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暑假中一个炎热的中午，我跟父亲顶着烈日正在水稻田里薅草。突然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抬头一看，是我初中同班同学王志富，他家在我隔壁的青竹大队，他和我同在凉亭中学读书，我理科班，他文科班。
他说薅什么草，高考分出来了，赶快去学校看分去！
说完王志富就急不可待地骑着自行车向学校奔去。
当年不仅没有手机、互联网，村里连电话也没有，查分要到学校看从教委领回来的纸质分数登记表。
好在从家到学校也不远，仅两三里地。父亲催我赶紧上岸，脚上的泥巴还未洗净，便趿拉着一双塑料拖鞋，回家踦上二哥的自行车往学校赶去。
一路上心情忐忑不安，90年是我复读的第二年，88年应届高考459分，离最低的高中专差了40分，复读一年后465分，又差了近30分。当时家里几个姐姐都已出嫁，二哥结婚后也分家出去了，家里只有排行最小的我和年届六十的父母一起生活。家里有近五亩责任田，还有一头水牛，所有的劳作全靠老父老母，一年的收入也很微薄，勉强能应付我的复读费和全家人的生活开销。而那一年，家里运气实在太糟糕，一连死了九头猪崽，把仅有的一点积蓄也赔光了。
心中暗下打算，倘若今年高考仍考不上，就只能老老实实地在家务农了。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高考的录取率比现在低多了，记得当年全省有近十四万多考生，最后录取的本科、专科、高中专及委培生加在一起仅两万余人。
所以那时候复读是普遍现象，每所高中复读生人数都要远超应届生。复课一两年的很正常，有的同学甚至复读六、七年，我上一年有个绰号叫“大黑”的同学就参加了八次高考，大家笑称他“八年抗战”。
我的英语成绩不好，平时很难考及格，尽管理科还马马虎虎，但总分始终不高。高考前的几次模拟考只能考500多点分，应该在最低录取线附近。而高考考完对答案，发现平时擅长的物理竟然考砸了，估分只有70多分，总分在495～505之间。
一路上，满怀心思地踩着车。刚从我们队的机耕路驶上通往学校所在的乡柏油路上时，恰好碰到了从学校查分回家的同班同学董少仁，他是从我们县重点高中程集中学毕业来复读的，平时成绩一直排在八十多人的班上前几名。看他满脸喜色，就知道他考得不错，一问便答道539分，再问看到我的分没，回答说没看到。
整个人仿佛突然掉进了冰窟窿里，心里拔凉拔凉。说没看到我的分肯定是托辞，应该是我没考上，他怕打击我故意不说的吧？
尽管复读班有八十多人，但有把握考上的不超过三十人，他应该是能记住那些同学考上的同学名字的。
心里顿生失落感，但又不甘心，万一他是真的没看到我的考分呢？
怀着复杂的心情，无精打采慢悠悠地骑着破自行车朝学校赶去。
在学校大门口，碰到了一些应届班的同学，因为不熟悉，彼此也没打听分数。
突然听到有人远远地喊我，一看原来是上一年复读时的同学周建华，也是上文提到的“大黑”，他今天也赶回学校看热闹来了。他去年考上了一所师专，“八年抗战”终于胜利。
“大黑”跟我关系不错，但他复读成绩一直波澜不惊，几乎就是等待高考碰运气的心态复读。平时喜欢弄吃的，他有一个煤油炉，常带我们几个同学在下晚自习后去校园周边老百姓的菜园里偷菜。从冬到春，什么菠菜、豌豆，几乎偷了个遍。跟他复读的那一年，我高考仅涨了6分，有自身原因，也拜他所赐，所以读书期间交友十分重要。
“大黑”喊我赶快要请客，说考上了！我知道他在这种时候肯定不敢开玩笑，连忙问多少分，他说刚好500分，上了专科线。
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赶忙下车去教室隔壁的班主任房里看分，确认了是500分。班主任陈刚老师告诉我本科线506、专科线498、中专线495，然后又说我在班上排名26名，比平时模考退了不少。
我在这一年复读时最好班级排名第6，最差一次是第19名，而最终高考整个复读班有19人达本科线。
虽然心中有些遗憾，但好歹考上了专科，终于圆了十几年的上大学的梦想，内心还是无比激动的。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村学子能考上大学是一件非常值得庆幸的事，毕竟脱离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劳作生活，通过十几年的苦读终于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从此就变成就能吃国家粮的干部了。
匆匆告别班主任和同学，踦上自行车飞奔回家，赶紧把喜讯告诉年迈的父母，他们等待这一天太久了。
闻讯后哥姐也放下田里的农活回到家里一起庆贺我这个队里的第一名大学生。
半个月后，接到了徽州师专的录取通知书。临上学前，家里摆了十几桌酒，宴请了本队的人、亲友和高中老师，大哥二哥还共同出资请了两场电影，周边屋场的老少们都乐呵呵地来看电影。
在那年代，请客放露天电影算是最隆重的庆祝仪式了。
22年后，女儿高考上了南京大学，尽管也非常高兴，但还比不上我当年考上大学的那种刻骨铭心般的激动之情。
回想起来，非常感谢高考，改写了我家两代人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