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梨花压海棠”，本是苏轼调侃好友张先的老儿取少妻的顽笑。然而，2004年，八十二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诺贝尔物理学获奖者杨振宁娶了只有28岁的翁帆，恰好就压在了这首诗上。
一时之间，杨振宁犹如娱乐明星一般，被各种八卦诟病。然而，你或许只记得他娶了年轻的翁帆，却不知道他到底为何了不起。其实关于杨振宁，他的经历比他的花边新闻要精彩得多。
天才也有小时候
杨振宁出生在安徽的合肥，父亲是我国著名数学家、教育家杨武之，1928年就曾拿过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博士。于是，在这种家庭环境的影响下，杨振宁四岁起就跟着母亲读书习字，上学也比一般的小孩子要早上几年，7岁就已经读小学三年级了。
对于头脑聪明的杨振宁来说，他的教育都是从东奔西跑中学完的。原本就是老师父亲从美国学成归来，全家便随着父亲迁居厦门，后来父亲又成了清华大学的老师，他便又去了北平。好不容易在北京读了寄宿学校崇德中学，后来因为战事又将他和兄弟姐妹带回了老家合肥。
可是，当时哪里有什么安居之所，战争所及之处，都是狼藉。就这样，几年之间，全家为了逃难，跑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一会儿是广州，一会儿是香港，甚至还去过越南的河内和边陲的昆明。
那个时候，杨振宁已经读到了高中二年级。在一片混乱的战争中，多所大学也都随着战事而动，偏巧，让16岁的杨振宁碰上了统一招生考试。
于是，他在家人的支持下，去参加了当时有两万名考生报名的西南联大的考试，以统考第二名的成绩被联大录取，而他遵照父亲的命令，先报了化学系，后又转到了物理系就读。
在北京的时候，杨振宁在清华园可以找邓稼先去玩花样滑冰，可以有条件听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有老师教他《孟子》。然而，战火时的西南联大却非常的艰苦。每天不仅要提防日军的轰炸，全家跑防空洞去躲避，而且没有更多的学习条件。
有一次，也是在躲避轰炸之后，杨振宁带着铁锹在一堆废墟中清理物品，居然让他挖出了基本残破的书籍，这让渴望知识的他高兴了很久。
杨振宁曾回忆说：“今天已经很难了解，在那种困苦的岁月里几本书的价值。”
当然，那个时候，除了苦难，杨振宁也是幸运的，因为他遇见了当时中国最好的老师们。教国文的老师中有朱自清、闻一多、王力等人，数学课有陈省身、华罗庚，而物理课程则是赵忠尧、吴有训、周培源等。在西南联大“百家争鸣”的教学方式下，杨振宁潜心学习，非常珍惜这段学习时光。
据说，在那个时候，杨振宁遇见了自己的初恋张景昭。这是他感情世界的开端，也是他第一次品尝失恋滋味的时候。由于学习机会得来不易，杨振宁无法将心思分出来，再三思考下，他选择放弃了初恋，将感情埋藏在了心里。
另一反面，在告别烦恼的感情，杨振宁在学业上取得了小小的成绩，大三获得了全国仅设三个名额的“穆藕初先生奖学金”，通过这笔奖学金，他帮全家度过了一段艰难的岁月。
在西南联大，杨振宁度过了6年的求学时光，也从一个高二学生成长为清华大学物理系的硕士，这段时间，帮助他打下了良好的物理基础，为日后的物理学的判断有着深远的影响。
如同父亲一样，1945年，杨振宁幸运地取得了庚子赔款奖学金，可以公费去美国芝加哥学习。为了能够有所成就，为了可以为祖国未来做出贡献，杨振宁非常不舍地选择离开。
犹如传承一般，出国那天父亲去送他。在去车站的路上，两父子一路无言。杨振宁10个月的时候父亲出国留学，直到五年后才归来。而这次，他也要离开了。车子原地待命时，杨振宁从车窗看到身材消瘦，两鬓斑白又面容焦灼的父亲，七尺男儿决堤痛哭。
华人的物理之光
在美求学并不容易，杨振宁也不例外。如果就理论而言，杨振宁要比很多同学都高出很多，奈何到了动手实验的阶段，他就会变得“蠢笨”。实验室的加速器出现漏气，别的同学马上就能找到漏点，而杨振宁却要研究两个小时。
再来就是论文，迟迟交不上的博士论文，让杨振宁非常苦恼。幸好导师特勒提早发现，引导杨振宁改变思路，实验做不好，就锻炼写理论文稿。这让杨振宁改变了自己长久以来的思考方式，他不想白白浪费这么好的求学机会。
此后，杨振宁定下了心，潜心研究物理理论。从芝加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他就转站取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开始了与李政道的研究合作。
在这段研究的时光中，两个人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中。就连当时普林斯顿高院的院长奥本海默也曾表示，非常喜欢看他们二人在普林斯顿的草地上的情景。
终于，在1957年，35岁的杨振宁和31岁的李政道站到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的颁奖台上，他们提出的宇称不守恒理论让整个物理学界为之一振。
深受中华文化熏陶的杨振宁激动地站在奖台上说：“我是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产物，既是双方和谐的产物，又是双方冲突的产物，我愿意说我既以我的中国传统为骄傲”。
杨振宁在物理上取得的成绩，用父亲杨武之的话来说，“至少让一部分中国人，特别是知识界，打消了自卑感，从心理上敢于同西方人争长短了。”
正是有杨振宁这样的华人之光，才使得中国人逐渐被学术界，科学界所认同，才给了无数求学子弟希望。
学成归来后，杨振宁积极参与到国家重点项目的研究决策中，同时还担任过多所高校的教学工作，希望将自己的毕生所学教授给更多的学生。在他的个人文选《曙光集》中曾留下这样的话：“幸运地，中华民族终于走完了这个长夜，看见了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