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小编说
随着电影《我和我的家乡》的热映，杭州一所全国最美乡村小学火了。五彩的玻璃房外观，梦幻绚丽的校园设计 ，让人一眼就被惊艳到了。
这所始建于50年代的小学原来一样破旧不堪，学生都是留守儿童，而到了2015年，这所学校迎来了转机，美轮美奂的校舍成为了游客打卡地，还吸引了城市学生家长来农村陪读，这背后有怎样的故事呢，一起来看。
国庆长假首日，也是电影《我和我的家乡》上映首日。
徐峥导演《最后一课》这个独立单元里，很多网友都对影片最后出现的流光溢彩的小学惊叹不已。
这所学校就在杭州，淳安县富文乡中心小学。
电影里的故事，其实也是几十年前乡村小学和这个村庄的真实片段。
63岁的老校长邵烈明守了这所小学半辈子。如果不是从他口里知道，很难想象这所曾破败的乡村小学，如今居然吸引着一线城市的家长放弃学区房，来到农村租房“陪读”。
01
老校长邵烈明：我到30岁都没谈恋爱，一心想读书读出去
邵烈明是富文乡富文村人，富文乡8000余人口，几十年来仅靠务农为生。
他的家离富文乡中心小学只有200米路。这所始建于1956年的乡村小学，最早只是一层的泥房，旁边一间草庵则是老师的住所。
“我这一代人，乡里靠读书读出来的，一只手也数得出来。”讲起几十年前的求学经历，邵烈明总会这么说，靠读书“出山”是一件难事。
1973年，高中毕业的他已算是乡里的高学历，因为生产队里忙，他和七个姐弟既要帮父母干农活，又要参与到六联大毛岭水库建设中去。少年时代，邵烈明的记忆里总是筋疲力尽的，汗水浸湿衣衫，难得的空隙，他喜欢捧着书。父亲说，“不管怎么样，读书读着总是有用的。”
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邵烈明和哥哥经过摸底考试，参加了统考，邵烈明刚刚过线，哥哥落榜。20岁这年，邵烈明连县城都没去过，哥哥带着他一起去参加体检。
邵烈明印象深刻，“那时候到千岛湖镇上，一天就一班客车，我们起了个大早，一路上我心砰砰直跳。太紧张了，心跳过快，体检不合格。回家的客车已经没有了，我们俩一直走到天黑。”
山间吹来的凉风习习，邵烈明坐在家门口石坎上，沉默了一个晚上。看着一个个每天在田间辛苦劳作的身影，大山里的农民们即便这样仍然连饭都吃不饱，甚至要翻山去隔壁村借番薯吃，邵烈明暗自下决心：要读书，走出去。
1978年富文乡中心小学旧址
1978年2月，富文乡小学请他到学校里代课教书，邵烈明边讲课边复习高考。
20出头的大小伙子、高中文化的代课老师，农村里急着给他介绍对象，邵烈明都婉拒了。“我说我还没有正式工作呀，我就觉得读书是唯一的出路，总想一定要考出去，要变成居民户口，要有正式工作。”
邵烈明边代课边复习，连考了三年，直到1982年他以全县第2名的成绩考进浙江省严州师范学校民师班。1984年后，他作为一名数学老师回到富文乡小学任教，两年后任教导主任，又一年后任校长。
02
农村孩子要经历2-3所学校才能小学毕业
富文乡下辖10个行政村，80多个自然村，路途远，全乡生源顶峰时期有1000多个，而与之形成对比的，则是教育硬件、师资力量的不足。
邵烈明回来时一人教两个班的数学、语文，兼一个毕业班班主任，还兼着一个尖子班的常识课。
“那时候整个乡有20多所学校，分为完小、村小及规模最大的中心小学。一个小孩，小学阶段至少要经历两到三所学校，才能毕业。”邵烈明进一步解释说，“中低年级时在完小，中高年级则在村小、中心小学。因为小孩年纪小，只好在村里完小读低年级，完小是没有高年级的，所以三四年级以后就要换学校了。”
“那时候，教室有限，老师也很辛苦，一个人要教两三个年级，叫做‘复式班’。比方说在同一间教室，一年级教20分钟，然后写作业，再教二年级、三年级......”
邵烈明记忆里，有很长一段时间乡村老师吃的是“百家饭”。村里的小学没有后勤保障，老师只能到学生家吃口热饭。“有位老师住在千岛湖镇上，每天骑一个多小时的自行车去村里教书，今天在这家吃饭，明天上那家吃饭。”邵烈明说的这段往事，在现在看来有趣，而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确实是乡村教育面临的窘境。
1983年富文乡中心小学旧址
往后很多年，不少小规模乡村小学因生源实在太少，陆续被撤除、合并到中心小学。这也正是电影《最后一课》里范老师给孩子们上“最后一课”的故事背景......
早在1982年，千岛湖被列为国家级森林公园，在往后很多年里逐渐开始了发展旅游业的尝试。
大山里的农村人很难嗅到所谓旅游的前景，更何况，富文乡离县城20多公里，交通不便。没有支柱性产业，农民们长期靠自销为数不多的茶叶、银杏、葡萄、花卉等经济作物为生，零零星星不成气候。80年代末，还有人靠山吃山，砍下树木，背着木材，偷偷摸摸翻一座山卖到建德去。
03
大刀阔斧的90年代，这里有第一批“留守儿童”
淳安县如今以“千岛湖”、“旅游”等关键词闻名全国。淳安人对外介绍自己时，只要说出“千岛湖”三个字，这趟自我介绍通常会以对方投来羡慕的表情而快速结束。
公开资料显示，1992年后，千岛湖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一个有意思的数据是，1992年，淳安县旅游业总收入仅为0.24亿元，1997年，这个数字达到2.83亿元。更不用说，2019年淳安县旅游业总收入已达到231.93亿元。
旅游业发达地区的一个特点，就是如果你不能在旅游业中分得一杯羹，你就无法登上财富的列车。外出谋生才能创造生活的更多可能性。
富文乡政府工作人员、80后的王哲（化名）就生长于财富列车飞驰向前的年代。
王哲长大后看到“留守儿童”一词，再回想起来，自己其实也曾属于“留守儿童”。
1990年，富文乡中心小学
90年代中，王哲上小学时，父母就外出打工了，自己则由奶奶一个人带。
王哲的父亲在镇上踏过黄包车，开过三轮摩托，1995年，父母东拼西凑了三万块钱买了第一艘快艇干起了旅游。过了半年，就还清了债。
后来，家里有了点积蓄，父母见儿子总是频繁转学，索性把他接到了千岛湖镇上。
说是管带方便，王哲印象里父母却总是早出晚归，他们在千岛湖开旅游快艇。大多数晚上，夫妻俩候在酒店附近，哪里有游客入住，他们就与前台套近乎，争取生意。晚上十点回家，第二天一早六点，又出门接客人去了。
“那时候旅游生意好做啊。台湾客人特别多，他们都是10美金20美金地给小费的。还有宁波温州来的游客也多，一船客人一两千块钱，一天能有好几船......”王哲说。
在县城小学的读书生活，让王哲一度觉得学英语特别吃力。能感受到一丝“优越感”的是，父母总是不停给他零花钱，然后语重心长地重复一句话：“你一定要好好读书。只要用功读书，你要什么，我们都满足你。”
那时候，王哲每天都能获得5块零花钱，“其实学校里中午有吃有喝的，当时我在同学中都算有钱的。农村里学生的话，可能一个礼拜也才四五块零花钱。”
千岛湖旅游业的发展，给王哲父辈这一代人提供了致富的机遇，也让王哲这代人有了走出山村获取更好生活、教育条件的基础。
富文乡一份自2013年——2019年大学生信息摸排汇总表显示，统计的7年间已就业或仍在读的富文籍大学生总人数为188人，其中本科生占到69.15%，不乏有一批“211”、“985”名校生。
如今，富文乡老人们津津乐道于乡里读书出去的年轻人们，有清华大学的研究生、德国知名大学的博士后，有就职在国家重点航空学院研究所的......“我们乡里其实也出文化人，子女读书争气学业有成的，哪个父母没出去过？”
04
农村教育想“弯道超车”太难了，必须要设计一条“专道”
然而，这份自豪背后还有道难题：外出求学固然是一条成才的好路子，乡里的教育怎么办呢？留在这里的孩子，他们的未来只能落于人后吗？
打造美丽的校园只是改变的第一步。
2015年，杭州市教育局在淳安、建德、桐庐等县市开展了为期一年的农村小规模学校发展情况调研。教师老龄化较严重、学生人数不断减少、教师缺乏积极性……这是当时包括富文乡中心小学在内的一批农村小规模学校的通病，建设“小而美”“小而优”的学校，让基础教育向优质均衡的现代化要求迈进，迫在眉睫。
2016年，富文乡中心小学被选定为农村小规模学校整体提升“样板学校”。接下这一任务的，正是刚从中学调任富文乡中心小学校长的姜蔚颖。
2017年，富文乡中心小学提升改造工程启动。同年，富文乡小城镇综合整治与“美丽城镇”提升改造工程的便车开到了学校门口，绿色停车场、安全游步道、配电房等设施得以建设、修缮，学校周边配套更为完善。
建造前
建造后
教学空间重构的同时，姜蔚颖思考的是更深层次的改变：“农村教育和城市教育的差距依然很大，弯道超车太难了，要设计一条‘专道’，才能实现‘换道超车’。”
2018年10月，淳安县教育局与21世纪教育研究院签订为期5年的委托管理协议，富文乡小学在委托管理的5年内不参加全县统考，对学校从应试的分数评价转为发展性的目标评价。
这种转变让学校可以有更多的尝试：14门拓展课取材于乡村，让孩子建立起与乡村的感情连接；全科包班、主题融合教学，让老师有更多时间与孩子相伴、沟通，并倒逼各科老师加强自我学习，提升教学水平......
尝试有了实效。根据学校对2019年毕业生学习情况跟踪的结果，从学校毕业的孩子考入淳安县重点中学的前60名占5位；学校拿下了县中小学生科技节奖项20余个，县中小学生艺术节奖项8个，其中一个节目被选送至杭州市中小学生艺术节，获二等奖；定期收集的《学生心理状况量表》反映，孩子们为交到亲密的朋友而欣喜，对自己的学习生活充满了希望……
05
放弃学区房来农村陪读，乡村小学迎来一线城市的“逆向生源”
“增加10%以上本地生源”是学校5年办学目标之一，这一目标已提前实现。不仅如此，学校还吸引了全国各地学生前来就读。
小欢喜是富文乡小学生源版图上最南边的一个，来自深圳。妈妈郑女士带着外公外婆一起搬到了富文村租房子生活，她陪读，老人则到安静的乡村养老。“这里是我想象中教育的样子，让孩子葆有天性。小孩嘛，慢慢养。”
另一个来自江苏的家庭，本来买好了学区房，今年5月却把孩子带到了这里入学。姜蔚颖留意过，今年9月开学，举家来富文租房陪读的外地生源家庭达到了9户，杭州市区的、宁夏的、黑龙江的、上海的等等。
“下半年学生人数已经有近130人。”姜蔚颖说，“如果没有改革，这个数字可能已经降到100人以下了。”
更有意思的是，学校还成了乡里的一块招牌。不断有家长和游客慕名前来“中国最美乡村小学”打卡，学校还频频登上“小红书”“马蜂窝”等社交网络的“旅游出行地推介”栏目。
据富文乡统计，学校改建完成以来，省内外来校参观考察的有236批次5182人，来校研学的有17批次1070人，假期自主参观人数累计已达18377人。由此带动的是，近千人次到周边住宿、用餐、采摘、游览，周边旅游经济因为“网红”学校得以一振。
一位网友在“小红书”里评论道：“我真没有想到我的家乡千岛湖，我的母校小学富文乡中心小学现在成了网红小学了吗？上次还有人问我这个学校在哪里，我就突然很惊讶，因为我的小学又不是在市区里面的，怎么都会有人知道去的！而且还很多！太神奇了，这都多少年了……”
老校长邵烈明也说：“这是我们富文从来没有过的机遇。”
电影里，当学生按着自己的画纸构想，真的建造出五彩斑斓的校舍的时候，整部影片的泪点出现了。把家乡情感凝聚在乡村教育上，凝聚在读书改变命运上，也恰好是读书人的最大情感体验之一。
文章来源 |杭州日报、杭州教育发布，转载自教育之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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