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网?开讲啦演讲稿三篇
导语：《开讲啦》真诚分享和平等对话的独特形式极具新意，十位嘉宾跨界混搭，15分钟的独立演讲完全脱稿，一气呵成。被评价为“具有创新意识的中国版TED”。这里心灵鸡汤网的小编为大家整理了三篇开讲啦演讲稿，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一、李希贵：学校是什么？
过去我们的家长，我们的老师给学校定义的时候，学校是什么？学校是学生来学习的地方，但是我们没有问问孩子，我们的学校应是个什么样子，我想展示一个泼水节的照片，从狂欢节到泼水节，我们事实上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课程，来叫学生们能看得见老师真的希望和你们平等，它带来一个最重要的值得我们欣慰的事就是，我们的学生真实了，但是学生真实了以后，他和你交流的问题就不一样了。去年秋天，我们高一一个男生给我发过一个短信，他说，校长，请你帮我解决一个问题，我在初三的时候，曾经暗恋一个女生，但是这个女生呢，中考的时候没有考到第十一中学校，她考到其他学校去了，现在每当我闲下来，大脑里满都是她的形象，问我怎么办？这也是我工作了三十多年了，接到的第一个关于这种问题的短信，所以平等的师生关系会让我们看到孩子真实的内心，我们也会真正地了解他们，理解他们，去研究怎么教育他们，这是我们为什么苦苦地追求平等的一个重要原因。
今天我还想给大家看第二个照片，这是学校话剧《雷雨》的一个剧照，前几个星期你去听课，你去看他们演戏的时候，一片混乱，因为每一个同学，每一个剧务，每一个角色，都感觉到自己最重要，一个一个孩子就像大爷一样，特别大，但是经过一个学期，他们之间的冲突，他们之间的磨合，他们之间的沟通，最后他们终于发现一个道理，你不合作，就没有办法成功。所以到最后一个学期，当他们在戏剧节上演出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学生全变了，他们从那种大爷变成了孙子，一个一个都像孙子一样。给别人递个话筒啊，给别人整整服装，给别人化化妆拿拿道具，这就是教育，这点是我们感受到他们在体验当中成长。当然，这个戏剧课事实上还给我们一个非常意外的收获，就是我们感受到了男生女生在这个青春花季他们有一个正常交往的平台。你说在数学课上吧，你说男生女生老两个一块接触，是不是不太好，在这个物理课上吧，你两个天天在一块做实验，也不太好。但是我要说，青春花季的学生，如果没有了异性之间的目光，他们就缺了好多人生的营养，没有他们之间正常的交往，他们的情商就不会健康。所以他们必须要有这么一个舞台，使他们去交流。
我上高中的时候，你要男生女生说话，那马上老师就跟上了，我记得一个比我高两届的校友，他长得很帅，也特别外向，很喜欢跟女生交往， 但在学校里没有机会，于是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发现他心爱的那位女生，家里院子里栽了一棵杏树，结满了杏子，他想以这个杏树为媒介，来和这个女生交往，但是很麻烦，他要去偷杏子，首先遇到一个挑战是，必须在她爸妈不在家的时候，为这事，他暑假里就在她院子门外，溜达了两个星期，才终于发现一个机会，但当他实施去偷杏的时候，又遇到第二个挑战，就是他要弄出很大的声音，一定要被这位女生发现，结果这个女生对这个杏树不太关心，以致邻居发现了，要出来抓他了，这个女生还没有发现，所以这个男生只好抓起一把沙子洒向了她的窗户，才终于把这个女生引出了。但是接下来他遇到第三个挑战，就是他要逃跑，但是要控制逃跑的速度，以确保被这个女生追上，然后发生冲突。你看，为了说几句话，费多大劲。我们戏剧课上，男生女生他们之间就有很好的交流，我觉得都是健康的交流，一开始呢也不容易，比如说他们要有一个拉手的动作，一开始是拉一支铅笔，后来老师把铅笔没收了，就拉着袖子，经过那么两三个月才开始拉手，事实上在这个青春花季，让他们健康的情感得到交流，就解开了人生的那些秘密，就解开了人生的面纱，所以我们一定要鼓励我们的学生有一种健康的情感交流。
这个第三个照片，这是一个签约仪式，左边是学校一个学生银行“圆梦银行”的行长和副行长，右边是学校一个商店文具屋，我记得2010年的时候，我们学校有5家学生书店，向学生竞标，其中有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他们中标了一家书店，他们盘算了一下，启动这个书店需要5000块钱的启动费，就去敲我的办公室，我一听，第一我没有那么多钱借，第二我借给你5000块钱，你启动这个书店太容易了，我不能帮你这事。但是我为了怕打击他们的情绪，还是从稿费里给他们借了400块，但是你必须写下借据，而且要写上归还我的时间，这件事被媒体给炒出去了，学生知道了，这下坏了。好多学生都去敲我办公室，特别是初中的学生，他们觉得找校长借钱很好玩，仍来敲我办公室要借钱，我一看这事不好。第一我没有那么多钱借，第二我借出去我怎么去回收，我天天追着学生屁股后面要债，那不合适，所以我想来想去，决定成立学生银行，我从稿费里拿出了2万块，让教导处组织竞标，成立两家银行，那么这是其中一家叫“圆梦投资银行”，但是有一天突然这个行长来找我，说他看到了另一家银行叫“十亿投资银行”的一个海报，这个银行他决定贷款的利率可以降到最低，零利率，这个“圆梦银行”傻了，说这不是恶性竞争吗？所以和校长共进午餐的时候他们就去找我，说校长你能不能管一管他们，不能再这样恶性竞争。这个时候我就不帮了他们了，为什么？我希望他们能去沟通，我说你们自己研究怎么解决，你们可不可以去商量一下怎么办。他们 这种沟通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效果，最后他们决定，成立了一个银监会来监督他们，我相信这样一些调查研究思考，就会帮助他们来接触社会，来认识世界，来丰富自己的人生。
教育和帮助他们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大的教育本身就应该有帮助，但是我们现在在实际操作的时候，把它理解窄了，我们认为教育我就要去拼命影响你，去说教，这才是教育。教育其实更多的还要帮助他，我们再来看另一个照片，这个孩子是在马术方面非常有造诣的一个孩子，三年前，我们中考录取学生的时候，这个孩子报了我们学校，但是他离我们学校的录取线差很多很多，那个时候我们正好遇到一个情况，就是刚刚我们的高考的升学率录取到一本的录取率达到了99%，所以好多老师觉得经过再一年的努力，我们就会有100%的学生上一本，如果今天我们决定要这个学生，那就预示着三年之后你的一本的录取率绝对不是100%，因为她连二本能不能考上都是问题，但是我们放弃100%录取率，但是我们要了另一个100%，就是每个孩子的成功，教育不仅仅是拿学生过来加工，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我们要去发现孩子的潜能，唤醒孩子的潜能，让每一个学生最终成为他自己，现在我们4000多个学生，有4000多张不一样的课程表，每一个学生按照自己的课程表去走班上课。比如说我们有机械技术，汽车技术，服装技术，数据库动漫技术，看上去好像对高考啊，对升学没多大关系，但是对学生的人生非常重要。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你们上大学的时候，学的这个专业，你们跟自己理想的目标差多少，你被大材小用了吗？我相信这是一种感觉，为什么？就是你希望干的行业，你没有干上，你的潜能没有得到发挥，所以你就感觉到自己被大材小用了。
我希望我们未来有一天，我们都没有这种被大材小用的感觉，每个人都发挥最大的潜能，为这个国家，为这个社会服务的时候，我们的教育就真的赢了！
最后我想说，我们为什么这样去做一个学校，就是因为我们希望，在这样一个校园里，听到孩子们花开果树的声音，有些人要给教育下一个定义，我特别欣赏一个教育家，他也叫马克思的一句话，他说，教育就是一个迷恋他人成长的学问，所以在我们的校园里，迷恋着孩子们成长，所以我们要把学校变成一个孩子们向往的新学校，谢谢各位！谢谢！
二、陈晓卿：舌尖上的好奇心
小撒是我们的老同事，我们一直在一起，已经十年多了。后来，我怀疑他把我拉到这来是为了衬托他长得很帅。其实我是一个特别不会说话的人，笨嘴拙腮，到这来，真是有点特别特别的为难。如果我说得不好的话，我希望大家能够原谅。
我是一个做纪录片的人，我特别不喜欢一个做纪录片的人说我其实是要告诉你什么，纪录片是大家能看到什么，实际上理解的那个东西就是这个纪录片要说的。根本不需要理这个导演，自己心里想的是什么。流露到最浅表层面的，恰恰是纪录片最有魅力的地方，这个可能也是《舌尖上的中国》吸引大家的地方。我也看到了一些网上的吐槽说，舌尖2现在老说人，不说吃的，不好玩。还是希望像舌尖1一样有更多的食物的东西在里面，但是我们为什么会触碰到一些社会层面的内容？或者说是社会热点问题？不是说我们愿意去触碰，而是你在拍摄食物的时候不由自主地就会发现。第一次调研回来，45天，大家给我报的选题，凡是农村的食物，它的主人公都是老人，我只要问家里的孩子哪去了？进城务工去了嘛。那孩子的孩子呢？孙子呢？老人们带着。作为一个纪录片人，你觉得你不把它记录下来，你对不起自己的良心。《舌尖上的中国》我们希望大家看到美好的食物，令人垂涎欲滴的食物，但是我们同时希望大家通过这些食物，能够更多的认识到今天的中国是个什么样子，中国人如何纠结于传统，又如何惊慌失措地面对着今天的发展。
那么真正产生《舌尖上的中国》的这个想法是我已经在电视台工作了十几年，2010年底，我和蔡澜老师和沈宏非老师做了一期演播室节目，在这个过程中，我就有一个想法，想拍一个美食的纪录片，就真正属于美食的，而不是说给大家介绍吃的，哪儿有好吃的，这么简单的纪录片，他们也都很开心。但是真正实现这个想法，是中央电视台的纪录频道成立之后，因为在此之前，他们把钱都给撒贝宁买服装了，就没有钱去拍纪录片。之所以有《舌尖上的中国》可能跟我从小到大一直对美食的那种不停的好奇心有关联。我读大学，在旁边的北京广播学院，每次回家我就不想回来，寒暑假都不想回来，因为想想学校的食堂，我就不想回来了。不过现在我听说广院的食堂，咱们有广院的学生吗？你看有很多，食堂已经非常非常好了。还拍过一部纪录片叫《不是所有的肉饼都叫广院肉饼》，好像是这样的。看着也非常非常诱人。我们读书的时候，还没有那么丰富，不管是哪的吃的，我都特别特别地喜欢。别人觉得不能吃的，我也都能吃。我的一生一直在寻找，寻找别人可以吃，我吃不了的东西，但是现在还没有结果。我记得有一年，我和中央电视台第一代播音员李娟老师去西双版纳，第一次吃撒撇，撒撇是云南的一种特别美好的食物，它是牛反刍出来的胃液，拌的蚂蚁这个菜，勺子一挑，会拉一个很长的黏液出来，然后拌了很多的糖，当地的朋友也特别地热情，要是最好的朋友，才会有这样的待遇。就是说他要?一勺之后，自己先吞掉半勺，然后把剩下的半勺给你，才表示我们之间的关系很亲密，我非常欣然地就把剩下的半勺吃下去了。有点苦，但是很奇妙的一种味道。但是我还在品味的时候，李老师已经在旁边不行了，她看着已经都不行了。我说这个的意思就是说我对一切都能充满好奇。这个可能是我想说的第一件事，就是好奇心。
第二件事呢，我想介绍一下我的职业，纪录片是什么呢？是三千米障碍或者是马拉松，它是一个特别费力，特别劳其心骨的一个工作。我本来想说饿其体肤，作为一个拍摄《舌尖上的中国》的导演，我实在是说不出口，其实我们吃的还是比较多的。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那个扣三丝，本帮菜里面有一个刀工菜，扣三丝。扣三丝本身就是本帮菜里边一个非常考究功夫的菜，这道菜平时做需要4个小时，三到四个小时。实际上蒸只需要半个小时，完成它的刀工，需要这么长时间。那我们拍用了多长时间呢？是27个小时。用27个小时拍一道菜，这个可能就是我们的工作。这个是一个不达到我们需要的目的，不把这种口水，自己口水拍出来，导演们是不会停止自己的工作的。我举这样的例子，实际上是说可能我们在拍摄过程当中实际上是耗费了非常非常大的精力。那么包括我们大家看到的，可能是一个6分钟短的故事，比方说有一对采蜂蜜的夫妻，他们捣鼓了一点四川菜，这个长度大概是6分钟。但是我们拍摄，拍摄了多长时间呢？拍摄两次，调研三次，其中跟着他们转场，最长的一次，两千公里，40个小时，导演自己是摄影师，他在什么地方呢？车厢里边是没有他的座位的，他是在蜜蜂的蜂箱上，在蜂箱上，就是在敞篷卡车的顶上，身上被蜜蜂蛰得，眼睛也蛰肿了，我可能说得不是特别形象，我们可以来看一段视频。
我想在座的有很多学影视专业的同学，有多少人希望将来自己做一个，或者说有可能，或者有心愿，将来从事纪录片的行业，请举一下手，你看，看了这个都吓坏了吧，就没几个了，还是有几个的。在他的片子里，曾经有过这样的段落，养蜂人的妻子回忆当年自己订婚的时候，说养蜂人告诉她，养蜂就像旅游，又好耍，又浪漫，其实风餐露宿，辛苦得很。纪录片说起来像搞艺术的，看起来很美好，其实风餐露宿，辛苦得很，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忠告。
如果说《舌尖上的中国》可能很多地方打动了大家，那可能是我十几年甚至二十年的积累我把它都掏出来了，给大家来看，那么对于一个对美食没有感觉，或者说之前没有研究过美食的人来说，他可能所有的都要从头做起，我们做纪录片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最辛苦的一件事情叫调研，大家看到的《舌尖上的中国》可能每集只有五十分钟，那么可能我们每一集的平均调研时间都是一百多天。所以我有一个好朋友叫老六，他说过一句话叫“聪明人总要下笨功夫”，就是聪明人，大家都是聪明人，谁舍得下笨功夫，谁才能取得成功。
我希望大家听了这个演讲，或者说关注了《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之后，能做到两点，一点是希望大家看了《舌尖上的中国》后，能够立刻回去给自己最爱的人做一顿饭，我们的心愿就完成了，这是一。第二，我说说我自己的感受，我特别羡慕大家，我看大家这么年轻，我真是特别特别地羡慕，我希望大家如果今天听到我说的，有什么收获的话，我希望大家能够保持一个清醒的认识，能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要被任何站在这个台上的人蛊惑，我觉得这就是我想说的。谢谢！
三、王澍：叛逆的征途
各位同学：
大家好，我是王澍。刚才小撒说到很多人不知道普利兹克奖，其实这个不奇怪，因为这个奖知道的人不多。但是呢，多少代的建筑师想得都得不到，最后居然被一个以叛逆着称，一直到今天几乎仍然工作和奋斗的建筑师所获得，很多人都跌下了他的眼镜。所以如果说在中国的建筑界，你要找一个人，说他从青年时代开始就以叛逆着称，而且一直叛逆到他的成年，我想我肯定是其中之一，而且比较突出。很多人说叛逆，你凭什么叛逆，青春期有一种莫名的情绪，就是叛逆。
青春期大家其实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情绪，你的那种活力[buer123.com]。你面对的这个社会，有点不可知的一个状态；很多的成年人都在教训你，让你这样让你那样；你又不太反驳得过他们，但同时你隐隐地知道，他们好像也不完全是对的。就是那样的一种情绪，那么大家可能会有个问题，这样的一个人，他是什么时候开始，是这样一个状态。
因为这个状态对于学生来说不太正常，连我自己都觉得奇怪，你不可以想象我的，比如中学是什么样子的。我中学时是一个标准的好孩子，好到什么程度呢，从入校开始我就一直是班长、团支部书记、西安市市级三好学生。那么这样的一个好学生，怎么可能后来会变成如此叛逆的学生？
有一件小事儿和我后来特别有关系，我记得我当时在中学的时候有一堂课就是历史，在读历史课的同时我看两本书，一本叫《法国大革命史》，一本是冯友兰先生的《中国通史》。那两本史看完之后再看课本，那课本就可以直接扔到垃圾桶里去了。因为它太幼稚、太简单，历史被他们概括得几乎就变成了没有。我记得我上课的时候，我们那个老师是刚毕业的一个年轻老师，我坐在第一排，他就老有点狐疑。因为他讲的其实不多，发现那个学生拿着本在那写，写的内容好像远远超出他在课堂上所讲的。下课的时候他说能不能把你的笔记本给我，让我看看。我就给他看，他说能不能让我带回家去看看，我说行。第二次上历史课的时候，他就说，他说：“这个学生，将来一定是不得了的。”
我进大学，那时候是南京工学院。我刚一进大学，每个系选一个学生做学生代表，在一间小会议室里听校长训话，我就是建筑系的学生代表，如果我不足够好的话 ，在那个年代是根本不可能被挑选去听校长训话的。我们的校长很有名,他是钱钟书先生的弟弟——钱钟韩，一个叛逆的校长。我记得印象很清楚，那次训话他的一个核心的话“什么是好学生 ”好学生就是那种敢向老师挑战的学生。他说：“你们不要以为你们那些老师都多么的了不起，很多人就是在混日子，如果你提前三天对你所上的课做认真的准备，你在课堂上问三个问题就有可能让你的老师哑口无言，他就下不了台，这样的学生才是好学生。”这个对我的冲击很大，但是也让我很振奋，因为我突然意识到我来对地方了，大学这才是我想来的地方。
很多人后来问我说你大学学习你的秘诀是什么，我说很简单就是自学。当钱钟韩校长说你要比老师备课更勤奋的时候，我就是这么做的。我是很早就发现有一个好地方叫图书馆，完了我很早就进了图书馆，我开始看所有那些课堂上没有教过的东西。大学二年级，我当时就开始放话了，我说已经没有老师能教我了，因为他们讲的东西和我看的东西一对比，肤浅、幼稚、保守、陈旧就这八个字。当然我这样做其实确实引起我很多同学的紧张，我记得我夜里十二点钟睡觉，我睡在上铺，看出去我同寝室的同学拿着黑格尔的哲学史还坐在楼梯上在看，不睡觉，因为楼梯的灯还亮着。造成了一种压力，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再一次所谓的叛逆的时候，就是刚才说的我写了一篇重量级的文章叫做作《破碎背后的逻辑——中国当代建筑学的危机》。这篇文章从梁思成一直评到我当时的导师十几个先生。因为我当时觉得很奇怪，中国的这个学问是怎么做的，不痛不痒，所有的东西都是含含糊糊说两句。如果永远都这样不说下去的话，那我们肯定是这样，我们的水平停留在1930年代，确实是不会再变化了。所以我当时写了这样一篇文章，没有人给我发表，其实我也没所谓，因为这篇文章是给自己写的。一个人如果说要有点牛气，就要这样。基本上我今天，一直到现在，我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只是把我1987年写的这篇文章，我所说的，我认为可能要发生的，我认为应该这样去做，朝这个方向去走的。其实在那篇文章里，基本上说清楚了，但是怎么做出来，说完了是不算的。我为了实践我当时所说的，又花了二十五年来实践我所说的。
当然硕士毕业的那个事情大家可能有些人是知道的，硕士毕业的时候其实我完全可以用我前一篇文章作毕业论文，但是我写了另外一篇，因为我觉得还有些事情没说清楚。论文的题目叫《死屋手记》，其实对整个当时中国建筑界的现状，建筑教育的现状，包括我们自己那个学校的现状，一个影射。但是它的实质是对当时大家热衷地在追逐的西方现代建筑的基本观念的再认识和再批判。大家可能会知道，就是我这个论文第一轮全票通过了，但是在学术委员会表决的时候，他们取消了我的硕士学位，因为这个学生实在是太狂，所以他们没有给我学位。当然这个对我没有打击，我觉得我那时候已经书读到有一点点超脱。
当然很多人的叛逆可能就是青年一段，而我好像时间更长。1992年春天到来，改革开放新的一轮开始了，遍地是钱，建筑师的好日子到了。就在这个时刻，我选择了退隐，因为我不想做很多东西来祸害这个世界。不幸被我言中，后来的十年里头，有无数的中国建筑师做了大量的东西，在祸害这个国家。他们摧毁了我们的文化，彻底让中国的城市和乡村发生了巨大的面貌的改变。但是我想很少有人想过他们在干吗？他们为什么这样做？没有人这样子真正地认真地去想。我觉得我的憨笨这时候帮助了我，就是我想不清楚，我就不敢做了。所以那个十年里头。我做了一些小工程，改造老建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向工匠学习，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学校里没教过的。工人每天早晨八点上班，十二点下班。我从第一天开始我八点钟就站在现场，夜里十二点跟工人一起下班。我当时说我说我一定要看清楚这工地上每一根钉子是怎么钉进去的，全部要看清楚。我们在学校里学到的是知识，是读书，但是很少学如何动手做事，这个特重要。我到后来，到今天为止我做任何东西底气十足是因为最低的那个底牌我都已经摸过了，我当然有底气。当然人有的时候会有一点恍惚，我吃饭的时候突然发现，我说我一个研究生毕业整天跟一群外来务工人员坐在一起吃饭，好像这个社会阶层是不是混错了。但我学到大量的东西，就在这个时候，为我后来1998年再出山，其实做了充分的准备。所以后来很多人问我说，你有没有什么人生谏言来支撑你，其中一句话，我就说是叫“时刻准备着。”就当机会到来的时候，你是做了充分的准备的。完了到2000年之后，突然就有人对我做的这种设计有兴趣了，就接二连三地有人开始来找我，而且都说这句话。我们想做一个现代建筑，但是一定要有中国的感觉，而且不是那种表面的。我们反复访问过，也许在中国只有你能做，你是我们的唯一选择。
到我第三个十年的时候，其实没有像大家想象的那么艰难，第三个十年对我来说应该说是相当顺利。尽管在过程当中，会有一些，比如说争辩，这是难免的。所以让大家接受一个建筑，完全颠覆性地改变并不容易。所以我形容一个好建筑的诞生是什么？就是你一开始有一个很纯粹的，带有理想一样的想法，完了你要像长征一样的经过很多的险阻，中间每一次都是有人想摧毁你、否定你，你必须能够做到百折不挠，而且要说服大家，最后走到终点。你还保持了你最初理想的那个纯度，没有半分的减损，甚至更加地坚硬，这就是一个好的建筑师。
所以我记得有一个很可爱的甲方，就我当时做宁波博物馆的时候，他说：“王老师你到底怎么想的，我们设计的这个地方，新的CBD(中心商务区)，我们宁波人管它叫小曼哈顿，可是你用了这么脏的材料做了这样一个黑乎乎的东西放在这里，跟小曼哈顿的感觉完全不相称，你到底怎么想的？”我说：“这样说吧，我们实际上是想做一个新东西，这个设计传统里有没有？”他说：“没有。”我说：“现代建筑里头你见过这样的设计没有？”他说：“好像也没见过。”“那么我们是不是在做一个全新的东西？”他说：“是的。”“全新的东西是不是大家都没有把握？”他说：“是的。”“那么在这一桌子没有把握的人当中谁最有把握？是不是我？”他说：“是的。”我说：“那你就得听我的。”当然后来很有意思，这个建筑建成之后，甲方总结最后大家的反响，对宁波博物馆的反响。他叫四满意：群众满意、专家满意、领导满意、我们满意、全都满意。但对我来说最感动的是我碰到很多的观众，会去一个博物馆短时间内去三次四次五次。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这个地方全部被拆光了，变成一个新城了，只有在这座建筑上我能够找到我过去生活的痕迹。
我是为此而来，我听了非常地感动，但是有的时候也非常地酸楚。我记得我九十年代初做这个反叛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什么计算机，我没有想到这几乎像预言性质的，预言到今天计算机泛滥的年代建筑变得如此地干枯抽象和概念化，而我所主张的这条经验性的，以人的真实生活经验为基础的建筑，反而变成了另类，变成了新探索。这时候你会意识到你真的是做了点事情，这个事情不仅是关于中国文化的，还甚至超越了中国文化的国界，它带有某种普遍性的价值与意义。但不管怎么样说，回顾整个我自己的这样一个人生历程，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一个人一定要对自己的内心非常地真诚。其实我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坚持自己的内心，并努力地去实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