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24岁获全额奖金去哈佛访学，28岁拿下剑桥博士，32岁出版自传，被选为《时代周刊》“年度影响人物”。
她，来自虔诚的摩门教家庭（注：摩门教的创始人宣扬一夫多妻，其教义反对女权，甚至反对咖啡、酒精和婚前性行为），母亲重男轻女、唯夫是从；父亲偏执、控制、精神障碍，痛恨政府、学校、医院，孩子们脑震荡、腿着火、脑袋开花都拒绝送医院，幻想世界末日、热衷在地下挖坑储存食物、汽油、弹药；哥哥暴力成瘾、仇视女性，天生PUA，多次将妹妹的头摁进马桶毒打，扬言杀掉她，父母却充耳不闻、从未给予保护。
她，17岁前没户口、没上过一天学。7个兄弟姐妹，3个有博士学位、走出大山；4个却几乎文盲，经济、情感上受父母控制。一家人两极分化，裂痕越来越深。
她就是塔拉，出生于充满控制、暴力、洗脑的原生家庭，童年天天帮父亲分拣金属垃圾，承受家人随时抛出的精神垃圾，所以自称“垃圾堆里爬出来的女孩”。现在，她是作家、历史学家，学术成就斐然，精神心理状况基本健康。
▲塔拉和《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书籍封面
原生家庭糟糕成这样，塔拉究竟如何成为了现在的她？
一家人里既有博士，又有文盲，导致这种状况的根源，到底在哪里？
对于一开始没能拿到“好牌”的普通人，塔拉的故事有什么启示？
今天，在读过2遍塔拉自传《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之后，笔者将与大家分享她“浴火涅槃”的痛苦历程。希望每一个曾对原生家庭失望、被原生家庭伤害的人，都能从她的故事中，找到自我蜕变的路径。
*以下以作者第一人称的口吻讲述
▲塔拉的童年时期（图片来自：BBC.com）
没有正常生活的童年
车祸、烧伤、被控制
我用学习逃避混乱
我的母亲叫法耶，在城镇里长大，我外公是邮递员，外婆是当地最好的裁缝，所以母亲从小的生活体面而优渥。有剪裁最得体、最漂亮的衣服，天鹅绒夹克、羊毛套装穿都穿不完；去教堂做礼拜，在学校和社区做活动，家庭出身再好不过。
但在选择婚姻时，母亲似乎一定要逃离这种生活，嫁给了一个几乎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年轻人，我的父亲吉恩。他从小没上过学，在山上的农场长大，叛逆，强烈反对女人工作，绝不允许女儿穿有女性特质的衣服，否则就是“妓女”，男权思想登峰造极。但在我母亲的眼里，他却是“活力四射、身体健壮、神气十足，身上有股超越同龄人的严肃认真劲儿，富有主见”。
外婆全家都不喜欢父亲，竭力反对婚事，认为他太粗鲁，门不当户不对。为了嫁给父亲，母亲和自己的家人渐渐疏离，彻底逃离了原来的世界，和父亲定居在山上。
自从他们结婚，事情就开始朝奇怪的方向发展而去。父亲成为家庭的主宰者，扔掉了电话，驾照到期也不去更换，不给汽车购买保险，而母亲成了他的追随者，把自己隔绝在父亲的幻觉、偏执中，我们一家人逐渐与主流世界划分界限。
▲塔拉的一家（图片来自塔拉的自传）
1
不信任医院
第一步，生孩子不去医院。7个孩子里有6个都是在家里由民间助产士接生，而且父亲不给我们申请出生证明，从小到大没打过疫苗。
第二步，家人生病不能去医院。只能用母亲的草药和精油，以及祈祷。因为“医生和药片不会救你，只会害死你”、“药是一种特殊的毒药，永远不会被排出身体，会在余生慢慢腐蚀你，十年后生孩子也会是畸形”，而与医生预约看病的奶奶，也被父亲斥责为“撒旦计划的知情参与者”，就连我上大学以后吃药，母亲也连夜寄来草药，要求我坚持服下，“排出体内的抗生素”。
第三步，严重外伤不能去医院。我们经历了两次严重车祸，都是因为父亲执意深夜开快车。一次车直接撞断了高压电线，孩子们断了鼻子、碎了牙齿、身上裂了大口子，母亲因为严重的颅脑损伤变成黑眼圈，父亲却说“反正医生也帮不上什么忙，她的生死掌控在上帝手中”；另一次车祸，我的脖子受了伤，几乎要瘫痪，母亲却打电话叫来一个“能量专家”，我被要求每天“花几小时想象一个能量泡泡，想象自己被治愈”。
我给父亲干活分拣废料，被长钉子扎入膝盖、划出一个大口子，父亲让我一瘸一拐自己回家找母亲止血，母亲给我涂了植物精油，用独创的“顺势疗法”，闭上眼睛，左手搁在伤口上、右手手指啪嗒啪嗒轻点，治疗结束。
哥哥卢克帮父亲焊铁皮，结果因为牛仔裤沾了汽油、突然着火，腿的一部分烧成死肉，父亲独自在山上扑灭被引燃的干草，把哥哥放进汽车，让他自己开车下山找母亲处理伤口。当时母亲不在家，10岁的我只好把垃圾桶清空，倒满冰水、放上冰块，让哥哥把腿放进去（顾不得感染）。整个晚上，母亲用“顺势疗法”问上帝伤口是否感染，接着用刀割掉损坏的皮肤。父亲警告所有孩子，不准让哥哥烧伤的事情被政府知道，否则所有孩子会被带走，哥哥会被送进医院“感染而死”。
几乎所有人都受过严重的伤，但所幸没有人死去。而母亲也因为用草药、精油和顺势疗法“治好”了父亲的严重烧伤，被周边不信任医院的人拥戴为神，赚了大笔的钱，成了方圆几十里的富商。
▲塔拉的家人被形容为爱达荷州的“自由战士”（图片来自塔拉的自传）
2
不信任学校、政府
我的几个哥哥在学校上过学，但后来被父亲接回了家，我更是一天学校也没去过，因为“学校只会洗脑”。我的哥哥泰勒爱看书、喜静，却每天被父亲赶去金属废料厂工作，他想上大学，去征求同意，父亲却说：
“大学就是给那些太过蠢笨，在第一轮学不会的人额外开设的学校。”
“大学教授有两种，一种知道自己在说谎，另一种认为自己在说真话……一种知道自己拿的是魔鬼的工资，另一种甚是傲慢，自认为比上帝更有智慧。”
“一个男人不可能靠书本和废纸为生，你以后会成为一家之主，靠书本怎么养活老婆孩子呢？”
但母亲倒没有完全拒绝我们学习，她在家教育孩子，让我们读药草学、数学、历史和科学书，有时候带我们去图书馆读书，在家只要干完了活，也可以去学习。而身在中产家庭的外婆，也支持我们学习，她会鼓励我和哥哥“去上大学”。
泰勒对学校的热爱，超过对家人的爱。他找各种时间看书，拿出攒的全部钱买三角学、微积分课本自学，而父亲却千方百计不让他学习，一看到他没有在干活，就大声质问“你在干什么”，然后给泰勒布置两倍的活儿，但泰勒不为所动，坚持要看完书再去。
在我10岁的时候，泰勒真的离开家、离开大山，去上大学了。再到后来，泰勒成为了家里3个博士中的一员。
泰勒离开以后，父亲开始指挥我干废料厂的活儿，但这些活又重又无聊，我“也想上学”的念头越发强烈，尤其是在家里严重受伤又得不到有效治疗的时候。我总是在设想泰勒的学校生活，于是也见缝插针找时间读书。害怕我“被知识、被学校洗脑”的父亲，同样也千方百计阻挠我读书，不停给我活干，试图让我分心，并告诉我“一个女人的位置，应该在家里。”
但我依然没停下学习的节奏，一遍遍研读仅有的宗教书和抽象的文章。
回首往事，我发现这就是我的教育，将产生重要影响的自我教育。我在学习的这个技能至关重要，那就是对不懂的东西耐心阅读。这个技能也帮助我在17岁进入杨百翰大学时，慢慢学会了原本一窍不通的数学、历史，从不及格拿到了优秀的成绩。
▲在剑桥大学里的塔拉
15岁时哥哥成为大学生
我第一次决定逃离家庭
泰勒上了大学以后，一直和我有电话联系，而我15岁开始去镇上的商店打工。泰勒鼓励我：
“只要你住在爸爸的屋檐下，他不允许，你就很难离开，一年年拖下去，这辈子就去不成了。我觉得对你来说，这儿是最糟糕的地方……去上大学吧，杨百翰大学接受那些在家里受教育的孩子。外面有一个世界，一旦爸爸不再在你耳边灌输他的观点，世界就会看起来大不一样。”
不让孩子上学，是因为更容易被控制，父亲不让我们上学的意图，泰勒是第一个看穿的人。
于是，我一边打工，一边买了大学入学指南，准备ACT考试。我第一次学习解方程，第一次明白字母也可以代表数字，第一次学习三角函数。因为实在无法理解正弦、余弦，我求助母亲，她认为有义务教我，但花了三小时解出一道答案错误的题目后，她承认“学习过的知识全都忘得一干二净。”我想，完了，大学肯定进不去了。
无奈，我抱着最后希望求助了泰勒，他正要去普渡大学读博士，他一遍遍耐心教我数学原理。这时候，我似乎看到大学为我开了一点点门。
ACT考试我考了两次，第一次考试时，我根本不知如何使用答题纸，也因为沙沙翻页声和铅笔写字的声音无法集中精力（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坐进课堂考试），我拿了22分。看到这个成绩，父亲烦躁不安，大声叫着我该搬出去住，执意要我缴纳房租，并成功拿走了我打工攒的三分之一学费，试图用经济制裁的方式控制我。
第二次ACT考试，我拿到了28分，成功被杨百翰大学录取，终于可以离开家。母亲拥抱了我，父亲摆出一副开心的样子：“这至少证明一件事，我们的家庭教育和公共教育一样好。”但这样的“温柔”只是昙花一现，很快他又开始对我咆哮、暴怒，这才是真实的他。
也只有我知道，我能进入大学，根本不能证明“不去上学是正确的”，幼年时母亲培养的阅读习惯、哥哥对我的鼓励、我顶着压力对自己的教育，才是其中的关键。要说有一点点和父亲有关系，那就是小时候的车祸、腿受伤事件，如果继续听命于父亲的疯狂支配，我可能真的会死。
▲塔拉在杨百翰大学（图片来自：criticsatlarge.ca）
17岁从文盲变成大学生
我发现了可怕的家庭烙印
来到杨百翰大学，我以为真正摆脱了家庭，却经常在上课、社交的过程中，发现自己身上早已成形的家庭烙印。和在正常家庭长大的同学相比，每一天我都在不停意识到：我不属于这里。
1
父亲和哥哥男权洗脑：穿女性特质的衣服，是不检点、轻佻、异教徒
我穿着宽松的外套和大号的男士牛仔裤，而我的室友穿着白色紧身吊带背心，裤子上印着“juicy”（多汁的，英语俚语中指女子妖冶性感），这显然超出我的承受范围。看到她的第一刻，我会下意识地远离她们，因为父亲说过她们是“异教徒”，“不道德”的行为会传染给我。我根本没有意识到，她们这样的穿着，是再正常不过的美国女孩打扮。
2
没上过高中，根本不知道选课为何物
第一节课，我进错教室，闯入了大四的课程，也根本听不懂老师说“senior”（大四学生）是什么意思，还反问她“还有老年人（senior）的课？”后来走了大半个校园，才看懂课程表上的数字，原来这代表的是教室门牌号。而这时候，我该选的新生课程早已经全部满员。
3
严重缺乏常识，人文基础知识几乎为零，闹了天大笑话
我有一门《美国历史》。我原以为这门课会很容易，因为父亲讲过开国元勋的事迹，但教授对这些人只字未提，而是谈论“哲学基础”，以及西塞罗和休谟的作品，这些名字我闻所未闻。在下节课的阅读测验中，我所看到的“公民人文主义”、“苏格兰启蒙运动”全都如天书一般，毫无疑问，我一个问题都没答对。
最难堪的是一节《西方艺术》课，教授在展示一幅画，下面有一行小小的斜体字，我看不懂，便像其他学生一样举手，问老师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我话音刚落，班里一片令人窒息的寂静，教授抿紧嘴唇，只说“谢谢你问了这个问题”，没有作答。我像个木头人一样，低头一动不敢动，直到下课，我的室友对我说：“你不该拿那个词开玩笑，它可不是个笑话”。
我等到所有人都离开，径直去机房查阅“Holocaust”的意思（专指二战期间纳粹对犹太人展开的大屠杀），震惊不已，为自己的无知而震惊，也为这段可怕的历史而震惊，显然我从小到大根本没有了解过。600万犹太人惨遭厄运，父亲给我讲的故事，却是6个人。
我的无知，甚至还让我几次考试没有通过。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考前复习应该读课本，直到室友提醒我“必须读教科书”。所以我每天学习到凌晨3点，像十几岁时那样，耐心阅读自己不懂的东西，成绩开始从C提高到B，最后到A，终于有希望拿到奖学金了，我真的太穷了。
▲在校园的塔拉（图片来自：BBC.com）
在剑桥、哈佛读硕博
被家人孤立，27岁我终于勇敢做自己
我在大学学会了一件重要的事：寻求外援，然后靠自己的努力，去抓住一切受教育的机会。
我不断遇到帮助我的“贵人”、拿到贫困生补贴，后来得到去剑桥、哈佛深造的机会，继而27岁在剑桥获得硕士、博士学位，我相信都与此相关。
然而与此同时，拿政府补贴、去大洋彼岸上学、获得高学历，甚至开始主动在生病时吃药，在我偏执、控制的父亲看来，等同于“被政府拉拢、洗脑”，简直是大逆不道，甚至应该被驱逐出家庭，而始终作为追随者的母亲，也一改从前对我的支持，站到了父亲的一边，拉拢我其他几个没上学、给父母打工的兄弟姐妹，希望我承认自己“被恶魔占据心智”，并接受他们的改造。
刚开始，因为已经在这个家庭被父母灌输思想17年，我的内心深深植根了他们的思想，我因为“背叛”家庭、“背叛”摩门教义而充满愧疚和自责，甚至一回到山上的家，就会不由自主顺从父亲的控制，变回小时候怯懦无主见的自己。
但是后来，我终于反抗，我说：“我爱你，但我不能听你的，对不起，爸爸”。
我相信，获得反抗的意识、能力，是因为我学习了越来越多知识。亲自通过阅读书籍、查阅资料，我一点点明白，父亲的种种偏执、狂躁、不可理喻，除了因为他是摩门教徒，还有一个原因，他有双相情感障碍：总是把信念置于安全之前，永远偏执地相信自己是对的。哪怕在经历差点害死全家的两次车祸，以及孩子们接二连三的烧伤、摔伤事件之后，依然坚持相信自己是对的。哪怕偶然对孩子表露出一点爱，也是转瞬即逝。
了解这些知识也许会让我对父亲产生同情，但更多的是愤怒，伤痕累累的孩子们，才是付出代价的人。
而这种代价，不仅仅是身体的伤害，还有精神的让步。作为一个女孩，我曾经从不相信自己，从没有过自尊感，被哥哥暴力相待、打断牙齿也没有人保护，我能做的只有用笑来掩饰疼痛和尴尬，假装这是普通的兄妹玩笑。受到别人的赞美我会恐慌，反而被残忍对待才更习惯。
而我现在所有的奋斗，我多年来的学习，一直是为了让自己得到这样一种特权：见识和体验超越父亲的真理，并用真理构建我自己的思想，抵抗父母的精神控制。我开始相信，评价多种思想、多种历史和多种观点的能力，是自我创造力的核心。如果我让步，我失去的不仅仅是一次争论，我会失去对自己思想的掌控权。
我将自己从小到大的成长经历整理出来，修正那些被我美化的残酷回忆，将自我怀疑、自我贬低的历史记录下来，将父母有过的冷酷、不可理喻，和我终其一生寻找的一点点关爱记录下来，写成一本叫做《Educated（中文名：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的书。
▲塔拉与大家分享她的自传
我想用这本书与过去的自己、与原生家庭划个界限——我坦然接受了“和父亲永远有裂痕”这件事，不再因为亲情牵绊而服从迎合。我现在是全新的自我，学会了为自己做决定，追求学术高峰，喝咖啡、看病吃药、穿漂亮裙子，和朋友旅行，相信自己是发光的金子。
更重要的是，我更加坚定地确定：
只有教育，只有坚持不懈的自我教育，才是冲破家庭桎梏、精神牢笼的唯一路径，才让我像鸟一样拥有了自由，飞往只属于我的那座山。
别忘记点赞和在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