵子捐赠者，我的卵子捐给了上东区（注：Upper East Side，是纽约市曼哈顿的一片区域，拥有美国最昂贵的住宅）一对富有的夫妇。作为回报，我得到了8000美元。
我用那笔钱付了东区分租房的租金，用它来偿还税款。我是加拿大人，当签证到期时需要暂时离开美国，我用它支付了飞往欧洲的机票。就是在那里，在布拉格一家旅社的16个上下铺的房间里，我遇到了我的丈夫埃米特。
在一次捐赠后的检查中，医生说她从我身体里取走了29枚“令人印象深刻的”卵子，我半是吹嘘半是警告地跟埃米特开玩笑说，我的“生育能力很强”。这话刚一说出口，我就意识到自己正置身于危险的因果报应中。
10年后我的胎膜坍塌，胎儿没有羊水支撑
十年后，我回到上东区，看着超声波医生用扫描仪扫过我光滑的肚子。在头顶的屏幕上，我的儿子浮出水面，然后又消失了，一个颗粒状的生物在我的视野中升起而又消失。
一开始，我以为超声波医生只是在专注地观察画面。几分钟前，她还让我们听了孩子的心跳，听到心跳之后，我整个人就放松了下来。
有心跳就意味着孩子活着。但我没有考虑过另一种可能性，一种介于“一切都很好”和“我们很抱歉”中间的状态——就是这种沉默，从几秒延长到几分钟，超声波医生在我的腹部划出弧线，忽上忽下，忽轻忽重，巧妙地在我的腹部做着回转运动。
一辈子的电视和电影的经验告诉我，超声波图像应该看到些什么：大脑袋的婴儿在漆黑的羊水海洋里游泳，伸展着他们细长的四肢，就像子宫里的外星人。
可是我们我们看到的景象却不是这样的，我们的孩子没有漂浮在太空，因为根本就没有羊水。他不是懒洋洋地躺在一滩充沛的液体里，而是被裹在一层类似保鲜膜的东西里，裹得紧紧的。除此之外的一切都是静止的灰色固体。
我使劲地盯着，试图挣扎着解释我所看到的一切。然后技术员去找医生了。
羊水好像没什么了不起，在我怀孕16周的时候，羊水基本上等同于生理盐水。
但是对于未出生的婴儿来说，羊水就是一切，是他们呼吸的空气，他们吃的食物，他们住的房子。
而我们的孩子所能获得的东西非常少，只能忍受痛苦。医生向我们解释说，他还活着，这是个小小的奇迹。
“你的胎膜已经坍塌了，”她说，她修剪过的指甲尖指示着那层薄薄的胎膜，它令人恐惧地粘在我们的宝宝身上。“而且我们看到的羊水很少。”
“如果你的体液水平继续下降，”她温和地解释道，“孩子可能就活不下去了。”
那个孩子。有趣的是她没有像以前的医生那样说“你的孩子”，仿佛他已经离我越来越远了。
挺到33周，孩子安全的诞生了
那一刻，另一件从我身边溜走的事是确定性。具体来说，就是22岁时拥有的丰富的资本，在32岁时应该也能够指望。但身体并不是这样的。而女性的身体，并不像经常被人忽视和误解的那样可以轻易解释。
正如美国妇产科学院报道的那样，50 - 75%患有习惯性流产的女性永远不会知道确切原因。产科和妇科的调查发现，30%难以受孕的夫妻诊断结果只有“不明原因的不孕不育”，所以没有办法在我轻易地出卖卵子，和我体内勉强存活的宝宝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界限。
但在做了超声波检查之后，载着我和丈夫埃米特回家的出租车，在我多年前经常光顾的卵子捐赠诊所的入口处短暂地停了一会儿，我一点儿都不觉得这是公平的，相反，我眯起眼睛，好像仇视着一个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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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个诊所干的，我想，是你调高了我的荷尔蒙，是你把我的生命都吸走了，是你让我瞧不起自己的生育能力。我几乎要把这些指控大声地吼了出来。
但接着我又想象着诊所旋转门上冰冷的玻璃和合金也在嘶吼：很多事情都有可能导致你现在的这种身体情况。如果没有我，你不会遇到你的丈夫。你应该感谢我，因为你怀孕了。
一切都太生动了，我几乎可以想象旋转门旋转时甩出词语的画面。门说的应该是对的。
接下来的四个月，我都是躺在床上休息的，向左侧卧，每天喝几加仑的水。虽然我的羊水水平没有上升，但也没有下降。我儿子和我坚持在生与死之间的临界空间里，就在生存能力的边缘，看着时间滴答滴答地流逝。
我追踪着时间的流逝，不仅根据我的年龄，也根据我捐献卵子的孩子们的年龄。
他们可能已经是四年级的学生。他们可能已经大到可以独自乘坐地铁了。当他们在弗拉特布什我家附近的街角拐弯时，他们自行车的轮子还有可能压到过我的脚。
我挺到了33周，芬尼根出生了。他出生时就像街头手推车上的椒盐卷饼一样扭曲，膝盖、臀部和肘部都脱臼了。他出生时肺很弱，近两个月来都需要借助机器呼吸。
但是他出生了。我在新生儿重症监护室里凝视着他，观察他和我的相似之处：蓝眼睛，棕色的头发，跟我一样的朝天鼻，就是这个鼻子让我孩提时候被叫做猪小姐。
我在想：如果有一天芬尼根和我一起出们，看到跟我们有相同特征的孩子，我会注意到吗？或者，与未知的y染色体混合后，我的卵子变成的孩子连我自己都认不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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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获得馈赠前必须付出的代价？
最近，我听了一个播客，讲的是关于连续捐精者的孩子们的故事。他们每个人都向23andMe（注：一家基因技术公司，提供通过唾液的检测个人基因组的服务）提供了测试样本，仅仅是希望找出他们来自世界的哪个地区，以及他们容易感染什么疾病。
然而，他们却震惊地发现，他们原来拥有几十个兄弟姐妹。这让我大吃一惊，我从没想过会有这么一出，只要199美元，就可以追踪出从芬尼根到那些可能是我卖的卵子生出来的孩子。我捐献卵子是以匿名的身份，但我不可能预测到DNA检测的快速增长。
这意味着我无法预知，我在芬尼根出生10年前做的决定对他的余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2岁的芬尼根在家里逐渐恢复健康，他渐渐地摆脱了药物治疗和石膏定型，开始独立行走了，我开始考虑，有朝一日埃米特和我该如何和他谈论他可能存在的兄弟姐妹。这让我不得不质疑，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是如何看待我的卵子出售的。
这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吗？仅仅是补充我微薄的实习生工资的方式吗?
它最终是一份礼物吗，让想成为父母的人梦想成真吗?
它到底是不是破坏了我的子宫、危及了芬尼根生命的罪魁祸首?
或者，正如我想象中的那些旋转门所说，它是我获得生命馈赠之前必须付出的代价？或者与其说它是一种代价，不如说它是一个机会?
我自己的答案是：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当我们最终向芬尼根讲述他的出生故事时，这将是一个杂糅着环境、命中注定的邂逅以及险象丛生的故事，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爱。其中至少有一个从此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或者多达29个。
(加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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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远奇编译
责编：小浣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