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在日寇的铁蹄之下，东三省相继沦陷。但日寇的入侵可不仅仅是侵占我们的土地掠夺我们的资源，他们还对我国本就十分落后的教育事业造成了巨大的破坏。随着国土的沦陷，不少高校师生成为了顺民或者汉奸，但更多的师生则是在国民政府的组织下踏上了内迁之路。
日军侵华，对中国教育事业产生巨大冲击
而东北大学就成了抗战以来第一所内迁的大学，该校师生跟随东北军先后辗转于北平、开封、西安等地复课。其处境可以借用赵戴文（阎锡山的首席谋士）力劝阎锡山抗日时所说的话：“九一八时，张学良就是犹犹豫豫，抗日决心不够坚定才导致东北军如今的地步，甚至东北流亡的学生都无木可栖，多可怜呀！”阎锡山也正是因此才下定决心抗战。在全面抗战后，该校又迁往四川三台县，总算是为如今的东北大学保留下来了火种。
东北大学的内迁只是到时内迁学校中的一个缩影，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全国共有大专以上学校一百零八所，抗战爆发后高校内迁五十二所，迁入租界的有二十五所另有十四所本就在后方，而停办的只有十七所。高校内迁工作能有如此成就，不得不提一个人，那就是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的陈立夫。
高校内迁，保留文化火种
陈立夫，作为蒋介石亲信中为数不多的有留美经历的人，在1938年被蒋介石任命为教育部部长一直到1944年卸任，在这长达七年的时间里，此公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长足的贡献。首先其最大的贡献就是组织高校以及中学内迁，其上任时，正是中国教育界最混乱的时候，因时局动荡不安，教育部难以掌握各高校的具体情形。陈立夫决定将具体内迁的筹划任务下发到各高校，由各高校自行选择迁徙路线以及迁徙目的地，教育部则负责根据各校所提交方案与地方军政机构协调资源，并为内迁工作提供经费。这一方案使当时陷入一团混乱的高校内迁工作迅速打开局面，从而顺利完成高校内迁工作。而这场涉及几十万师生的内迁工作在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都无疑是一场奇迹！
但难处还不仅仅如此，高校内迁，几十万师生颠沛流离的来到大后方，他们要吃饭，要校舍，要教材……这些都要钱！而此时的国民政府有太多现实的问题亟需解决，政府连打仗的钱都拿不出来，更何况短期内不可能有产出的教育事业。这无疑是摆在陈立夫面前的又一大难题。好在陈立夫有一个巨大的靠山——蒋介石，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时任财政部部长的孔祥熙只得极不情愿地拿出这笔钱。
拿到钱的陈立夫仿照欧美创立了贷金制，即相当于如今的助学贷款，也就是由学生们写借条，向政府借学费毕业之后偿还。当然借出去的款项大都没能收回，毕竟战火纷飞，朝不保夕的，这些穷学生哪里还能拿得出钱来。后来则由于大后方的通货膨胀，陈立夫以教育部的名义向财政部申请将贷金制转为公费制，即由国家出钱把学子们养起来。可能陈立夫自己都不清楚贷金制和公费制的设立无意间打破了只有士绅、贵族的孩子才能读得起大学的现象，为更多的平民学子提供了平等的入学机会。
抗战期间中国的教育究竟取得了多大的发展
俗话说得好“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在物资极其匮乏的年代里，国民政府不仅设法为学子们解决了学费问题还为他们提供了免费食宿，创造出了一处处环境虽不优雅，设施也并不完善，但却又生机盎然的学术净土。
据统计战时期间大后方的初等教育入学率一直维持在百分之五十以上。中等教育在战前共有在校学生46万，抗战结束时增至126万。高等教育战前共有在校学生4万余人抗战结束时增至8万余人。高校研究所从战前的22所75人增至战后的49所422人。大学数量则由战前的108所增至战后的141所在校师生数量增加了大约48%，几乎翻了一倍！而教育经费的支出也成为了当时国民政府即军费之后的第二大财政支出。
正是因为有政府的努力，抗战之后仅西南联大一所高校就走出了邓稼先、朱光亚、赵九章等八“两弹一星”元勋，黄昆、刘东升等四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以及一百七十位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值得一提的是西南联大还走出了杨振宁、李政道两位诺奖得主，只不过他们获奖时已经是漂亮国的国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