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年因为疫情，中国留学生在海外经历了远离亲人、社会脱节等种种困难。很多学生改变计划回国就业，根据中国教育部门的统计，2019年度，中国留学生回国人数的增速，就已经超过了当年出国人数的增速
图/Unsplash
文｜《财经》记者 张明丽
编辑｜王延春
一名中国留学生在街上行走，身后有人追喊着叫“China Virus”，这不是电影，而是2020年发生在澳洲街头的真实场景。
过去一年，在澳洲留学的小红和她的朋友们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她实习的律所此前已经抛出橄榄枝，如果一切顺利，毕业后她将留在澳洲工作。疫情发生后，律所裁员，留下无望，她选择休学一年回国。
“通过法考、适应国内职场、赶上校招。”小红列出了回国目标三招，她也表达了在澳洲生活的不习惯。远离亲人、社会脱节、政治偏见，这些都让她产生格格不入的边缘感。2020年墨尔本经历了较长的封城期，成为压在留学生心头上的阴云，挥之不去。
从澳洲留学到被迫环游世界
2020年2月1日澳洲政府宣布了针对中国大陆的入境禁令，让许多中国留学生措手不及。
“禁令发布时，有些同学已经飞到一半，刚一落地就被遣返。”在墨尔本上学的陶悉尼告诉《财经》记者，当时能否入境全凭运气，运气好的还能过关，运气不好的立刻买机票回国。
2月13日，政策更新为“学生只有在赴澳前在中国大陆以外停留超过连续14天后，才会获准进入澳大利亚。”一时间，众多中国留学生奔赴泰国隔离14天，成为社交网站中“泰国旅游形象大使”。
“来回周转增加了经济负担与被传染风险，曼谷发生的刑事案件也让异国只身隔离的学生惴惴不安。”陶悉尼说。
但与另一些人相比，能顺利地完成隔离返澳尚属幸运儿。2020年3月19日澳大利亚政府发布二次封锁令，将范围扩大到“外国公民”，这意味着，即使已经在泰国度过14天，也不能再进入澳洲。“有朋友从西安赶到上海，准备搭乘次日航班出国。第二天通知飞不了，又原路返回。大家都很焦虑，担心澳洲回不去、中国回不去，泰国疫情暴发及机票取消等系列问题。”陶悉尼说。
对于拥有绿卡的部分留学生来说，理论上他们有回澳洲的权利。但实际情况是，留学生返校受阻，航空公司取消了大量航班。3月18日，澳大利亚维珍航空宣布，停飞所有国际航班直至6月14日，国内航班也会削减50%。当时一张经济舱的票价抵平时头等舱的两倍，单程票价为3万-4万人民币。
陶悉尼回忆，封城后，只有四个正当理由可以出门，就医买药、买生活必需品、上班上学（如果不能远程实现）、锻炼身体等个人必要理由，结果导致了风靡网络的“抢厕纸”风潮。
多位留学生告诉《财经》记者，墨尔本封城时间之长已超武汉，且二次封城时活动半径不能超过离家5公里，即使是当地人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抑郁倾向。10月28日，墨尔本严厉的封城措施才得以放松，部分人居家超过200天。这期间澳洲大量人员失业，政府分层次给完全失业或隐形失业的人不同补贴，问题在于审核标准异常严苛，很多人即便失业也未能达到补贴标准。
另一位澳洲留学生小军说，澳洲疫情管控不如国内严格，刚开始本地人不接受华人学生戴口罩，有些学生甚至因此进不去超市。
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留学生都处于“两头不靠”的艰难境地。陶悉尼说，曾考虑如果疫情失控就回国，“五个一”政策的发布让回国难上加难。（“五个一”指“一家航空公司一个国家一条航线一周一班”的国际航班政策）“留学生回国还面临着舆论指责，回国还要面临再也回不去学校的可能。”
权衡之下提前回国就业
除了生活挫折，学习效果打折扣同样成为留学生们的困扰。陶悉尼表示，光调试、学习使用设备就耽误了一周时间，用起来效果也不好，希望尽早恢复面授。
据了解，中国学生留学澳洲的学费一年约合20万人民币，留学美国的学费一年约合25万-30万人民币。课程转移到线上，学费并没有减免。“长时间通过网络学习，既无法与同学建立密切联系，也无法深入了解本土文化，这不是此前理想中的留学生活。”小红说。
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攻读统计、计算机和广告三个专业的李霖告诉《财经》记者，理科课程远程学习尚可，遇到广告类需要创意的课程效果会打折扣，如遇实验课则更麻烦，家里可操作空间有限。“上课缺少互动，团队项目变成个人项目，老师讲课像看视频，有时听不下去。”
李霖原计划读完本科后继续在美国读研，考虑到“网课读研”的不便，加之线上授课腾出更多线下时间，他得以提前回国，一边上网课一边创业。
并不是所有人都像他这么幸运。刘颖在英国埃克塞特大学读教育专业硕士，这是她读研的第二年，她告诉《财经》记者，有些课程连网课都没有，直接停课，薄弱科目受影响很大。此外，学校资源和设施无法或限制使用，图书馆关停、研究提案被迫更改，面对面收集数据要转为在线收集，观察等数据收集方法要删除，部分学长学姐因无法完成学业推迟回国。
2021年1月17日，从澳洲回国的小红在广州隔离已满14天，准备前往北京某律所实习。谈及过去一年的留学生活，她表达了孤独、疏离与无奈感。“上课时我们（国际生）会被怀疑把病毒带过来，走在路上也有人在后面追着喊China Virus。身边没人能说上话，有社会脱节感，找实习也是频频受阻，本地失业率很高，留学生几乎没机会，想留在国外发展很难。”
多重考量之下，她选择提前休学回国。与她做出同样选择的，还有小军和她的朋友们。小军说，周围不少同学在2020年2月-6月学期选择休学，她自己也放弃了毕业后留澳的打算。“中国留学生会无缘无故受到指责，让我对自己的人身安全感到担忧。”
近年来，更多留学人员回国就业已成趋势。中国教育部的数据显示，2019年度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70.35万人，较上一年度增加4.14万人，增长6.25%；各类留学回国人员总数为58.03万人，较上一年度增加6.09万人，增长11.73%。1978至2019年度，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656.06万人，其中165.62万人正在国外进行相关阶段的学习或研究；490.44万人已完成学业，423.17万人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占已完成学业群体的86.28%。
新航道国际教育集团首席留学专家冉维告诉《财经》记者，中国留学生回国人数增速超过出国人数增速，主要基于两点原因。一是国内发展好，经济实力、生活、教育、医疗条件越来越好。二是留在国外舒适度不高，民粹主义甚嚣尘上，经济就业环境波动。疫情起到加速推动作用，因为中国疫情控制得力，回国人数可能进一步增加。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吴寒天认为，以上数字反映了中国留学现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有两个显著趋势：一是“引进来”，即我们吸纳了西方管理模式与学术标准，同时也吸引了西方学者、海归学者，以及来华留学生；二是“走出去”，尤其是向境外高校输送了大量留学生。疫情之下，短期内出国留学人数的增速或将放缓，但鉴于中国将继续推进对外开放的宏观战略，持续增长的长期趋势不会发生根本性逆转。
出国留学大趋势难改
目前有一部分学生坚持返回美国或欧洲完成自己的学业，宁愿中转他国，几经周折也要回到欧美留学。据悉，近段时间，一些国家与地区开始放宽针对留学生的入境政策，很多学生也在考虑是否应该开始返回国外，恢复“正常”的留学生活。
尽管遭遇种种挫折和困难，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多位中国留学生表示，并不后悔当初出国读书的决定。
小红认为，在她所从事的法律行业，有的机构更偏爱“海归”。就简历回复率来看，她的简历回复率高于部分国内学法律专业的同学。但并不是所有行业都会有这种对海归的偏好。
陶悉尼本打算留在国外当一名培训澳洲高考的老师，随着国际局势变化，澳洲移民政策收紧，留学澳洲的人可能减少，综合考虑之下，回国也纳入她的考虑范畴。“但回国，意味着更少的薪酬、更累的工作，及更大的竞争压力。”她说。
李霖表示，有条件的同学还是可以考虑出国留学，感受不一样的教育体系，拥有国际视野也很重要。
根据《2020中国留学白皮书》统计，超四成美国国际中学生来自中国，而中国留学生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国际中学生的数量占比已经过半。《财经》记者了解到，2018-2019学年，中国已经连续第十年成为美国最大的国际学生来源国，当年中国赴美留学人数接近37万人，约占美国新录取国际学生的三分之一。
冉维认为，疫情消退后，中国出国留学的人数依然会处于温和增长过程中，而且会持续较长时间。参照二战以后其他国家赴美留学学生数量的变化趋势。2000年以前，主要的发达国家或地区（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赴美留学人数都处于增长态势，2000年以后才进入平台期。新兴经济体包括中国、印度、巴西、越南等，留美学生人数仍处于上升趋势。“这与一个国家的人均GDP有一定相关性。中国GDP总量超过100万亿人民币，但平均数尚未达到发达国家水平。”
吴寒天告诉《财经》记者，大学拥有很强的自愈能力，高等教育留学市场也有着较强的自我恢复能力。以历史经验佐证，会发现重大世界性或区域性危机在短期内会影响国际间学生流动性，但留学人数增速在短暂放缓之后会迅速恢复。“中世纪黑死病、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9.11恐怖袭击事件等重大危机发生后，尽管自然与人文环境都变得不利于人员流动，但跨境流动学生人数在‘后危机’时期里并不像大家想象得那样显著地一路走低。”对于考虑子女教育选择的父母来说，沉没成本也很重要。越早做出出国留学的规划，决策过程中的沉没成本效应就越大。中外教育体系切换存在门槛，学生和家长即便感受到了潜在风险，仍有相当的可能性会按照既定路径走下去。
国内优质教育资源缺口仍大
小红告诉《财经》记者，短期内她不建议学弟学妹出国。但长期来看，出国留学仍不失为一种优选，今后也想把自己的孩子送出国。“不可否认的是，国内优质教育资源稀缺，只要缺口存在，留学就有需求。”
冉维认为，近年来中国教育取得了长足发展，高校数量达3005所，在校生数量4002万，均居世界前列。但从学科对比和教育质量上看，一些发达国家在高等教育的某些方面仍然拥有不少优势，未来还会有大量中国学生出国学习。此外，中国每年参加高考人数超过1000万，进入名校并不容易，优质教育资源尚属稀缺，国际教育可以成为部分有条件留学的同学的补充选择。
如何更好地调配国内教育资源以实现教育公平？冉维表示，既要有重点，同时也要兼顾多样性。应该考虑在生源、师资上给不同区域、不同层次学校增加配置。如果资源过度集中，就会出现学区房、课外负担压力大等现象，给国家、社会、个人都带来较大负担。
吴寒天表示，首先要整体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其次，高等教育的选拔方式也应更为多元化。优质高等教育的供求矛盾存在于整体，也存在于“细分市场”。一些学生或许应试能力不强，但具有其他方面的才能，而在现行制度框架下，他们能进入顶尖高校的路径相对较少。但这一类学生极有可能更容易获得一些境外知名高校的认可。浙江省所试行的“三位一体”招生是一种有益的尝试，而早年间曾经出现过的所谓“一篇作文上大学”的新概念作文大赛同样值得我们思考。
值得注意的是，不比理科成绩容易量化，人文社科领域何以精准评定学生能力？近几年中国高校招生腐败时有发生，评定规则或许值得探讨。
吴寒天认为，破解该难题既需要在法律层面予以完善，也需要学术界的自律。高考仍是当前国家最主要的选拔人才方式，高考赋分多元化亦可作为今后的探讨方向。没有一种人才选拔机制能完美规避所有风险，如果因噎废食，“唯分数论”，则无法避免相当比例的人才继续流向境外高校。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小红、小军、陶悉尼、李霖、刘颖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