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6月，我19岁。距离高考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我犯了一个错误，一个改变了命运的错误……
多年以后，我常常在回想，假如当年不打出那两拳，我的人生将会是什么结果？
1979年6月，我19岁。距离高考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我犯了一个错误，一个改变了命运的错误……
我是78届高中毕业生，当年高考落榜，我心有不甘，就在学校上了三个月的补习班，然后自己在家里复习，准备参加79年高考，以实现自己的梦想，真可谓“臣屡战屡败，亦屡败屡战！”
那时，我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出去跑步一个小时，早饭后就开始了一天的学习。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和跑步外，基本上没有社交、玩耍和娱乐，从早到晚都坐在床边的小凳上复习功课。
马上高考了，我觉得太疲劳了，就决定给自己放几个小时假，放松放松。
高中时期的作者王谦
那天是星期六，大人们在上班，学生们在上学，风和日丽，一片夏日风光。下午四点多，我信步走出家门，走出街坊，不知不觉就走到了父母所在工厂的体育场。
体育场是露天的，呈长方形，约有三四十亩大，在工厂大门北边一二百米远的地方，位于家属院的东边。体育场大门两边是宣传橱窗，南边有一个售票处，附近就是假山和花园。体育场里面，进门是三个灯光球场，南边一溜有十来个乒乓球案子，北边有一个椭圆形的体育馆。馆里有一个更高级的篮球场，北西南三面都是一层一层的水泥看台，大约有一二十个台阶。正东面是一个大舞台，可以用来开大会、放电影和演出文艺节目。
体育场的东南角，有一个高大的秋千架，并排有两副秋千、一根垂直的铁杆子和一个软梯。
我连续几个月在家复习，不晒太阳，不闻市声，都快憋出病来了，很想到这里活动活动，透透气散散心。
看着秋千架上无人，我就上去玩了一会。收腹、挺胸、曲腿、蹬腿，很快就熟练了。这时有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也想玩秋千，可又不敢上去，就叫我带他玩。我把他抱上来夹在我的两腿之间，逐渐把秋千打得越来越高，他将我抱得越来越紧，我们好像飞起来一样，一会俯瞰大地，一会仰望白云，耳旁呜呜生风，体验着飘飘欲仙和随时坠落的双重刺激。
“下来！下来！赶紧下来！”正玩得高兴时，有人在我后面喊叫。
“下来！下来！听见没有？”下面四五个人继续吼叫我们。
“别着急，等停稳了我们马上下来。”我回复道。
“快点！快点！再不下来……”这几个人很凶猛、很武断，一点不考虑秋千停下来需要一定的时间。他们开始骂人了，小孩吓得哭了起来。
“马上就下来了，你不要骂人嘛！”我也有点不高兴。
“骂你是轻的，还打你呢，狗日的！”这时还有人朝我们扔石子。
“你如果打着我，就小心点！”我也不服软。
“咚，咚”，果然有小石子击中我们，我生气地发出警告：“你再打，小心点！”结果是更为密集的石子像乱箭一样投向我们，我们在秋千上无处躲藏。
因为我是面向东，又缩着头，所以石子基本上打在腿和屁股上。
作者平时在体育场娱乐
那天晚上，体育馆里要放电影，俱乐部的工作人员在提前清场。就是把先前进入体育场玩耍的人赶出去，观众买票后，在电影放映前一小时才能检票进入体育场，穿过体育场再进入演电影的体育馆。
其实，放电影的体育馆有门可以检票，根本没有必要清理体育场的人。退一万步讲，就算清场是合理的，我们应该服从指挥，但是秋千运动起来有一个惯性，停下来也有一个过程。总得容我把秋千停下来，人落地再走吧？即使是执行公务，也不能随便骂人和用石子打人吧？
我担心打伤和吓坏小孩，努力停下秋千，由于我在停下来的过程中回骂了这几个人，我跳下秋千，还没站稳脚跟，就被他们扑倒在地，一阵拳打脚踢。这劈头盖脸的拳脚打得我晕头转向、眼冒金星。
我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开始反击。一拳一个，连续打倒两个人。这时有更多的工作人员向我扑来。我一看情况不妙，撒腿向大门跑去。
“关大门，关大门，不要叫这个人跑了！”秋千架距体育场大门大概有两三百米，这时大门口有人听到指示，跑过去将大铁门关了，随着“咣当”的声音，我知道自己已落入包围，没了出路。
如果叫这些人抓住，那肯定没有什么好下场！我急中生智，改变角度，一个助跑，纵身爬上售票处旁边两三米高的围墙。在围墙上，我回头向他们比了一个中指，就跳下墙去，如雨的石块和谩骂声渐渐淡去。
我一连穿过两个街坊，跑到一个同学的家门口。他和家人正在院子里喝茶、乘凉，也准备吃过晚饭去体育馆看电影。天已麻麻黑，我喝了几杯水，吹了一会儿牛，看看没事，就决定回家。我是由西向东走的，过一条柏油马路，就是自己家了。
作者王谦在体育场
俗话说“冤家路窄”，这话不假！当我横穿马路时，恰巧就遇到了刚才与我打架的那帮人。原来他们认错人了，将我和一个同学的哥哥搞混，跑到同学家寻找那个和他们打架的人。见了我同学的哥哥，仔细一看，除了个头体形相似，五官区别太大，不是一个人，只好铩羽而归。
正当他们有气无处撒悻悻地向回走着，“偏偏遇了个端端”。那时我目不斜视地由西向东走着，没有看到他们，而他们由北向南走，从侧面看到了我，五六个人随即扑上来将我摁住。
我这时才搞清楚，与自己打架的人是厂工会俱乐部主任，姓H，当时大概40岁。他是关中人，长得人高马大，卷头发，牛眼睛，看起来孔武有力。他以前是唱秦腔的，是剧团里的武生，从小练胳膊练腿，有一身过硬的童子功，没想到演戏的“套路”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实用。更没有想到：在自己管辖的地盘，在工作时间，因“公”被一个戴眼镜的小青年给打了，而且还被打落了三颗牙，脸肿得像吃了半块月饼没有下咽，真是奇耻大辱啊！另外一个被打的人，也是厂工会俱乐部工作人员，当天的值班纠察，是一个转业军人。
我们在家门口闹了起来，互不相让，引起围观。我母亲知道后，来不及解下围裙，连忙把这些人让到家里，沏茶倒水说好话；我父亲也忙不迭地给他们递烟点火，赔礼道歉；只有我还不服气，一口咬定是他们先骂人、先打人的，死不认错。
虽然他们有错在先，却有两个人有明伤，一个人掉了三颗槽牙，另一个被打倒了，弄得灰头土脸，衬衣也破了，可我只是两臂、脖子略有抓痕。
好在这几个人与父亲都认识，平时与父亲关系还不错，母亲不仅给他们赔了衬衣，还赔了医疗费、营养费，这个事当时双方就算和解了，私了了。
我又投入到了紧张的复习之中。
西安庆华文体中心
没过几天，一个长得非常漂亮的女同学来家找我。我以为来了桃花运，激动地端茶倒水，谁知这位美女只是通知我到派出所去一趟，说是协助调查一个事情。皮球泄气，大失所望！
我中午无心吃饭，下午一上班就去了派出所。女同学把我领到一间破旧的办公室，一个年轻干警给我做了问讯笔录，让我将事情经过叙述了一遍，核对无误后，就签字画押。随后进来一位个子很高、脸铁青的人，年轻干警马上起来给他倒水，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我则坐在椅子上，旁若无人，未理会这个“青脸”。这个“青脸”看了一会儿笔录后，叫我再写一个检查，要求三天之内送来，就让我走了。
三天已过，我没有写检查，更不可能交检查。第五天那个年轻干警上门来向我要检查，我口气坚定地说：“我没错，错的是他们！不可能写检查！”
后来，那个女同学托人捎话说：“还是写了好，不然后果……”我依然没有理会，派出所也再无人来过，我想着这件事可能就过去了。双方打架，各有轻伤，并且已经达成谅解，最后必定是不了了之，我迅速沉浸到临考前的复习之中了。
不曾想，半个月后，就是7月7日，当年高考的第一天晚上，体育馆一场露天电影马上开演的时候，大喇叭里一个男声严肃地说：“某月某日某时，待业青年王某某在某某厂俱乐部体育场清场过程中，拒不配合体育场工作人员的工作，反而将工作人员打伤……”
我家距离体育场大约七八百米，当时的高音喇叭不知道是多少分贝，反正正在家专心复习的我听见了。这个声音一下就冲入了我的耳朵，扰乱了我内心的平静，使我再也无法专心复习，脑子里反复回旋着“待业青年”四个字，总感觉这几个字比流氓阿飞还难听。辗转反侧，一夜无眠。
随后两天的高考，头一直是懵的，不在状态，并且连续几天心不在焉，晕晕乎乎。
这年高考，我以三分之差名落孙山！使我与心中的梦想再次擦肩而过，与光明前程分道扬镳，从此改变了命运的轨迹！这不知道是应该怪自己，还是怪俱乐部工作人员，抑或是怪派出所？难道是冥冥之中，真的有个无形之手在撩拨、戏弄着人生？
本来，我可以“范进中举”式地再考几次，可是我真的不愿意再当“待业青年”了，于是就进了西安一所技工学校……
作者高中毕业照
补记：当年高考，陕西省招办有一位我父亲的关系，他提前告诉我父亲，只要我能上录取分数线，想去哪所学校就可以去哪所学校！而我却没有过分数线，父亲就帮我的几个同学办妥了上学的事情……
另外，“待业青年”是当时的一个特殊名词，专指城镇中暂时没有解决劳动就业问题的知识青年，这个名称应该是中性词，虽然不好听，但与流氓阿飞无关，只是自己当时过分自尊，过分敏感！
转眼四十年过去了，蓦然回首，人生真是无常啊，难道还真的会有“两拳打掉三分，白领变成蓝领”的怪事？
作者简历
王谦，男，1960年7月28日出生，祖籍陕西子长，中国民盟盟员，大专学历，主任记者职称。
作者王谦
西安市作家协会会员，西安市书法家协会会员，民盟中央美术院陕西分院理事，陕西汉唐文化创意研究院研究员，陕西省科普作家协会会员，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客座教授。
原陕西科技报执行总编，曾多次获得中央、省及行业新闻奖，新闻作品多次获中央、省市领导批示，发表新闻作品两百万字，散文、诗歌、小说、报告文学数十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