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网友发帖指责大连理工大学的刘某源同学，称其在云南龙陵一中支教期间，在微博上发布辱骂学生“笨蛋”“怎么会这么笨”“智力肯定不健全”的博文，引起轩然大波。随后，大连理工大学团委发布《通报》，对日前网友反映的问题进行回应，取消了该学生的保研资格。
目前，部分网友依旧在讨伐这个学生。但我认为，没必要过分诘难这个学生，甚至攻击大连理工这所学校，因为这种事情不是个案。“支教保研”早已不是第一次“翻车”，在2020年12月就有网友曝光，东南大学支教团中有某位男生对学生采用了体罚的手段，用脚飞踹了学生，教育部门也对此进行了处理。
因此，掐芽不如治壤，与其揪着当事人的人品诘难不休，不如想想这种事屡次发生，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
很多人选择把矛头对准了“支教保研”。“支教保研”是指本科学生去支教地区支教一年，之后就可以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的政策。有人认为“支教保研”本身就不合理，让教育变成了一场功利性的交易，也导致了相关不良影响的产生，因此要求取消这种制度。
但是我认为，问题的根源不在此，“支教保研”本身没有错。对支教者而言，的确有人热爱教育事业，希望能帮助到偏远地区的孩子，那么保研资格作为奖励，也是合理的。对于偏远地区而言，也能够补充当地的教育资源。可以说，如果这一系统顺畅、合理地运行，就能实现互利互惠的双赢。
可惜的是，这个系统的运行出现了一些偏倚。当下的问题不在于“支教保研”这个制度不该存在，而在于它不够完善。那么解决措施其实是纠正偏倚，而不是因为出现了一两个反面案例，就要将其全盘否定。毕竟“支教保研”的队伍中也有许多优秀人才，他们真正让偏远地区的儿童接受到了更好的教育。
那么，怎样才能治本，规避下一个“刘同学”的出现？
首先，需要提高筛选机制的合理性，让素质更高的学生拥有资格。这样一来，支教者至少都能够负责地完成支教工作，让孩子们受到更好地对待。因此，高校对于“支教保研”的考核筛选，应该更注重个人思想品德的考察，深入调查学生的品性，做好基层调研以求得对学生的深入了解，不能仅限于走个形式、流于表象，这既是对其他候选者的不公平，也是对支教地区孩子们的不重视。
其次，高校也需要配备相应的培训。当教师需要考教师资格证，这就是一个门槛设计，即使支教时间短，但教师队伍的建设也应该达标。无论是辱骂学生还是体罚学生，本质上就是缺乏作为教师的应有素养。
实际上，当前已有许多高校对“支教保研”配备了相关培训，中国人民大学就要求支教团团员在大四时前往人大附中、人大附小等学校做助教，并在暑期进行短期的支教培训。这种培训是必不可缺的，能让本是学生的支教者转变心态，了解到身为“教育者”的自己肩负的责任。
同时我认为，培训也需要重视给支教者做心理建设，说清支教地区的现实情况，讲明教育落后和经济落后之间的关系，而非一味进行奉献青春光荣等精神层面的感化。还要告诉学生如何跟孩子们相处、如何解决教学困难等教育问题的解决方法，真正提升支教者的教学素养。
最后就是评估。当前“支教保研”的竞争主要分布在报名阶段，一旦通过，保研就几乎十拿九稳，学生也可能因此会在支教过程中有所懈怠。要想改变这一现状，可以加强支教期间的评估机制，如参加“支教保研”的同学之间互评，学生们打分，领队定期考核等，不合格的学生取消保研资格。在这种适度竞争下，我们虽然仍旧无法控制支教者的想法，但至少可以让他们在言行上更符合”老师”的标准，让偏远地区的孩子们能够如沐春风。
在“支教保研”的群体里，有像刘同学这样的人，但也有怀着赤子之心，希望能为教育事业做出贡献的人。因噎废食不可取，我们没有必要对“支教保研”制度全盘否定。更重要的还是去纠正制度的偏倚，摆正“支教保研”的天平，这样既能拓宽高校人才接受进修教育的途径，又能补充偏远地区的教育资源，实现双赢。
文/江欣泽（中国人民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