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宽，南都观察特约作者，前《新京报》深度部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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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家县鼓励外出务工人员携子女走向大城市的举动实属珍贵，体现了政府“人本位”的治理逻辑，值得正视及肯定。但在呼号之外，我们也要逼问，作为流入地的大城市，是否已经搭建好一个完善的承接系统，让流动儿童能够长期、稳定、高质量地求学与成长？
2021年“两会”召开，全国政协委员、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针对流动儿童在城市入学的问题进行了提案，希望有关部门要切实保障超大城市流动儿童平等受教权利。
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末，中国流动人口规模达2.36亿，18岁以下流动儿童（流动人口子女）近1亿，这意味着，平均每3个中国儿童就有1人受到人口迁移流动的影响。
俞敏洪的提案似乎隔空回应了此前巧家县政府的呼吁。巧家县位于云南省东部，因地处偏远、资源匮乏，常年被列为贫困县。通过与邻县协作、向外进行劳务输出，该县最终在2020年5月宣告脱贫。向外劳务输出亦由此成为该县脱贫的一道显著推力——当地政府通报，仅2018年,巧家县共转移劳动力21.65万人次，实现劳务收入32亿元。
农历新年刚过，巧家县政府便安排了专门的就业返岗大巴，鼓励外出务工。与此同时，政府还鼓励人们将孩子带到城市去。“现在省外很多地方都可以为务工人员解决子女就学问题，所以您可以把孩子带到务工地就学，让孩子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改变孩子的命运。”一封官方发出的公开信如是说。
巧家县官方的态度无疑是对流动儿童健康成长的关注——在儿童的生命轨迹中，父母的陪伴对儿童发展的作用无可代替。但我们要问的是，在外来务工子女踏入城市的那一刻，大城市的教育系统真的做好了承接他们的准备吗？
▌大城市的现实
当外出务工子女流动到城市的那一刻，“留守子女”们便拥有了一个新身份——“流动人口子女”。在大城市落脚，第一个问题就是在城市入学，而这并不容易。中国基础教育的金字塔顶端有三类学校：隶属于政府的普通公立学校、城市中产精英就读的私立学校、以及为外籍身份人员子女提供就读服务的国际学校。无一例外地，它们拥有雄厚的教育资源，包括代表中产精英精神的教师、符合现代教育理念的课程、完善先进的教学硬件设施、努力配合的家长、以及众多的课外活动，如一年一度海外游学的机会、模拟联合国比赛.......
但这些资源，与打工子弟们往往无甚关联。受制于户籍身份和经济的双重壁垒，他们大部分人只能流入城市底端的打工子弟学校。那些学校是什么样的？“路程远、脏脏的，一不小心就会关掉。”网上有人这样评论。
2018年底，笔者曾探访北京南四环的多所打工子弟学校。当时，包括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控人政策持续收紧。那几年，政府试图通过控制孩童入学，限制他们的父母在城市务工。打工子弟学校首当其冲成为被整顿的对象。
我拜访的其中一所学校是位于北京南四环十八里店乡的博文学校——彩钢房、两层高，孩子们躲在一排外来务工宿舍后面，羞答答的。因为建筑脆弱，下课时分，但凡有孩子们跑动，教室的裂缝里还会传出“刺拉拉”的声音。而前面一排教工宿舍的阳台上，就晾着男女教工们的内衣裤。
▲ 2018年8月，北京黄庄学校被关停。创办于1998年的黄庄学校，共能容纳1800多名学生上课，曾是北京最大的打工子弟学校。 新公民计划
脆弱的建筑外表似乎暗喻了大城市对流动儿童的态度。2018年前后，为严控外来务工人口，打工子弟学校时常被迫关闭、搬迁，甚至拆除。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投资者必然不会安排相应资金修缮这类学校。因而一眼望去，尽是灰溜溜的彩钢房、逼仄的教室和因常年居无定所，孩童脸上露出的惶恐与不安。
这样的情况还影响了打工子弟学校的师资力量。打工子弟学校属民办性质，学校投资者往往以利润为办学导向——以最低的成本运作出最大的商业利益。其中，遭到严控的一项就是教师薪资支出。2012年，时任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曾透露，打工子弟学校教师的平均工资仅为1361元，而公办学校教师的工资是这个数字的3倍，而且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师上保率（上社会保险）几乎为零。
多年以后，打工子弟教师薪资上涨的速度依旧跑不赢GDP增长。低水平的薪资只能吸引一批中专毕业、尚未有教师资格证的人群，也注定大部分打工子弟学校被当作跳板的现实，“老师做了一段时间，有了经验，就要跳到公立学校了。”这样的老师大概率不会认真教课。同时，在教学方式上，一些教师甚至要履行“包班制”——一个人承包一个班所有的课程。这同样无法让人期待良好的教学质量。
可以这么说，大部分流动儿童在大城市并不能享受优质的教育。
这或与当下的教育政策有关。
目前，大城市现行的入学政策大致分三类：积分入学制、材料准入制及优惠政策。上海，杭州为积分入学制的典型城市，北京实行的则是材料准入制，优惠政策入学基本与外来务工无关，它瞄准的是博士、高科技人员这类高知人才的孩子。
以对外来务工子女入学方面友好程度较高的杭州为例——杭州实行积分入学制，个人素质与能力一项占据整个评价系统的77%。个人素质与能力是包括其生活城市缴纳社保、学历、获得奖励等综合指标的一项，但当地流动儿童积分入学的起始门槛低，只要父母达到了高中水平就有一定积分，满足了基础水平，子女几乎就可以在这座城市获得入学机会。但在同样实行积分入学制的上海，则严格要求父母要以大专学历为积分入学的起点，且学历这一项就占总积分体系的17%，用严格的比例将一群人挡在了门外。
在实行材料准入制的北京，流动儿童入学必须五证俱全，即在京务工就业证明、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全家户口簿、北京市居住证（或有效期内居住登记卡）、老家无人监护证明。五证齐全已经很难了，但即便齐全，这依旧不容易。以北京通州为例，该区要求申请人提供在该区就业的劳动合同原件、复印件和社会保险缴纳证明，这同样让在京缴纳了多年社保的家长犯难，因为通州常常被称为“睡城”，在通州居住的人并不一定在这里工作，因此，就算父母在其他区缴纳了十年社保，孩子在通州的入学的问题依旧无法落实。
两会期间，俞敏洪提出了四点建议——包括修改《义务教育法》，将从前规定的“保障适龄儿童在户籍所在地入学”改为“在居住地入学”，通过降低适龄儿童入学的地域限制，来保障他们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与此同时，“就读率”的稳步提升也要作为衡量各地区教育部门落实流动儿童入学情况的关键指标，从地方主政官员的政绩考核出发，确保流动儿童受教育的权利。同时，公立学校也适当为流动儿童增加学位供给。
在制度之外，社会组织也应该参与解决流动儿童校外学习问题，比如在社区开设陪护场地，引入社会组织的力量，助力流动儿童健康成长。在推动流动儿童健康发展上，行动倡导型机构新公民计划应属典型，旗下的流动儿童图书馆——微澜图书馆就是一项长期为流动儿童提供阅读服务的场域。截至目前，新公民计划已陆续在北京、广州开设过39个分馆，服务过37929名学生。该项目的负责人曾表示，他们希望通过建立微澜图书馆，一点一点改善中国流动儿童的阅读现状，能够让流动儿童们在图书馆感受到温暖与爱。
▌回流的境遇
如果在大城市得不到承接的孩子们，又会面临什么样的遭遇呢？
中国现行教育政策规定，义务教育阶段后，流动儿童参加考试和升学必须回到户籍所在地。在户籍限制下，大量流动儿童必须回老家参加中考，或只能辍学提前进入劳动市场，成为“打工三代”。
由于流动儿童在大城市接受的未必是义务教育课纲，回到老家的他们又被无缝衔接式地塞到应试教育的轨道。突如其来的变化让回流的孩子倍感压力。“新公民计划”发起了一项追踪流动儿童返乡的计划，项目主管何冉发现，大部分回流的孩子都面临繁杂的课程大纲、沉重的心理压力、语言障碍、孤独，甚至校园暴力。
何冉曾接触过一名女生王笑语（化名），她生于北京，从小听话乖巧。在北京读书的时候，她成绩很好，常常排到班级第一。但回到老家，残酷的应试教育在她的生活里毫不留情地撕开了一个口子。第一次考试，因为教材不同，她数学不及格。强势的妈妈很快坐不住了，给何冉打电话，抱怨女儿不努力。
在王笑语的班上，身处应试教育系统内的老师为了拼成绩，开始对学生实施体罚，只要一个单词拼写出错，就让同学之间相互扇巴掌。“这非常可怕，暴力已经在他们的学习中获得了合理性，他们会习以为常。”何冉在2019年的一次采访中说。
作为一个曾经处于贫困线下的边远县城，巧家县鼓励外出务工人员携子女走向大城市的举动实属珍贵，体现了政府“人本位”的治理逻辑，值得正视及肯定。但在呼号之外，我们也要逼问，作为流入地的大城市，是否已经搭建好一个完善的承接系统，让流动儿童能够长期、稳定、高质量地求学与成长？
这涉及到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大城市政府对于外来务工者的基本价值观和态度。作为大城市各项产业的维护和搭建者，他们究竟是被当成经济跃进期的工具人，还是一个有权享受公共服务、有尊严的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