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为培养工科人才，新中国开始仿照苏联模式，对全国现有的高等院校进行调整。随后这场教育体制改革波及全国，形成了20世纪后半叶中国高校系统的基本格局。
建国初期，随着工业化建设和一五计划的有序展开，新中国陷入了缺少工业人才的窘迫局面。当时的中国政府由于缺少专业人才，再加上许多留洋的人才困居外国，因此“以苏为师”和“一边倒”的政策就成为了新中国的国策。
1951年11月，在经过小范围的实验后，中央召开了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拟订了全国工学院院系调整方案，由此揭开了1952院系大调整的序幕。
在这场院系调整的风波中，“向苏联学习”的模式被视为主攻方向。据资料记载，当时中国的教育者，包括师范院校的师生，几乎是人手一本俄文书籍，甚至于俄语成了汉语之外的“第一外语”。不仅如此，对苏联模式的学习是单向的，是不允许任何人质疑的，倘若有其他意见，则会被贴上所谓的“标签”。
这次院系大调整的特点是：除少数文理科综合大学以外，其余高校则独立发展、自成体系。另外，高校还根据国家的经济建设需要，专门设置水利、航空、地质等专门学科。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历史悠久的老牌名校被拆散，同时私立高校和教会高校则退出了历史舞台。
经过1952年和1953年的大规模调整，全国高校由原来的211所减少为182所，其中大量的综合院校被拆散，而大批的工科院校则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据老教师回忆，当时决定高校和哪个专业合并，实施的速度很快。几乎命令下达的同时，扛起行李就出发，这是当时院系调整的真实写照。例如，当年的上海交通大学接到指示要支援西部高校，第二天大批教师和人才就坐上了前往大西北的火车。
院系调整加速了工科人才和师范类人才的培养。相反，对于人文学科来说，这次调整无异于一场灾难。
在民国年间，由于受“美国模式”影响，中国的人文学科已经发展得相当不错，也产生了许多著名的人文学者，其中不乏鲁迅、胡适、朱自清等名家。但建国以后，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这些受英美“自由主义”影响的人文学者，自然与新中国格格不入，所以之后在院系调整中人文学科遭受的灾难也是必然的。
此后，一大批社会学学者转行，或者遁入图书馆成为资料管理员。尽管费孝通等人曾上书中央，但人文学科仍遭到了全面否定。典型的例子就是，著名社会学家孙本文竟然到了地理系搞所谓的“地理经济”，种种举措，让原本就不堪重负的人文学科遭受了灭顶之灾。
在此次调整中，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和中山大学是院系调整的“重灾区”。据资料记载，五大院校的工科除浙江大学之外，几乎被全部剥离，同时剩下的学科则被并入其他院校。直到现在，部分高校的元气仍未恢复。
现在以南京大学为例，对此次院系调整进行简单剖析。1949年南京解放后，国立中央大学更名为国立南京大学，这就是今天南京大学的前身。
1952年院系调整后，南京大学保留文、理学院，与金陵大学的文、理学院合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了新的学校，也就是如今的南京大学。而原来国立中央大学的工学院则独立为南京工学院，即后来的东南大学。另外，工学院剩下的学科和交通大学、浙江大学的交通系合并，组建为今天的江南大学、江苏大学、南京工业大学。还有现今的南京师范大学、南京林业大学、空军军医大学，几乎都是国立中央大学拆散而来的。
总体而言，1952年的院系调整加强了工业、师范和农林等方面专业人才的培养，使专门学科有了独立发展的空间。但是，院系调整时由于过度照搬苏联模式，导致了很多高校学科发展不均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