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关于英语的争论，不是一天两天。
远的有150年前国门被打开后，近的有全国政协委员许进的提案。许进建议对义务教育阶段英语的必修课地位进行改革，不再将英语作为高考必考科目。
「为了学英语，学生和家长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英语真的有这么重要吗？」
言下之意，是英语不再重要。
|对于80后、90后而言，英语学习是从李雷和韩梅梅之间的对话开始的。
可英语真的不重要吗？
的确，英语不是全世界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中文才是。但若要论广泛和普及程度，英语至今仍占据首位。
按照统计，2020年，全球76亿人口中，大约有20亿人在学习英语。全球近200个国家和地区中，53个国家将英语作为第一语言，118个国家把英语为第二语言。
在学术研究领域，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人文学科，95%以上的学术论文都是用英文发表。
我们每天离不开的互联网，以2015年的数据为例，一半以上的内容都是英文，剩下的一半中，只有2.8%是中文。
假如不会英文，你对这个世界的了解，以及通过世界来对中国的了解，就只能局限于那2.8%的内容。
就像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那样：语言的界限就是思维的界限。
如果在全球化时代，一个人对世界的了解，仅仅是通过中文，其思维的局限，可想而知。
一百多年前，清政府也认为英语不重要，直到被迫接受英语。
由于两次战败，国门被迫打开，中国从政府到学者都在发生观念转变。虽然当时主流还是希望能够「师夷长技以制夷」，但要学习西方已经成为了一个共识。
既然要学，就要首先掌握语言。
1859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还没有结束时，翰林院编修郭嵩焘就奏请清廷设立外国语学馆以培养对外交涉的人才 ，当时清政府不为所动。
1861年，苏州翰林冯桂芬建议在上海设立翻译公所来学习外国语言。他发现，那些外国人竟然「能读我经史，于我朝章、吏治、舆地、民情类能言之」，而中国的官员对于外国却「懵然无所知」，他为此忧心忡忡。
冯桂芬的建议也没有被采纳。
在清政府高层，只有参与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签订的恭亲王奕䜣意识到，英语已经到了必须要学的地步了。
《中英天津条约》后，清政府才逐渐同意设立英语学习的官方机构。
这是因为，《中英天津条约》第五十款中，有这样的规定：
「嗣后英国文书俱用英字书写，暂时仍以汉文配送，俟中国选派学生学习英文、英语熟习，即不用配送汉文。自今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正义。此次定约，汉、英文书详细较对无讹，亦照此例。」
在外力的迫使下，清政府在1862年于总理衙门下成立京师同文馆，开始培养英语翻译人才。
英语，从这时开始正式进入中国。
|京师同文馆师生在1900年左右的合影，此后，京师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合并，后改名为译文馆。
图片来源：Wikipedia
当时，清政府只是考虑到英国是最重要的交往对象，本着实用的目的开始培养相关人才。不过，饶是这样，清政府还是无力自己完成同文馆的建设，遂求助于英美。
在英美等国的帮助下，同文馆开始走入正轨。同时，李鸿章等洋务派大臣逐渐认识到「师夷长技」为的是「自强」。于是，在之后数年间，同文馆增设了法文馆、德文馆、俄文馆等，还加入了大量西方自然科学、万国公法等课程，成为中国第一个学习世界的窗口。
英语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了什么呢？
那一代的知识分子，正是通过京师同文馆和之后的京师大学堂，认识世界、改变中国。
京师大学堂的校长严复，本身是翻译家，他翻译的《原富》（《国富论》）《天演论》和《群己权界论》（《论自由》），影响至今。
比如严复编译英国人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把书名定名为《天演论》。严复不仅是在字面上进行翻译，更重要的是，他根据自己的理解，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关怀，对赫胥黎的原文做了处理。
在他看来，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关键在于中国人自己要跟上「天演」的规律，而不是只会埋怨列强。
为了寻求中国的富强，严复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原因是他认为书中所分析的英国经济政策，与中国的情形有类通之处，可资借鉴。
|《原富》
作者：亚当·斯密
译者：严复
出版社：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出版时间：2014年
之后的民国大师，除英语外，无不热爱学习当时影响广泛的外语，还兼为翻译家。
鲁迅不仅从俄文翻译了《死魂灵》等俄国作品，还从日文翻译了芥川龙之介等多位日本文学大师的作品。
鲁迅的弟弟周作人更是精通日语、古希腊语、英语，向中国引进了大量古希腊悲剧和日本古代作品。
而他们，还仅仅只是民国翻译狂潮中的冰山一角。
|宋庆龄在家中欢迎萧伯纳，从左到右分别是记者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萧伯纳、宋庆龄、伊罗生（Harold Isaacs）、蔡元培、林语堂和鲁迅。
图片来源：wordpress.com
这一切，都起源于英语。对英语的态度，象征着对于启蒙的态度，对于「开眼看世界」的态度。
1922年，民国政府颁布「壬戌学制」，把学年制改为学分制，英语的学分在当时与国文并列。
那一时期，英语等外语的学习氛围最为浓厚。20年代，海量的外文书籍被翻译入国内，数量之巨，质量之优，可谓前无古人。这导致1932年日本发起「一二八事变」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炸毁商务印书馆，以期断绝中国对世界的认识。
不过，直到日本战败，中国人也没有停止学习的脚步。从1862年开始到1950年，始终是中国人学习英语的黄金阶段。
战火之中的西南联大，外文系系主任陈福田主编了流传至今的《西南联大英文课》，不仅教授英语语言，还传递英语世界的人文关怀。
那些从西南联大走出来的学生，无一不会英语，无一不对世界充满好奇，无一不对中国感到忧愤。
在战争岁月，国人都没有以颠沛流离、朝不保夕为借口，认为英语不重要，不需要掌握；在全球贸易、文化融合、交流合作越加紧密的和平年代，英语反而不重要了？
|1983年，英语首次成为中考科目，一年后，英语成为高考科目。1992年，英语成为高考三大主科之一。随着中国重开国门和全球化浪潮的推进，英语的学习也持续升温。1990年左右是李阳「疯狂英语」红遍中国的时代，他提倡用大声重复诵读英语，并提出「让三亿中国人讲一口流利的英语」的口号，将英语学习一度推向高潮。
图片来源：duozhi.com
不管是想要取消或减少英语学习的人，还是提倡英语学习的人，否认英语的重要性，都在罔顾事实。
在莎士比亚的年代，英语只有几百万人使用，但随着大英帝国和美国的相继崛起，如今早已成为世界上最通用、使用最广的语言。
英语，不仅是一个工具，更是一种文化，而且是全球化下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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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类学家沃尔夫和他的老师萨丕尔提出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设」就指出，人类的语言模式决定了人类的思维模式，所以我们才会在跨文化交流中，对同一事物有不同的反映。
对于这个假设，或许用英国学者奥斯勒（Nicholas Ostler）在《语言帝国》中的说法来理解，更为直观。他认为，不同的语言传统，有不同的性格特征：
「阿拉伯文的高贵低调集平等主义；中文与埃及文有难以撼动的自负；梵文展现复杂的分类和阶级；希腊文的创兴充满自信，但也导致自恋和卖弄；拉丁文隐含公民意识；西班牙文固执、贪婪、准确；法文崇尚理性；英文则多推崇生意才干。」
AI能翻译简单英文，但它绝对无法代替人与你在当下语境中的文化交流。
如同中文诗歌翻译成英文就变味一样，英文也是如此（参见《古诗为何一翻译就变味儿？》）。
作为一门应试学科，它也许不比语文、数学等学科更重要，但英语并不只是一门语言，而是通往更广阔世界的大门。
但为什么还是有人会认为英语不重要，或者将英语和中文放在形同水火的位置呢？
历史学家王明珂曾有过一个「毒药猫」的比喻，他说在一些少数民族的村子里，常常有关于「毒药猫」的传说。
那里的人们相信，从外面嫁入村子的女人常常会在夜晚变身成「毒药猫」来吃人，或把深夜行走的人推下悬崖。
王明珂发现，所有类似的传说都是针对外来的人，只有将外来的人想象成危险的，才会从某种程度上团结自己人。所以，我们常常能在人类史上看到类似「毒药猫」的故事，放到欧洲就是猎巫行动，以及对犹太人的迫害。
|1944年的奥斯维辛集中营，二战时期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只是欧洲人对犹太人长达千年迫害历史的尾声。中世纪时欧洲人就将瘟疫、经济衰败、战争等等问题归咎于犹太人。
图片来源：wikipedia
英语就是中国教育的「毒药猫」，人们一方面需要英语，但只要出现问题就推到英语身上。
语文教育出问题了，是英语害的；
音乐、美术、体育等素质教育不足，是英语害的；
学生课业负担大，还是英语害的；
人们还说，翻译软件替代了英语，说学的是「哑巴英语」，说英语学了也用不上......
可是，这样，人们就掩盖了真正存在的问题。
「哑巴英语」是英语的教学上出现的问题，这种教学建立在以考试为指挥棒，以量化和标准化为方法的教学体制上；
同样，国语教育的问题和素质教育的问题之所以出现，也是关系到教育体制、教育者素质、文化环境等等因素的复杂问题。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对症下药，也需要充分地讨论和调研。
把所有问题归结为英语这个学科的选择上，是懒惰的，也是危险的。
语言模式决定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如果我们的思维是懒惰的，那我们的语言也是。■
参考资料：
[美]史景迁. 追寻现代中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9（5）.
王人博. 1840年以来的中国. 九州出版社, 2020（6）.
顾卫星. 京师同文馆英语教学历史研究.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4.
许进委员：建议取消英语在中小学的主科地位. 新浪, 2021（3）.
2018年起，全国30省市高考英语改革一览表. 搜狐, 2017（12）.
我所知道的李阳，和疯狂英语的衰落史. 多知网, 2014（5）.
王明珂. 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中华书局, 2008（5）.
对于取消英语主科地位，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