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开始，每天夜里一个人去搬石头、手砍砖头，阴晴圆缺，星辉淡浓，除了力气的增长，每一天几乎都是窝窝头、白菜汤、英语老师的天津味儿、音乐老师的跑掉儿和班主任长舌头的罗唣组成，作为镜头地位的我从未认真想过自己会有什么变化，直到有一天，我看了一眼萍。
她是我的前座，曾经有几天还是我的同桌，按理说我没理由没看过她。
可那似乎是第一天、第一次看见她。
此前，男女同学在心理上的确是危险的水池，小学的时候，这池水也不是没有被风吹起过涟漪。
大约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也不知道女班主任是怎么想的，非要设计出两名学习委员，另一名是一个只是闷头学习的女生。
她不修边幅，不事修饰，甚至有一天，一个调皮的男同学指给我看她长发缘际一只徜徉的虱子在爬行。那大约是上午九点多，阳光从窗子射进来，被窗格或什么挡了一部分，正好有一个几何图形的光罩在虱子爬行的区域。
它像一个自由的王，肆无忌惮。我却对男同学的讥笑感觉得很夸张，没有觉得这只虱子或者那个女同学有什么好笑的。
因为在我心里，一男一女两个学习委员就是水中的公鹅母鹅，或者是一对儿鸳鸯，缺一不可。何况，女学习委员虽说皮肤黝黑，但是含着铅笔头上那块橡皮的下嘴唇特别像是刚刚成熟却被绿叶遮挡的一粒紫葡萄，透着血的颜色。
在之后的3年里，我在课堂上的那些时间属于紫色，属于葡萄的亮光和她的挂了霜的白。以至于我每次路遇她的父亲，有一种莫名的紧张，而我对那个长她一岁、喜欢描眉画眼涂胭粉的姐姐——她很白，属于有姿色的女孩子——有一种本能的尊重，从未有一丝儿非分的想法。至于他那个小我几岁的弟弟，我时不时恨他太老实，不能惹出点事儿来，给我提供保护他的机会。
只有颁布期末考试成绩和选拔三好学生的那几天才能让我稍稍忘记葡萄的紫色，因为毫无悬念地，我和她每次都是语文98分，数学100分，这就像宿命，既充满未知又没什么悬念，直到小学5年级毕业。但是选拔三好学生就不同了，虽说最终拍板或者说一开始就已经定论的决策人一定是班主任，但是需要一个选票的流程。
这是一个费猜疑的过程。
一般情况下，在某一天傍晚快放学的时候，班主任会走进教室，登上讲台，然后宣布两件事儿：一个就是要选三好学生，对德智体泛泛而谈一番，然后强调一下学习成绩；第二个就是公布选票统计小组成员。
两个学习委员当然是辅助班长的统计工作。
选票用手写，每个人把自己心中选中的人名写在卷烟纸大小的纸条上，为了公正，不记名。可是，谁能知道，每天发作业本的学习委员几乎熟悉每一个人的笔体。
特别是我，对女学习委员的笔体熟悉得像熟悉我自己的手指。
我不知道怎么那么在意我在她心中的“三好”成绩。
那个唱票的过程，是由我看卷烟纸，然后读出上边的名字，她负责在黑板上写人名，在人名下边按笔画写“正”字，每个正字5票。
那一次填写名字，我用手捂住卷烟纸，用很慢的动作只写了一个名字，就是她；我心里猜想，她会写几个名字呢？我当然希望她只写我一个人的名字。
可是这是很渺茫的希望，我一直努力说服自己，就算她还会写上我之外的其他人的名字，那可能是那个人爱劳动，或会长跑。
但当我想到她的笔体没有写我的名字的时候，天暗了一下，不过很快恢复过来，我告诉自己，这不太可能，就算是真的，那也可能是她不好意思。
在唱到那个熟悉笔体的卷烟纸上我的名字时，我是不是声音颤抖了已经回忆不起来，但是我记得她在画下我名字下的“正”字的最后一横时粉笔末簌簌而下。
我认为这是启示。
后来的名字唱念，我就像现在酒店服务的机器人，平淡而久长，却记不得时间。因为那张写着我一个人名字的卷烟纸一直像一个风筝，在我的脑袋里左右飞旋。
它撞得我头晕脑胀，让我想大喊大叫。
终于，在回家的春天的乡村土路上，在返潮润湿的泥土上，我用一根生锈的铁钉狠狠写下她的名字，然后在名字前边写下用我从外国小说里学来的三个字。紧接着，我像一个贼，左顾右盼，确定没人看见我的行动之后，用脚将那六个字反复涂抹，直至名字所在的潮湿路面成为一个小坑。
但是坑之前的形象已经刻在我的脑海里。
我以为，那可能就是我的未来的开始。
不料，小学毕业之后的初中，我们俩并没有像公鹅母鹅一样再次游荡在同一片湖里。我去了县城最好的中学，她考进了第二好的初中，两所学校距离七、八十华里，自此天各一方。
特别是初一的这个阶段，充斥在我脑袋里的全是李连杰，偶尔牧羊女的笑脸闪现一下，但是趔趔趄趄的拎水桶训练和手上阵阵砍砖的刺痛，大多时间只留下李连杰饰演的“觉远”的秃头，在照亮我的前程。
谁想到，一次攀窗而入让我好像是重新看见了前后座快一年的萍。
那一阵子，夜晚是我一个人的世界。一到晨曦初来，我就混沌不清，恰好率先生长的体育委员的个子每天都跟伏天的玉米拔节一样，对出操第一排的我视而不见，我可以隔三差五逃脱早操和课间操，只要相邻的黑牡丹女生不揭发。
于是，安静的上午是我睡眠的时间，但是中午的窝头土豆泥之后，我会百无聊赖。
午睡既是法定的也是必须的，整个校园留给了风和麻雀，还有几个年纪大了睡不着的老师在院子里晃荡。在这样的室外环境闲逛是有危险的，会被睡不着觉的老师捉住，于是我养成了中午一个人躲进教室“作妖”的习惯，也因此看到了春芽萌动最早期的林林总总。
教室的门钥匙在一个好像还没到青春期就已经暮年的大我两岁的班长手里把捏着，他视钥匙如生命，且有着游击队长的素质。
他会在午睡前把钥匙藏得让人绝对找不到。
比如有一次，他把钥匙栓上一根线悬挂在床下边，打死我也想不到。他最变态的一次，是他把钥匙压在自己的舌根底下睡觉，等到他获知我找了很久也没找到之后，把水蛭那么大的嘴巴笑成了喇叭花。
其实那是危险的，万一梦见改善伙食吃馒头，那个钥匙会从舌根底下浮现出来，进入喉咙，后果现在连想都不敢想。
面对一个如此狡猾的班长，想找到钥匙中午开教室门是不可能了。
但是我发现了新的途径。
我们的教室是当时很时髦的大砖瓦房，进入教室之前先要进入一个通廊，然后一个一个教室的门上挂着一班、二班、三班的牌子。这样教室北侧也就是靠走廊这一侧墙体会留下通气的窗子。
通气窗比南侧的正窗要小、离地面很高。通气窗的结构是在中间有一个铁轴，开窗时让窗子旋转90度，上下形成通风道，窗子则像空中的老鹰翅膀停驻在中间。关窗时则有一个插栓，左右拉的那种。
机会就在这里。
我每天在最后一堂课开始前，选择四扇中的一扇通风窗事先关上，但是插栓我是松松地拉着，不细心看不出来能拉开窗子，而且每天不能这样处理同一扇窗子，要轮流作业。
最后锁门的班长也是人间烟火的被饲养对象，远远飘过来的土豆酱香味儿，令他有了弱点，从来没有发现过我预留的开窗伎俩。
这就是我中午自由进出的通道。
窗台很高，直接上去是有困难的，我必须用一个杂技动作才能完成攀爬，那就是先攀上北墙的窗台，然后绷直身体、伸出双臂，向通风窗方向扑去。那时候的个头正好，扑过去的双手扒住窗台时，恰好双脚离开大窗的窗台。
我就成了被吊着的身形。
剩下的就好办了，先用左手承重，右胳膊向上一耸，承重就换成了右臂，腾出的左手推开窗户，右胳膊先伸进去扒住内侧窗台，接着把头压低送进窗户缝隙，像蚯蚓那样一涌一耸，上半身就悬在教室内侧。
通风窗子下面是一排课桌，我用手支着课桌，屁股以下的部分就像鱼的尾巴一样自由，行云流水般就将全身送进教室。
好久以来，这个一气呵成的动作无人欣赏更无人喝彩，我进入教室之后，也是百无聊赖。通常是站在班主任经常训我的讲台一侧，学他的口音训斥空着座位上的我。或者左翻翻右翻翻，看看同学们一样的课本里不一样的标注。这使我早早就知道有那么几个女生暗暗喜欢那么几个男生，我翻遍所有女生的了课本，也没见到和我有关的任何信息，于是大失所望。
但是这个秘密一直存在我心底的隐秘处，不能说，不然我会失去我那个秘密通道，因为班长对班主任有狗一样的忠诚和狼一样的智慧。
那一次，在我一如往常往里爬的过程中，就有一些异样的预感，但是我没有往深了想，我以为可能是刚刮过大风、空气里灰尘多的缘故，皮肤上有轻微的静电感觉也正常。可是当我哼着邓丽君的《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站起来的时候，一双惊愕的眼睛正看着我。
这让我一瞬间没来得及判断一下这双眼睛究竟是谁的。
它清亮清亮的，像冻秋梨在水盆里溢出的冰块，看起来滑溜溜的。这双眼睛嵌在略有苍白的脸上，与我在不知哪里看过的外国油画相似。
我很快换成痞气的表情停止了哼唱，改成吹口哨，大摇大摆地进入自己的座位上。
在进入座位的过程里，我觉得我离萍几乎没有了距离，我看见她苍白的脸上浮现出许多雀斑，暗暗的，像我练功夜晚有淡云的天，星星隐现着。我似乎听到她细小的呼吸，如风和日丽的天气里从窗缝吹过来的那种皮肤的感受。
很快，她坐下来，把自己埋进我前座的书纸堆中。
我破天荒第一次用中午时间翻书，可是我不知道我是该学习语文、数学还是外语。她埋下的头使她的脖颈延长成天鹅的脖子，又白又细，密密细细的绒毛柔弱又自立，脖子好像是白色的蛹，只是静静地铺展在我的眼前。
在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教室里，后座的我像是在吃没有限制数量的白面馒头，我无节制、放肆地吃着，却不觉得饱。此刻，几十里外的小学女学习委员的黝黑，早已像被风吹散的云，无影无踪了。
我冷静下来之后，看见教室门的暗锁是从里面打上的，我很好奇萍是怎么进屋的。那之后，我中午进教室就不用爬窗子了。只要我走到门口，试探一下，门就开了。
推开门后，课桌第二排坐着萍，她再也没有抬起头看过我，就好像她知道是我进来了，或者说我就是门缝里吹进来的风，对她毫无意义。
有了这个秘密，我的快乐连我的睡眠都占据了。而且，渐渐狡猾的我还需要时不时装腔作势，到班长的床头继续找钥匙，还要造成不能如愿、失落的假象，来麻痹班长。不然，更加狡猾的他很快就会发现我的秘密通道，那一切就坍塌了。
即便如此，坍塌还是不久就来了。
有一个中午，我好像是吹着口哨大摇大摆去推教室的门，推不开；我大声咳嗽，里面没有一点反应；我轻轻敲门，敲门声在安静的走廊里大声地回报我。
最后，我只好重操旧业玩起了杂技。
我的后半身还在走廊里，眼睛就开始寻找我的前座。桌子凳子还在，可是桌子上干干净净，没有一张纸。凳子自己待在那里，与日常的萍一样无动于衷。
我爬进教室，想发现蛛丝马迹，结果什么都没有。赶在下午上课之前，我从窗子爬出去，绕了一小圈，然后夹在鱼贯而入、揉着眼睛打着哈欠的一众同学走进教室，萍的座依旧空着。
铃声响过，老师登上讲台，抓起教鞭，嘴巴翕动着，我的前座像是一个悬崖，我就要掉下去了。我曾经想她可能迟到了，正在路上，因为她不住校，往返学校要走过一段上坡下坡的土路。或者是感冒了，我甚至想象她脖颈上每一根汗毛的尖上都停着一滴汗珠，那是被扑热息痛逼出来的。
直到晚自习，她也没有出现。
第二天，我前边的座位上被班主任塞进一个满脸疙瘩的男生，一个习惯于用后脚跟踢后桌子的小子。他坐在那里，我每每抬起头来，总是看见他的黑乎乎的脖子，像是被雨水冲坏的墙壁，斑斑驳驳的不堪。
长大了以后的某一次机会，女学习委员出现了。
这时的她已经在黑魆魆的脸上遮掩了淡淡的脂粉，紫葡萄的嘴唇大约由于使用频次过多显得有些风干和松弛，尽管被一种劣质口红掩饰着，也没有了血色的深紫。
一个陌生的大姑娘完全替代了小学的女学习委员。
在几个人的聚会中，作为谈资，我把那次三好学生评选的感受讲给她听。在座的其他人好像有的眼睛水汪汪的，女学习委员则抿住了嘴唇，不发一言。我想我是不是闯祸了，尽管在我心里，眼前的这位黑牡丹与那个傍晚狠命用粉笔画下“正”字最后一横的女学习委员已经完全不是一个人，但是我是不是显得轻浮、唐突了？
不出我所料，不久之后我收到一封贴着八分钱邮票却显然应该用一毛六分钱才能够邮资的信。
信中女学习委员对我谴责、规劝，并告诉我她已经心有所属云云。
我看完之后，直接将信扔进了走廊的废纸篓，一改我习惯用废纸背面做演算题的良好习惯。
可是我念念不忘的还是萍，她去了哪里了呢？她怎么会像做个梦一样，醒了连一滴水痕都没有留下？
又过了一些年，从初中同班女生那里得知了萍的消息。她就在我重操爬窗户旧业的前一天，全家搬到三千里外的一个大城市继续读书去了，我还听说了许多她后来的事情。同班女生给了我萍的QQ，我很快就加上了她。这时她正为自己的儿子考学的事儿操心，我们爽快地聊着，好像是给那些个互相不言语的中午发放滞纳金。
很自然地聊到那些个中午，想不到萍还记得那时的一些细节。回忆像缺了页的漫画书，令我相信这些不都是我的臆想。
我的感受回忆令她大笑起来。
“这几十年可苦了你了！”
这是她听说我暗恋她那么久之后从对话框里发过来的一句话。
我一下子又回到了那个麻雀乱飞的校园。
两年前，我和萍在她生活的南方大城市的一间咖啡馆里见面，把我特别好奇的一个问题当面提了出来：那个时候，她怎么会有教室的钥匙呢？
她告诉我，她的爸爸那个时候虽说刚从“黑五类”平反，但是一直是那一带备受尊敬的教师，与我们班主任也是好朋友。当萍提出中午想在教室学习，班主任就配了一把钥匙给她。
我告诉她，她有一个外号叫“满天星”，只有一个人知道这个名字，那就是我，因为她当年脸上的雀斑，我给她起了这个雅称。
她听后，笑得特别开心，说这个外号太贴切了。
可是在咖啡馆的暖色里，我忽然发现：她脸上光滑无比，一个雀斑也没有了。
莫非雀斑也是我的错觉？
摄影：翟瑛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