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克让：在人生调色板上逐梦

赵克让，1939 年 9月出生，河南省镇平县人，1959年河南镇平第一高中毕业，1964年北京地质学院毕业。

1998年8月17日，赵克让在全国第十四届研究生会上致贺词

1993年4月任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副校长，1996年12月任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1997年9月任中国地质大学副校长。1990年被教育部评为全国后勤系统先进工作者，1997年被国家体委评为全国群体先进个人。他注重理论研究，出版专著8部，发表论文20多篇。

全县第一个拿到重点大学录取通知书

记者：赵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您从求学到工作的几十年时间都在咱们学校，可谓是见证了学校几十载的成长历程，能先谈谈您记忆中的那段求学岁月吗？

赵克让：我是1959年从老家河南镇平县考到北京地质学院的，知道自己考上了的时候，我十分激动，因为能去北京上大学，周围的亲戚朋友们也都直夸我有出息。我坐着汽车，也是第一次乘坐火车，辗转到了北京。

在我入学一年后，学院就被确定为全国重点高等学校了，这样一来，我就成了全县第一个考上重点大学的人。

赵克让(后排右1)和父母家人在一起

我记得学院的入学教育抓得非常好，地质部的何长工副部长每年都必定参加学院的开学典礼，他强调地质工作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他的谆谆教导，让我们从入学不懂地质到不太热爱地质再到最后的热爱地质事业。那时候，学院还经常请名人来做报告，当时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老先生就在1962年来过学校做过报告，还题了词：“打进地里，准备上天。”我觉得这句话就非常贴切，表明了我们国家当时既要发展地质事业，又要发展航空事业。北京地质学院有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题词大概也是这个原因，哪怕现在再看看这些题词，依旧觉得非常有教育意义，深受鼓舞。

我读大学的时候学习成绩还是算得上优秀的，当时采用的是“五计分制”按照教学计划安排的课程，除了有一门测量学我只考了4分，其他都是5分，同学们好多都叫我“高材生”呢。

除了这些，我记忆里最深刻的就是野外实习了。我们那时候从学院出发，徒步到永定门坐车前往周口店实习，学院不派车送，都是自己背着行李，步行30公里去车站，没有任何怨言。那时候学校号召“练就一副铁脚板，为祖国健康服务三十年。”我读书的时候是五年制教学，期间要经历认知实习、教学实习、生产实习、毕业实习，几乎每一年都要出去参加野外实习，既能锻炼我们的实践能力，又能锻炼革命意志，频繁的野外实习经历对于我们年轻人的成长起着积极作用。我还记得我当年毕业实习是七个人一组，一个老师带队，到了宁夏的某个山沟里面实习。那地方特别荒凉，周围都是沙漠，就有一个深坑，里面有水，我们和周围一个放羊的老乡同饮一坑水，其乐无穷。我们和宁夏地质局的人在旁边搭了两个帐篷，之后的做饭、找柴火这些事情全是自己动手干的，就这样实习了两个多月，顺利完成了实习任务，为毕业设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最后毕业时，我的毕业设计报告被老师评为了优秀。

1963年7月5日，赵克让（前排左1）在宁夏北山毕业实习

服从分配，多岗位锻炼

记者：您毕业之后留校工作，做了辅导员和助教，您能谈谈吗？

赵克让：我1964年7月我从北京地质学院地质系毕业，分配在地质系普地教研室做助教，8月的时候按照组织要求，和其他11个人去了湖北荆州地矿部第五石油大队做社教工作，这是我毕业后第一次走向社会，和队上的职工一起学习，学会了做人做事，直到年底才结束。65年又跟着地矿部工作队到了上海水文队，这一次任务比较艰巨，因为我一个人需要负责当时水文队一号钻机队的30多个人，思想压力就很大，但是也只能硬着头皮搞好工作，最后验收时群众反映还是良好的。

1965年4月，地质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第二大队一号机欢送社教工作队赵克让（前排左5）留影

1965年7月我回到北京，本来毕业分配时第一志愿是想申请去建设新疆的，但是学院最后决定要我留校，我想着既然学院需要我，那就服从分配，留在地质系当教员。然而回京后，学院又让我改当政治辅导员，我也没有任何怨言，下决心好好学习，将来当个好老师，为国家培养合格人才。

其实我最开始做辅导员心里是没有底气的，也只有慢慢摸索着开展工作。我那时候是地质系1163级的政治辅导员，全年级6个班，要做的工作还是很多的。我想和学生们拉近距离，于是就搬去和他们同住一个楼，还一起出早操，一起学习，一起吃饭，一起参加课外活动，就这样，师生关系处得甚好。

我当辅导员的时候，正值学院抓教改，让大家不要只会“死读书”。当时非常重视开展文娱体育活动，有时候会请知名的文艺团来学校演出，还组织同学们唱唱歌、跳跳舞、听听京剧、排演话剧等等，课后生活十分丰富。我很喜欢和同学们打成一片，那时候我和我的学生们在一起共同排演了一个话剧，叫做《一百分不算满分》。我当时看这个剧的内容很不错，时间不长，需要的演员也不多，于是就从我带的班级里选出了7名同学，领着他们排练，反复的练习，虽然比较辛苦，但是最终全院演出的时候，呈现的效果非常好，获得了第一名，大家都高兴极了。大多数人都觉得搞地质工作的人的生活很枯燥无味，但你看我们当时的生活除了学习，也还有很多有趣的活动，过得也算非常丰富多彩嘛！

1966年，我又到了岩石教研室做助教。那时学生基本上没上课，我做一些打杂的事情。

现在回想起来，也就是这些求学时候的经历磨练了我们坚强的意志以及不怕苦、肯吃苦的精神。学院当时对于我们的培养也是用心良苦，不仅要求我们学业精湛，还要全面发展，脚踏实地，吃苦耐劳。也多亏了这样的磨练，后来几经搬迁，学校迁址、两地办学、重起炉灶，哪怕困难重重，我们也都咬牙一一克服了。

南迁：坚守在留守处

记者：学校按照要求南迁，各项工作都迎难而上，陆续开展，您当时具体在做什么工作呢？

赵克让：南迁的时候，一些老师不愿意去，哪怕去了，也想要回北京，而我是坚守在留守处的人员之一，不管是江陵留守处，还是北京留守处我都工作过。

1968年8月，军宣队进驻学校，宣布要搞教育革命，需要下到基层，培养工农兵学员。当时我们地质系成立了一个“地质系教改小分队”，去野外搞“教改”工作，先后开展了三次。第一次是68年我们到河北地质八队，主要是在钻机上劳动，我带着8个学生参加钻机上的工作，接受再教育，当时我还被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第二次是69年在河北宽城搞“教改”，培养了29名工农兵学员。期间我们还在野外找到了一个“超基性岩磷灰石矿”，地质部和河北地质局得知这个消息时都非常高兴，我们的“教改”小分队也被评为了先进小分队。当时我是政治指导员，代表小分队去武汉参加表彰大会，这是迁校后湖北地质学院第一次在全省大会上受表彰亮相。另外，我们还给河北地质八队建立了一个化验室，可以进行岩石分析、找矿化验。第三次是71年我们小分队到了福建大田县搞“教改”工作，时间长达一年，培养了39名工农兵学员。所以学院奉命开始南迁的时候，我还在搞“教改”工作，并没有和学院老师们一起坐上南迁的列车。

1970年，地质系教改小分队池际尚教授（前排左1）和赵克让（前排左2）等人在野外

1971年，学院搬到了湖北江陵，我们就从福建大田坐船，回到江陵，在校本部总结小分队的工作。1972年北京地质学院江西峡江“五七干校”搬迁到湖北沙洋农场，1000多名教职工及其家属只能挤在破旧的油毡棚中，条件很艰苦。1973年，湖北暴雨成灾，房屋内的水深都将近有1米，几百名职工根本没有办法过冬，高元贵院长听取汇报后，经过与其他领导研究后，决定让老人、小孩、有疾病的员工先回北京过年，过完年再回来。这个消息下达后，大家都拍手叫好，不管有没有病都先回北京再说，不到三天时间，沙洋农场和校本部就走了不少人。

学校无奈之下，才决定成立江陵留守处，负责看管基建用的木材、钢材。我是留守的工作人员之一，后来留守处的王克昌主任因为重病需要回家，我就被任命为留守处的主任了。一干就是三年，基建材料一件也没有丢，24小时都有值班的人员。江陵留守处的工作还没完，学校就把我调到了武汉工作，担任总务处专职党支部副书记，负责总务处部门87人落实政策工作。我在武汉工作的时间也不长，87个人都做完结论后，我就又服从组织安排，调去了北京留守处工作，还是担任留守处的主任。

在北京留守处我用三年干了三件大事！一是武汉学校那边需要什么，我就及时安排运什么，确保武汉的需求可以得到供应。二是看管好学校北京大院内的房产、资产，绝不随意给出去，确保要是学院能够返京，有充足的财产。三是积极筹备武汉地质学院的北京研究生部。

1978年邓小平同志同意我校在北京成立研究生部， 79年当时的教育部副部长李琦让我去拿通知的时候，我内心的喜悦是没有办法用言语来表达的，手都激动得抖。拿到通知后，学校党委当机立断，决定从79年开始招生，哪怕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很多，也都想办法解决。没有宿舍住，没有教室上课，我就一间一间去找；没有暖气，就烧铁炉，学生不会用，我就专门安排工人负责烧。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校文革后的第一批研究生终于开始上课了！后来，事实也证明了，当年想尽办法克服困难，立即开始招收研究生的决定是非常正确的，这为我校后来成立研究生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84年4月，赵克让在武汉地质学院周口店实习基地任站长时留影

“煤气罐”精神：全心全意为师生服务

记者：赵老师，学校南迁几经辗转定址武汉后，克服了很多困难重新建校，您从事后勤工作近20年，能谈一谈当时是如何解决教职工们生活困难的吗？

赵克让：学校迁到武汉后，师生们边迁校、边建校、边招生、边教学，经历了难以想象的重重困难：职工户口没有迁过来，所有武汉发的票证也没有，学校教职工、学生没地方住，分散在华工、华农、中医学院、湖北地校、省委党校五个地方。我记得当时还有职工开玩笑说：“武汉有多大，地院就有多大。”由于分散在各地，教学上课就很困难，学校只好从华农、汉口、中医学院都分别开出一辆大篷车，集中到街道口，让上课的老师可以换乘大篷车，到不同的地点上课。

我记得1977年，为了让学龄前儿童都有学上，学校办起了幼儿园，那时幼儿园只收3岁以上的幼儿。教职工小一点的孩子无人看管，1980年，我毅然主张办托儿班，宝宝10个月，只要教职工送进来，我们都接，解决了教职工的实际困难。

直到82年的时候，学校的基建总体规划才差不多完成，办学条件也得到了大大改善。之后，在全校师生们共同努力下，学校的各项工作逐渐取得了显著成绩，也开始了由单科性地质院校向以地质学科为主，理工文管相结合的综合性地质大学的转型。1996年，学校被正式列为九五期间重点进行“211工程”建设的高校，那时我是中国地质大学副校长直接参加了论证和建设工作。

1988年,赵克让参加学校田径运动会扔铅球

1984年，我得知周口店有时会停电，一停就是一个月，没法做饭。我们下决心买了一台小型发电机，再停电我们也能保证人员吃上饭。我们每周送实习学生到房山看电影，每批学生实习结束，车送到清华园车站，学生上八达岭长城游玩。1985年起，给去野外实习的师生配备行李。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事情，师生交口称赞。

那个年代时常会停水，我们在实习站院内自己设计建了一个水塔，挖了一个水池，夜间存水，这样能确保白天用水。

九十年代教职工们的生活条件很差，也十分困难，住在简陋拥挤的房间内，依靠烧蜂窝煤做饭。但是那时候用的煤质量差，教职工们每天辛辛苦苦完成教学回家后，还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做饭，这成了困扰大家的一大难题。在这种情况下，学校急教职工所急，想尽办法供应煤气，解决做饭难问题。

1996年的时候学校处于困难时期，资金非常欠缺，但还是通过调节科研经费，让财务先借用资金，购买了1000套平价气，解决了当时全部教职工家里做饭难的问题。可随着职工的增加，又出现一部分新教职工面临同样的困难。为了保证公平，我们当时充分利用校友优势，跑到江汉油田、南阳油田、濮阳油田、任丘油田、东营油田等地又购买了1000套议价气，虽然贵了点，但已经比市场上的议价气低了三分之一还多，能够解决做饭难题，大家也都没有怨言。这样，家家都用上了煤气罐。

1998年5月27日，中、斯珠穆朗玛峰联合登山队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庆功。赵克让（左2）与学生次洛（右2）以及校友王勇峰（左1）合影

那个年代，用自行车驼着煤气罐去换气，是街上常见的一幅景象，最开始的换气点很少，对大多数家庭而言，换气是个累人的活儿。特别是我们学校假期的时候，教师们基本会出野外带学生实习，留下家里的老人和妇女儿童，根本没法扛着煤气罐去换气。考虑到这种情况，学校总务处就商量着雇了临时工，购买了一辆三轮车，开通煤气供应电话，谁家没气了就打电话，然后临时工上门取走空的煤气罐，换好气后，再送回来安装好，教职工不用扛搬煤气罐了。

大家都很满意这种周到又理想的服务，赵鹏大等校领导也把这种全心全意为师生服务的精神称作为“煤气罐”精神。我认为不管是后勤还是其他部门，做服务工作就应该像这样，要做就做好，尽心竭力解决问题，“煤气罐”精神也需要我们继续发扬下去。

赵鹏大和赵克让（右）合影

用心服务，追求卓越

记者：赵老师，随着后勤社会化改革进程的加快，高校师生对后勤服务和管理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高校后勤本身也需要不断调整，使自己的服务管理水平符合科学化、程序化、专业化之要求。您作为高校后勤管理者是如何进行改革实践的？

赵克让：我们知道高校后勤既是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产物，也是高等教育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随着高等教育事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而发展，我的大半辈子是在做后勤服务工作，见证了后勤工作的发展历程。

我国的高校后勤事业从产生至今虽然已经走过了100多年的历程，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后勤事业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计划经济体制下逐步发展起来的，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具有鲜明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特征。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逐步推进，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高校后勤管理体制暴露出种种弊端，不仅制约了后勤事业的发展，也成为我国整个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瓶颈。因此，一场涉及高校后勤领域的深刻变革应运而生，这就是高校后勤改革。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起步。学校后勤坚持服务宗旨，逐步深化改革，不断完善“小机关、多实体”的管理体制，后勤服务质量和服务满意率进一步提高，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我记得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房改，房改是高校后勤改革的一个缩影。20世纪80年代，原有的“统一管理、统一分配、以租养房”的福利分房模式已不适应新形势下教职工的住房需求，学校虽然多次增建校内职工住房住宅，但仍无法满足需要。90年代初，学校成立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先后制定《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出售公有旧住房的办法》等规章制度，大力推进住房制度改革。1993年，地矿部同意学校根据《湖北省直单位公有住房出售和售后管理试行办法》，将产权属于地矿部的居住房出售给职工，所得售房资金用于职工住房建设。1993年4月我从总务长晋升为学校副校长，分管后勤工作。2000年底，学校开始按国家规定实行住房货币化改革。这一年，后勤集团正式挂牌成立，后勤社会化改革进入新阶段。

2002年12月，赵克让（右2）到北戴河实习站看望工人师傅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充分说明了后勤工作之重要。在后勤管理中做到每位员工要以校为家，努力做到“人人有事做，事事有人做”，不留后勤工作“空白”。总务部门建立健全后勤工作相关规章制度，做到工作有章可循，保证工作高效、有序进行。

后勤的工作琐碎，包括众多：项目建设、住房分配、财务管理、风险防控等与师生学习、生活、安全紧密相联的工作，关系到师生切身利益、甚至生命安全，若没有规范作先导，没有强烈的规范意识，工作上浅尝辄止，打擦边球，不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不仅会影响服务质量，还会出现违法、违纪的重大错误，甚至引发安全事故，造成重大损失。“后勤工作无小事。”在后勤管理中，我始终坚持对政策法规的学习，始终强化廉政意识，守住“规范”底线。

我还注重雕琢后勤管理中的每一处细节，“细节决定成败”，关注了细节，方可塑造品牌。我们美丽干净的校园、美味佳肴的食堂、文明宿舍、放心超市，成为后勤服务靓丽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