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首长与邓大姐相识于一九一九年。经过三年时间，二人确定相爱关系。又经历了三年的考验，1925年8月8日，27岁的周首长与21岁的邓大姐在广州结婚。
二人结婚时，没有隆重的仪式，但仍然有许多友人参加了他们的婚宴。对此，张治中后来回忆说：“周、邓虽无隆重的婚礼仪式，但确实举行过庆贺，我参加了。地点在广州旧汉民路一家规模不大的西餐馆。当时有邓演达、恽代英、陈延年、邓中夏、熊雄、高语罕、鲁易等都在场。气氛热烈，还闹了酒。”
婚后几个月，邓大姐有了身孕。她当时是何香凝的秘书，一心要把工作做好，于是自己跑到街上买了一些中成药，把孩子偷偷打掉了。对此，邓大姐的秘书赵炜在回忆录《西花厅岁月》一书中记叙：“周首长那时候东征，没在广东。邓大姐讲：我给何香凝当秘书，我刚到广东还得搞妇女工作，我哪有时间生孩子管这个的。我那时候年轻啊，傻呀，觉得，说不好听就蛮干，跑到那个地摊啊，买那个打胎药……”
后来，邓大姐又怀上了第二个孩子，预产期在1927年4月。
为了好好保护这个孩子，她吃得特别注意，给了孩子很好的营养。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悬赏20万银元抓捕在上海工作的周首长。
此时，身怀六甲的邓大姐在母亲杨振德的陪伴下，住进了广州西关长寿西路一家由德国教会办的妇产医院待产。医生检查后，告诉她：“胎儿发育正常，只是，胎儿的体重（体型）似乎超过了正常婴儿的标准。”
邓大姐生产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她遇到了难产，一次次阵痛，一次次努力，由白天熬到黑夜，又由黑夜熬到白天。孩子太大，三天三夜生产不下来。因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还不能进行剖腹产手术，只能用产钳帮助。孩子终于出生了，是个男孩，体重九斤左右。可惜，因助产时医生用产钳用力过大，孩子的头部受到了严重损伤，孩子没能成活，夭折了。
医生和护士们十分惋惜、内疚。痛失亲生儿子的邓大姐没有一句责备的话，反而安慰她们说：“你们尽了最大的努力，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多年后，邓大姐深情地对她的侄女周秉德说：“为保护这个孩子，给孩子营养好，结果因为体胖身重和产钳用力过重，孩子一出生就夭折了。你的这个哥哥要是活着，他比你整整大十岁呀！”
新中国成立后，闲聊时，邓大姐总爱和赵炜讲起她的那一双孩子，她说：“我也曾经有两个孩子，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但没这福气。一儿一女一枝花，赵炜，你看你，一儿一女多好啊！我的两个孩子，如果都活着，都比你大，大好几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