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了，欣欣申请的学校心理咨询还没消息，长时间等待给她本就焦灼的心情增添了不安。
申请到心理咨询，结果也未必如意。龚云菁向心理咨询师说出自己的心理问题后，隐私被泄露。在学校门口被按倒，继而被押送进省精神卫生中心时，她内心浮出两个字——“背叛”。
为什么一些高校的心理咨询要等一个月之久？心理咨询师泄露学生隐私是否合适？学校将疑似患有精神疾病的学生强制送医是否违法？
咨询需排队？
入学两个月，上海一所高校研究生一年级的欣欣仍不适应新生活。陌生环境、失恋的打击让她感到焦虑。“晚上睡不着，白天学不进去，因为一点小情绪就会大哭。”
欣欣申请了心理咨询，学校心理咨询中心一个月后才联系她。其间，她自己尝试了一些调整方法。
有些学生在申请心理咨询时情况已经比较严重。在北京读研究生二年级的阿枝曾向媒体表示，自己认知功能紊乱，甚至有自残行为，“不能再等了”。她向老师求助，最终心理咨询得以在一周内进行。记者联系上阿枝，她不愿再接受采访。
排队现象反映的是近些年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显现。北京中医药大学发布的《大学生抑郁症状检出率及相关因素的meta分析》研究2009年至2019年的文献发现，抑郁症状的大学生检出率为24.71%。
雷五明是武汉理工大学心理健康与生涯规划教育研究所所长，在校28年一直负责教授心理健康课和心理咨询工作。
“做心理咨询的学生从一开始每年几十人，增至如今每学期四五千人次。”雷五明觉得，接受心理咨询的学生变多，与学生总数及有心理问题者增加，学生更加认可心理咨询，学校心理咨询能力提高等因素有关。
学生心理健康问题越来越受重视。早在2004年，时任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提出，高校要建立心理问题筛查、干预、跟踪、控制一体化的工作机制。2020年，国家卫健委要求高中及高等院校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并重点关注测评结果异常的学生。
而高校心理咨询师配备工作仍在推进中。据2018年发布的《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专职教师要按照师生比不低于1:4000配备，每校至少配备2名。2020年，教育部在对一份全国人大代表建议的答复中提到，下一步将重点推动解决高校队伍建设等制约性短板问题，推进专职心理咨询师配齐建强。
即便配比达标，一些高校的心理咨询仍供不应求。有心理咨询师告诉记者，学期结束还有学生在排队。
多名高校心理咨询师表示，高校心理咨询师人手紧张的另一原因在于，职业晋升困难、学习机制不健全等因素导致岗位留不住人才。
四川一所高校心理咨询中心主任杨红指出，心理咨询师是非教师专业技术岗，日常大量时间花在临床咨询，而这一工作很难作为科研成果呈现，职称评审受限。她建议，借鉴辅导员职称评审单列计划、单设标准、单独评审办法，调整心理咨询师的职称评审方案。
干预会泄密？
不是所有申请心理咨询的学生都像欣欣需要排队一个月，情况严重的可能被学校列为重点关注对象，进行心理危机干预。
雷五明介绍，重点关注对象包括患有抑郁症、双相情感障碍等精神疾病或出现自伤、自残、自杀行为的学生，心理危机干预是防止、阻止学生出现上述行为。
毕业于福建一所高校的学生罗兰在校期间曾接受心理危机干预。高三时她患上焦虑性障碍，病情好转后自主停了药，加之不适应大学生活，她的病又复发了。
“白天除了上课我不敢出去，晚上自己在宿舍总觉得背后有人，就到床上把床帘拉起来，但还是很害怕。即使室友回来也怕得睡不着，觉得天花板上有张人脸在看着我，”罗兰说，“因为害怕我忍不住哭，但不敢发出声音，担心影响室友，也怕她们会用异样眼光看我。”
鉴于之前家人对精神疾病有偏见，这次她不想让他们知道，于是就预约了学校的心理咨询，且叮嘱心理咨询师不要告诉辅导员和家人。
但几天后的一个早晨，睡梦中她接到心理咨询中心主任的电话，对方告诉她已经通知了辅导员。
辅导员给她打了很多次电话，说要陪她去医院，还“威胁”如果不去医院就联系她家人，此后隔三岔五打电话了解她的情况。坚持吃药，生活重心转移后，罗兰状态慢慢恢复了。
所幸除了辅导员，其他人并不知道她的情况。然而，心理咨询师的泄密行为让她不再信任心理咨询中心，即使后来又出现情绪波动，她再没有去过心理咨询中心做咨询。
2020年大学毕业的龚云菁也有过类似遭遇。她大四时被确诊为重度抑郁症，每次去做咨询，学校心理咨询师都跟她说，“关于你的任何决定我都会事先跟你商量。”
但一次偶然机会，她得知自己的病情被泄露给辅导员和家人。她感觉好像心被捅了一刀，“被出卖了”。
龚云菁讲述自己的经历。 微博截图
《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工作伦理守则》(第二版)规定，心理咨询师有责任保护寻求专业服务者的隐私权。什么情况下可以突破保密原则？《守则》显示，心理师发现寻求专业服务者有伤害自身或伤害他人的严重危险，未成年人等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受到性侵犯或虐待，以及法律规定需要披露的其他情况为保密原则的例外。
是否要“泄密”是很多高校面临的道德困境。杨红分析，如果学生要自杀，告诉家长可能刺激学生，也会失去学生信任；但不告诉家长，如果学生真的自杀了，家长会认为学校没告诉他们，“这是学生隐私权和家长知情权之间的两难。”
她处理心理危机干预的经验是，让学生感受到心理咨询师是关心他们而不是推卸责任。她会和学生商量保密方式和内容，选择他们认可的方式，坦诚利弊，获取对方信任，并与其建立同盟关系，“学生才是决定自己生死的那个人，而不是其他人。”
送医可强制？
接受心理危机干预遭“泄密”后，龚云菁还被强制送医。
2020年5月，回学校办离校手续前几天，从同学那儿得知自己的病情被泄露，她想联系相关老师要个说法，但对方“微信不回、电话不接”，之后却大晚上给她妈妈打电话。
龚云菁情绪激动，在年级群里问“你们就是想让我死是吗”，当晚躲了起来。第二天辅导员劝她“过来吧，我们一起聊聊，工作做得不到位的给你道歉”。龚云菁说，她在学校门口出示健康码时，被从学校冲出来的人送去了省精神卫生中心。
据她回忆，住院期间她熬过了噩梦般的9天，“病区里的患者经常打架，我就差点被打。在一群人的嘲笑声中醒来的感觉太恐怖了。”
精神卫生法规定，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其近亲属、所在单位、当地公安机关应当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并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
北京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邓千秋表示，强制送医是对人身自由的限制，不能任意采用，在上述规定情况下采用才合法，“是否出现危害他人或伤害自己的行为好理解，是否有危害他人或伤害自己的现实危险性，法律条文并没有明确标准。”
北京慕公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昌松认为，如果学生没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危险，只是行为动作有些怪异，除学生自行或其近亲属有权送医外，学校无权强制送医。
刘昌松指出，学理解释中，已经有伤害他人、攻击他人的行为，或服用大剂量安眠药、跳河、割腕等自杀未遂的行为，属于“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有扬言伤害他人或有“我不想活了”之类表示，或有严重精神障碍，并发现其采购大量安眠药、农药等自杀工具等，属于“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
邓千秋进一步解释，从强制送医程序的合理性考虑，校方有必要先通知学生近亲属，征得其同意，但学生出现危害他人或者伤害自己的实际行为或现实危险性时，情况往往比较紧急，即使学校的送医行为没有获得当事学生及其近亲属同意，也具有一定正当性。
西南大学心理学部教授汤永隆表示，如果学生有精神疾病，且存在一定危险性，学校行政管理部门的介入是合理的，但可能因不专业以至于处理“简单粗暴”。
“社会压力导致我们即便有正当性也不敢将学生强制送医，”杨红说，“关键是以什么方式送医，学生不愿意去，难道捆着去吗？”
患有精神疾病的学生还可能面临休学问题。微博超级话题“抑郁症”里，不少学生讲述确诊后被学校劝说休学以及复课困难等经历，一名学生称，“我刚上大一……我整个人都慌了，学校又要我休学……”
抑郁症相关话题。 微博截图
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提到，学生因病经指定医院诊断，须停课治疗、休养占一学期总学时三分之一以上，应予休学。
邓千秋表示，如果学生不符合休学条件，学校强行要求休学侵犯学生受教育权。如果学生长期不能正常参加学习，可能面临旷课处分和挂科，压力也会进一步增加，学校会建议学生休学，杨红补充说。
邓千秋分析，受教育权被侵犯，学生可向教育行政机关投诉，要求其责令学校改正、采取补救措施等。如果是人身自由权被侵犯，建议学生报警。
在杨红看来，休学和送医需多方配合，学生心理问题不能单靠心理咨询中心解决，学校也无法做到24小时监护。邓千秋表示，如果学生有精神障碍或疑似精神障碍需送医时，家长作为监护人应负起责任。
(文中欣欣、杨红、罗兰、龚云菁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