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天，最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一份名单——
这是去年，杭州佛学院招生简章上的信息，这些都是学院授课的老师。
阿弥陀佛，想进这佛学院可真不简单。
佛家的稀奇事还不止这个。更早些时候，广州的六榕寺招聘人事经理及安保主管，要求是本科学历，5年以上相关工作经历，需尊重佛教信仰，月薪最高可达：
1.5万。
当然，还有一个隐形要求：得是有缘人。
一切随缘，有缘相聚，无缘再见。这年头，皈依佛门也不容易。
但更不容易的，是佛门外的俗人。
1
大学生遍地飘，水泥工不好找
一场用工荒正在席卷中国南方。
如果你来到康乐大街，你会看到一条长龙，排着队的人们手里举着纸板，吆喝地无比卖力。
这不是某大型促销活动的现场，而是招聘会。这些排着队举着牌子卖力吆喝的，都是前来招工的老板。许多人应该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招聘会：
招聘人员比应聘的人还多。
时代变了，以前老板挑工人，现在工人挑老板。
不远处的东莞，行情同样不容乐观。一家十多年前还有1.4万工人的玩具厂，如今的工人只剩3300。无奈的工厂只好在门口贴出这样的标语：
“公司内部员工介绍亲友入职，可获得介绍奖2000元/人。”
更早的时候，为了招工，广东甚至组织了300多场网络招聘——“直播带岗”。3月1日，深圳就举办了一场“直播带岗”，有20家企业出手，放出7520个岗位。
58同城招聘研究院数据显示，珠三角多个城市登上招聘需求城市榜前十，东莞位列榜首。一周招不到一个人，渐渐成为了常态。
当下南方的状况，是“用工荒”在全国蔓延的缩影。
1月26日，人社部发布“2020年第四季度全国招聘大于求职‘最缺工’的100个职业排行”。从总缺口上，第四季度从第三季度82.4万人上升到了92.9万人（上升12.74%）。
在最缺工的100个职业中，有36个属于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
过去的10年里，中国的大学生人数实现了暴增，刚刚过去的一年，中国的大学毕业生达到了874万。而与此同时，根据央视财经的报道，我国高等技工学校缺口高达2200万，技工学校招生越发困难。
在2017年，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率首次超过了本科毕业生；相对应的，却是高职院校招生难的现实，自2009年起，全国高职院校的生源连续下降6年。
另一个残酷的现实是，在很多城市里，泥瓦工、修理工、按摩师、厨师、月嫂，这些蓝领的工资基本都超过普通小白领。吴晓波就曾在跨年演讲时表示，1978年到2019年，中国蓝领工人的年薪资收入增长了150倍。这个增长幅度，大大超过白领的收入增长水平。那个段子，正在成为现实——
三千块你雇不到一个农民工，只能雇一个大学生。
这样看来，所谓的用工荒，其实是一场劳动资源的错配。一边是满街的大学生找不到心仪的工作，一边是大量企业找不到吃苦耐劳的熟练工。
再加上科技的进步催生了许多的新职业，现在的年轻人宁愿去当快递员、外卖员、网约车司机、搞直播，也不愿意再进工厂。
如此一来，制造业的“用工荒”近乎是一种必然。
2
月入三万，不如一个铁饭碗
前两天，有人砸钱上了热搜。
10个亿，这是北大建校以来收获的最大一笔个人捐赠。捐出这笔钱的李永新，在几天前公布的《胡润百富全球富豪榜》中，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全球教育首富”。
支撑着李永新成为“全球教育首富”的，是一年比一年热的考公大潮。
在2021年，国考人数达到了创纪录的157万，百万“公考人”争夺2万多个国考岗位，平均竞争比高达61:1。
综合数据来看，近三年内，国家公务员考试职位表中竞争最为激烈的前三岗位中，岗位竞争比例都达到了1300:1以上，2017年岗位竞争比例甚至达到了9837:1。
万里挑一，在公考的角斗场上，真实地发生着。
上岸越难，李永新的中公教育生意就越好。而且近年来有一个趋势越发明显——名校毕业生也越来越愿意进体制内了。
北京大学官方发布的《2019年北京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显示，2019年北大超过75%的毕业生进入体制（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企），而在2015年，进入体制内的人数比例是50%。
而且，以前是被父母以“不孝有三，不考公为大”逼着去，现在是自己涌着去。
名校毕业生涌入体制内的同时，一些不寻常的现象也开始出现。
2019年1月，美团研究院发布的《城市新青年：2018外卖骑手就业报告》显示，700万外卖小哥里，硕士生占比为1%，达到7万人。也就是说，每100个外卖小哥中，就有一个硕士毕业生。
同样，在一则新闻报道中，链家APP上，北京市认证为“双一流大学毕业”的房产中介占比达到4.4%。也就是说，每23个人当中，就有1个是名牌大学的高材生。
更早些时候的例子，是一个家政保姆，曾在中兴工作，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大学，而且是硕士研究生学历。
2015年底，40名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年轻人通过层层考试，成为了青岛市南区的事业编环卫工。他们每天清晨出门，傍晚收工，和普通环卫工人一样扫街、巡查路面。
这些看似魔幻的事件，过去一年来接连出现在媒体的报道和热搜榜单上。
为什么越来越多高学历的人，正在走向底层岗位，与基层人士进行惨烈厮杀？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回到就业市场的基本现状。
就业者求稳、高学历人才被挤压的表象下，是日益严峻的劳动力供需矛盾。
之前有一个论调很火：中国的本科生只有4000多万，占全国人口比重仅为4%。所以，只要你是本科生，你就碾压了全国96%的人。
其实，这个观点是有失偏颇的。要知道，一个20多岁的大学毕业生出去找工作，和你竞争的并不是那些老人或者小孩，而是高学历的同龄人。
而随着大学的不断扩招，大学生会越来越多，将来的年轻人当中，大学生比例达到60%以上也不意外。
这样的竞争，可就非常激烈了。
在一个科技没有跨越式大发展的环境下，高端岗位永远是有限的。正如智谷趋势黄汉城所说：一旦高端行业的扩张速度跟不上劳动力的供给速度，就注定会有人被挤到下一个层级。
这是人才供给过剩的宿命。
3
学区房涨上天际
后代却可能进入怪圈
当名校毕业生滑落街道办和售楼处，家长们却在想方设法挤进学区房。
最近的狂浪之巅，轮到了杭州。在某小区的宣传公告栏上，赫然出现一排喜庆的大字——
热烈祝贺小区房价突破70000。
这个小区有骄傲的资本，在均价是3.6万/㎡的杭州，它卖到了7万，整整比均价贵了一倍。更重要的是，这还不是顶峰，根据最新的平台行情，这个小区的挂牌均价已经到了7.9万，最高挂牌价已经到了8.49万/㎡。
为什么这个小区能卖这么贵？原因很简单，它是学区房。超高的升学率，为房价上涨提供了最大的底气。
这样的场景，并不陌生。
在名校林立的北京西城区，“11平方过道学区房挂牌150万”、“半地下室学区房卖出1050万天价”的新闻层出不穷。
在深圳华强北，有个学区盘叫阁林网苑，一套44.58㎡的房子，去年4月卖出时成交价632万，每平14万，前一年同期的成交单价是10万。换算一下，一年里，房东每天躺赚5000块，买房人则要多掏近180万。
在安徽合肥，一个业内人士发微博说，政务区最近的开单王是个小伙子，18天做了17单。而政务区是合肥新兴的学区重镇。
2019年，南京出了一套“迷你”学区房，13㎡大的房间内，只够放一张床、一张桌子。
但因为总价低，房东报价168万，看房人排到了门口。魔幻的是，这是一套“瓦房”，房龄已经39年。
这个“破房子”跑火的原因，在于它属于南京市琅琊路小学的学区范围。琅琊路小学是南京最有名的三所小学之一。
最后，这套疯狂的瓦房并没有卖成，因为房主只有居住权没有房产证。这只不过是中介利用市场焦虑，制造的一场营销。
荒诞的现实背后，是学区房巨大的魔力。
《中国教育报》曾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2015年北京大概有16万名儿童进行了小学入学信息采集。其中，京籍学生大概10万名，非京籍大概6万名。但东城、西城和海淀三个区口碑最好的25所小学，只能接收大概5000名学生。
一边是16万人的潜在需求，一边是5000个优质学位名额，而学区房，就是通往名校的那张船票。
这时候，魔幻的场景就出现了——
许多家长花费几百上千万买下了学区房，等到孩子真的考上名牌大学后，恐怕里边总有一些人要去当保姆、房地产中介、外卖小哥……
真是一个诡异的圈。
4
尾声
无论是用工荒、公考热还是学区房暴涨，看似不相关的事件背后，都藏着同一个事实——
文凭的含金量正在下降。
从1935年到1949年，全中国仅有200多名研究生被授予硕士学位。新中国成立到1965年，共招收研究生2.3万人。
2019年，全国研究生教育共招生91.7万人，在学研究生286.4万人，毕业生64万人。
2020年，全国考研报名人数创历史新高，达到341万，同比增长17.59%，这已经是连续4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
照这个趋势，可以想象，在未来数年，中国的研究生数量将迎来井喷式增长。
在研究生数量井喷之前，是高校毕业生人数的急剧增长。
1980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人数仅为14.7万人。而到了2020年，这一数字已经来到了874万人。翻了整整60倍！
在20年前，如果你是一个硕士毕业生，根本不愁找不到工作。无论是进入高校、事业单位还是国企，硕士文凭就是一块金字招牌。但如今，这样的机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2013年，武汉大学一名硕士毕业生在求职时就屡屡受挫。本以为高学历求职顺风顺水，结果在应聘时反倒因学历高多次被拒。结果，该名毕业生不得不隐瞒了自己的硕士身份，在找工作时只列明了本科学历。
辛辛苦苦读了几年，到头来却发现，读不读研，没什么差别。
扩招之下，文凭含金量的缩水，是一种必然。
与此同时，公务员之路依旧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以国考为例，2020年国考招生数为2.4万人，多少人成功报名呢，143.7万！这意味着最终录取率仅为1.7%。
很少有人意识到，这条惊险崎岖的山路，还有另一个名字——
内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