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腾讯教育（ID：qq_edu），作者：熊丙奇
最近，两则教育领域“放权”的新闻，引起舆论关注。
一则是，9月24日，教育部召开发布会，通报教育部、中央组织部等八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中小学校办学活力的意见》，针对中小学校长期以来反映的负担重、办学活力不足等问题逐条解决，给中小学校“松绑减压”。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表示，“《意见》重点提出了四项重大举措：保障学校办学自主权、增强学校办学内生动力、提升办学支撑保障能力、健全办学管理机制。”
另一则是，据媒体报道，教育部近日做出相关回复称，下一步将出台多份文件，细化强化导师、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和学位评定委员会权责，压实学位授予单位、学位评定委员会和研究生导师责任等。随后，“导师将自主决定硕博士毕业”话题登上热搜。
落实和扩大学校的自主权，把教育教学权、人事权、财权交给学校；落实导师自主权，增强导师的责任感。这是近年来舆论一直呼吁的教育改革，可是，对于“全面放权给中小学”、“导师将自主决定硕博士毕业”，不少教师、学生却表达出担忧：在一校之内，获得权力的校长会不会“一手遮天”？在可以决定自己能否毕业的导师面前，研究生会不会更弱势？
这都涉及一个根本问题：在放权之后，该怎么建立约束权力的机制？放权给中小学，不能只放权给校长，更要放权给师生；放权给导师，也要放权给研究生。“放权”改革是一个系统改革，不能只选择性放权。
我国《教育法》明确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按照章程自主管理。但是，在具体办学中，学校并没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地方政府是教育的举办者，也是具体的办学者，还是评价者，所谓“管办评”一体化。“管办评”一体化带来的问题是，学校非教学负担沉重，办学缺乏活力和个性。放权给学校，才能激发学校的办学活力。
要做到权力不是下放给校长，而是给学校，必须将行政权、教育权、学术权分开，由校长等行政人员行使行政权，把教育权和学术权交给教师，由学校教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负责。假如把行政权、教育权和学术权都交给校长和学校行政机构，那么，就会存在校长、行政力量支配教育权和学术权，学校的教育事务包括课程建设、教师评价、学生评价等都由行政负责的问题。这难以保障学校办学坚持教育规律，而很可能急功近利，而且由于教师没有参与教育事务、学术事务管理和评价的权利，教师的教育权利也无法得到保障。这样的学校办学，无法做到教育家办学。
健全导师制，也应该把自主权赋予导师。很难想象，一名没有招生权、培养权、管理权的导师能对自己所带的研究生质量负责。近年来，就有一些导师抱怨，学校提出的在读研究生必须多少发表论文才能毕业的要求，影响了研究生培养质量，可是导师面对这样的要求，无能无力。但是，把培养权落实给导师，导师有了更大的权力，如果导师利用职权给与自己关系好的学生“放水”让其轻松获得文凭，而对另一些学生却用不准毕业来要挟学生必须给自己干“私活”，学生该怎么办？
这就需要在赋权导师的同时，切实发挥教师伦理委员会和学生会的作用。教师伦理委员会负责制订教师伦理规范，如导师不准给学生布置与完成学位论文无关的任务，并受理学生的举报、申诉，可独立调查导师的师德问题，针对调查结果做出处理。与此同时，学生会应发挥维护学生权利的作用，对于导师侵犯学生的合法权利，学生会要代表学生向学校教授委员会、教师伦理委员会反映、沟通。当大学里有能发挥作用的教师伦理委员会，以及学生进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学生会组织，学生就不会觉得自己“弱势”，而和导师的关系是平等的。
我国必须坚定推进向学校放权的改革，只有做到权力“应放尽放”，才能让学校摆脱行政治校。但必须避免“一放即乱”的局面，这要求“权力既要放得下，也要接得住”。放权的改革，是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提高学校现代治理能力的过程，绝不能把几项权力交给校长、导师，就作为放权改革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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