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维强
20世纪90年代后期，浙江的包括杭州大学在内的3所高校与浙江大学合并，从那时起，“杭州大学”这个名字就从中国的高校名录里消失了。虽然后来也有其他的大学想改名叫“杭州大学”，但到现在为止都未果。那所被合并进浙江大学的杭州大学，它的前身是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之中建起来的“浙江师范学院”——它跟后来设在金华的浙江师范学院（现名为浙江师范大学）是两所风马牛不相及的学校，改用“杭州大学”这个名字则是1958年的事了。
闲来翻读浙江近世高等教育历史，则知历史上还有过“杭州大学”这个名字：20世纪的20年代，当时的浙江省议会曾酝酿建立一所大学，名字就叫“杭州大学”。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还给这所酝酿中的杭州大学以写信给浙人的形式写过一篇文章《杭州大学之天然环境》。
陶行知塑像。
陶行知先生是在怎么样的背景下写这篇文章的呢？容我从头说起。
民国初年，1912年10月，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陆续颁布《大学令》《专门学校令》，施行新学制。起源于清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日（纪元1897年5月21日）杭州知府林启开办的求是书院的浙江高等学堂，校址在蒲场巷普慈寺，也在民初的新学制里被取消，1912年秋季停止招生，1914年6月停办。从那时起，直到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这十多年内，浙江境内没有一所综合性的公立高等学府。阮毅成在他的一篇文章《杭州大学》里因此说“在民初十余年中，浙江以一省之大，三千万人口之多，竟无一所公立大学”。
教育史家舒新成先生后来的统计，即以在校学生数一项为例，民初浙江高等学校学生数少于直隶、山东、山西、江苏、江西、河南、广东等省，居全国第12位；中等学校、初等学校的学生数则分别居全国第6位和第7位，排名远高于高等学校。后来的浙江，其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不相匹配，高等教育不足，大概也是其来有自。
阮毅成在这篇文章里说：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浙江教育界人士曾多次努力，思创办一所大学。民国十一年蔡孑民（元培）、蒋梦麟先生等回到故乡，向省政当局建议，浙江应该有一所大学，免得想入大学求学的青年，远的要到北京，近的要到上海。路程远，费用多，家境清寒的，实不胜负担。省政当局因为蔡先生的面子，便同意其意见。并由省议会，通过了筹设计划。”
民国十一年即纪元1922年。省政府当局聘定了筹备委员9人，包括蔡元培、蒋梦麟、陈大齐、郑晓沧、何炳松、阮性存等先生在内。第一次筹备会在省长公署举行，决定名称为杭州大学，地址在万松岭敷文书院旧址。筹备委员阮性存即阮毅成的父亲，为杭州最早的知名律师，曾主持浙江省宪起草工作。他1928年去世后葬于九里松石莲亭。昔时杭城有路名性存路，即今庆春路众安桥以西段。
1923年春天，当时任职东南大学教授、教育系主任和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的陶行知先生，在杭州大学筹备董事何炳松的陪同下，考察了杭州大学建校校址。
陶行知曾留美，在伊利诺伊大学获得政治学硕士学位后，转到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改学教育，师承孟禄、斯特雷耶、克伯屈、杜威、康德尔等著名教授，接受了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学说。陶行知是安徽歙县人，却喜欢杭州和西湖，他说他每年都要来西湖游览一二次。陶行知这次考察了杭州大学的校址后，就写了这封致浙人的公开信《杭州大学之天然环境》，发表了他对兴办杭州大学的意见。
明·宋懋晋《西湖胜迹图册·万松岭》。
筹划中的杭州大学将建于万松岭敷文书院旧址，而且面积不仅限于旧书院，还要扩大。正如阮毅成《杭州大学》一文里描述的：“万松岭是杭州西湖通钱塘江江干的大道。南宋的故宫在其附近。南宋时，曾在岭上建有孔庙，后毁于兵火。敷文书院也是南宋以来的讲学之地，却也早已片瓦无存。岭上松树特多，与西湖上的九里松，同以松树著名。其地可以左眺钱塘江，右瞰西湖。风景佳胜，确为治学的好地方。”
风景这样好，所以陶行知在这封信里感叹：“中国还能找出第二个像这样好的大学校址吗？不独在中国，就在世界上，像这样的校址，能有几处呢？”
但是建立一所大学经费所需颇多，省议会担心财力负担不了，建或不建尚在犹豫不决。陶行知在这封信里提出了他的一个看法：“我深信杭州大学是浙江人民未来幸福之泉源。用钱办这个大学，不是为人民耗费，乃是为人民保险储蓄作最有益的投资。”
投资教育不是“为人民耗费”，不是耗财，而是可以给人民带来“保险储蓄”的收益。这也是给犹豫不决的浙省当局提供一个考虑问题的新思路，或者说是想要打消浙省当局的一些顾虑。
在这封公开信里，陶行知以杭州大学之胜景而坚信她必定“能够罗致第一流的导师，培养第一流的人才，创造第一流的学术。”“杭州大学的前途岂可限量？”——陶行知先生深寄厚望。
从杭州大学的选址，陶行知在这封信里提出了大学选址“五项标准”：“一要雄壮，可以令人兴奋；二要美丽，可以令人欣赏；三要阔大，可以使人胸襟开拓，度量宽宏；四富于历史，使人常能领略数千百年以来之文物，以启发他们光大国粹的心思；五便于交通，使人常接触外界之思潮，以引起他们自新不已的精神。”
陶行知还对杭州大学的校舍建设发表了很好的看法：“我希望杭州大学将来的校舍，外表采用中国式的建筑，为与环境调和做个表率。人工只可增进天然的美感，断不可将它败坏。我还希望以后在湖边造房子的人，未造之先，必求自己的房子和四周风景联为一气，目光要射在四周，不可专注在自己的房子上。”
1922年筹议的这所“杭州大学”终因经费没有着落，没能建起来，空留了一个名字。阮毅成《杭州大学》一文里写道：“杭州大学只开过一次筹备会，便没有了下文。蔡、蒋两先生，又回北京去了。省政当局本无诚意，省议会中也再不提起。这是胎死腹中的一所大学……”
杭州大学是没能建成，但陶行知先生表达的关于大学建设的思想，应该是具有生命力的，进入中国现代大学建设的“思想库”也是没有问题的。
林启。
顺带说一下，渊源于林启1897年所办求是书院的浙江高等学堂，1914年停办后，当时的省立甲种工业学校、省立甲种农业学校倒在民初的新学制里得以升格为高等专门学校，即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浙江公立农业专门学校。这两所工农业高等专门学校，前者可溯源至清宣统三年（纪元1911年）浙江巡抚增韫在杭州兴办的浙江官立中等工业学堂，后者可溯源至浙江巡抚增韫在清宣统二年九月（纪元1910年10月）办起来的浙江农业教员养成所。1927年6月，国民党中央决定在全国设四所中山大学，同年8月第三中山大学在杭州蒲场巷成立，就把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和浙江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改组为第三中山大学的工学院和劳农学院。蒲场巷也更名为大学路。1928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令更名第三中山大学为浙江大学，7月国民政府大学院令冠名“国立”，8月增设文理学院。第三中山大学虽说是在蒲场巷前身为求是书院的浙江高等学堂旧址成立，但浙江高等学堂这时已消失十多年了。这样说起来，今天的浙江大学，溯源求是书院也许未为不可（张宗祥先生在抗战胜利后写的《重建林社记》就说过“求是书院……递嬗为浙江大学堂、浙江高等学堂，即今之浙江大学之始基也。”）但在这之外，其源头还应该往浙江官立中等工业学堂和农业教员养成所那儿稍稍多追溯一下恐怕才比较合乎情理一些。姑且一说。
作者简介：周维强，编审。著有《蓟门黄昏：元史随笔》《书林意境》《扫雪斋主人：钱玄同传》《太白之风：陈望道传》《尚未远去的背影：教育文化名人与杭州》《史思与文心》《若有所思》《学林旧闻》《最忆是杭州》《古诗十九首评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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