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提起浙大，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竖起大拇指。
它不但位列“211工程”和“985工程”名录、还是赫赫有名的C9联盟的一员，更是曾被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称誉为“东方剑桥”。
行走在校园里，地处西湖附近的它俨然一副世界一流大学的模样。
很少有人知道，七八十年前的它还只是一所地方性的二流大学，而改变他的，是竺可桢，一个以气象学见长的科学家。
1944年的4月，战争还在继续，英国著名生物学家李约瑟来到中国的贵州。
在别人看来，他这一次的远行一定是徒劳无益的。
来之前，某些人劝告他：“中国是个只有劳动人民和动人诗歌，但没有科学的国度。你去中国找什么呢？”
李约瑟的身份是英国驻华科学考察团团长。这一次深入贵州，是寻找中国的科学家群体。
贵州之行结束之后 ，他回到英国，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文章 《贵州和广西的科学》
在文章里，他动情地描述道：“在遵义之东75公里的湄潭，是浙江大学科学活动的中心。在那里，不仅有世界第一流的气 象学家和地理学家竺可桢，有世界第一流的数学家陈建功、苏步青教授，还有世界第一流的原子能 物理学家卢鹤绂、王淦昌教授。他们是中国科学事业的希望。”
是的，在贵州的群山之中，活跃着一群中国最杰出的科学家。
在贵州湄潭，李约瑟仿佛碰到了一个宝库，他跟这里一所大学的每一位研究者热情交谈，然后把自己对他们的印象写在一张张小卡片上。
有的会写着“非常聪 明，在某某领域工作，非常有智慧。”
有的写着：“不怎么有趣。”
这样的卡片装满了六个抽屉，多数是科学家，也包括画家徐悲鸿。
在全面了解了这所学校之后，他给出了自己的评价：“它是东方的剑桥。”
这所大学就是浙江大学。
事实上，如果李约瑟早八年碰到浙大，他可能不会将这样的荣誉送给浙大。
一切改变发生在八年前。
1938，浙大空降的校长郭任远，一位在学术上卓有成就的心理学家在管理学校时，没有考虑学生的心理变化，在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禁止学校离校，引起学生愤慨，不得不黯然离校。
此时的浙大处在风浪之中，谁能够接任浙大的校长？
上层想到了竺可桢。
竺可桢，绍兴会稽东关人。二十岁那年，考取第二次“庚子赔款”赴美国留学公费生。在他的面前有很多选择，但想到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而在农业近代科技上几乎为零。于是，他选择了伊利诺斯大学农学院。
毕业后，他转入哈佛大学地学系学习气象。
在离国七年后的秋天，他拿到博士学位回国，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地理学和气象学。
他发现中国的气象研究基本是一个空白，只有上海和香港两个气象站，还是外国人建立的，中国的气象需要外国人播报。
于是，他应蔡元培之聘筹建气象研究所，在南京建立气象台，彻底结束中国领土和海域之天气预报由外国人发布之历史。
直到1936年，他接到新的任命：当浙大的校长。
对于这个任命，竺可桢是拒绝的。一来，他当时的事业如日中天，正任职中研院气象研究所所长，忙着在全国建立上百个气象观察站，正是出成绩的黄金时间。
而浙大虽然号称国立大学，但在师资以及实力上仅仅是一个地方的二流大学，比当时的其它国立号大学有不少的差距，比如就不如当时的国立河南大学。
让他当校长也不过是让他去顶一顶，因为允诺他的任期只有半年，而且还是去收拾烂摊子的。
相比研究所所长，大学校长是一个更为复杂的工作。
他说道：“不善侍候官长，亦不屑为之；战事在即，不免悬心；不愿长做校长，而半年之内难见成绩。”
不屑为之，不愿为之的竺可桢在屡次拒绝未果后之，还是上任了。因为“但若于浙大有所补益，亦愿全力以赴。”
毕竟这是家乡的大学。
既然是全力以赴，就不能等闲视之，上任之初，他就打了招呼，要满足他三个条件，正是这三个条件 打下了东方剑桥的基础：财源须源源接济；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上层之干涉；而时间则以半年为限。
苦于无人接手的上层全盘答应。
于是，竺可桢走马上任，原本只想接任半年，稳定浙大，但没想到一干就是十三年。
十三年前，他还是世界顶尖的气象学家，拥有研究全球最全地貌气象的黄金条件，十三年后，他万分感慨：“十年校长，已成落伍之气象学家矣！”
与之相反的是，在他的领导下，一个只有文理、农、工3个学院16个系的地方性大学，一跃成为有文、理、农、工、法、医、师范7个学院27个系的综合性大学，是为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从地方二流变成了英国人李约瑟盛誉的“东方剑桥”。
进入浙大后，竺可桢才发现自己想得太简单了。他已经打了预防针，但浙大的情况依然让他吃了一惊。
当时的浙大被称为最破败的大学，校舍仿若危房，图书馆里藏书仅有六万余册，师资更是惨不忍睹，国文、中国历史、外国历史均没有教授来任课，还不断有教授辞职。
那怎么办？也不能掉头就走啊。
有问题就一个个来解决。
竺可桢毫不客气，向上层开出了物资单，要求照单购买各种图书仪器，整修校舍，此外，还要在浙大设立公费生，让优秀的贫寒子弟能够免费入学。
有的吃闲饭的，该开的开，工学院院长朱一成只领薪水却从来不上课，请君另谋高就。
摸鱼的人走了，怎么请来人才呢？
竺可桢想到了胡刚复。
胡刚复，著名物理学家，中国X射线研究方面的泰斗。人是优秀人才，可人家是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凭什么到你这里来啊。
竺可桢不管，因为胡刚复也是庚款留美学生，也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算是他的同门师兄弟。
竺可桢直接找到上海，跟上海交大要人，人家当然不肯放这样的招牌教授。
竺可桢就不走，呆在上海，天天去请求，不跳槽没关系，先借我两个月。
无奈之下，上海交上只好同意，就这样，竺可桢拐来了第一个招牌教授。
上海交大也没有想到，原本的两个月最后变成了十三年，竺可桢在浙大一天，胡刚复就别想离开。
国学大师马一浮为人孤傲耿介，当年蔡元培曾经请他去北京大学教书，他答：古只有来学，未有往教。
言下之意，北大的学生想听我的课，来我这里救教就行。
竺可桢当校长之初也多次礼聘他，自然都被拒绝。
两年后，马一浮陷入困境，向竺可桢写信，婉转表达任教意愿，当时有人提醒竺可桢：“千万不要让他来，他那么孤傲，如果不是生活所迫，怎肯来浙大，更别提安心授课了。”
竺可桢却说：“如果这个孤傲的人确实有才，这个世界就应该接受这种孤傲。”
竺可桢将马一浮聘为国学讲座，为他开先例，不要求他像其他教授一样讲课，而是只需要每周给全校师生开两三次讲座，给一些资质很高的学生指导一两次即可。还把浙大最好的房子安排给他，甚至安排全校仅有的两辆黄包车随时为他服务。
原本还在观望的马一浮欣然赴浙大上任。
而有的教授对竺可桢不太尊重，竺可桢也毫不在意，只看他有没有才。
浙大的费巩教授当面对竺可桢冷嘲热讽：“我们的竺校长是学气象的，只会看天，不会看人。”
竺可桢毫不在意，反而认为费巩“资格极好，于学问、道德、才能为学生钦仰而能教课”，坚持让费巩做浙江大学训导处长。
苏步青早于竺可桢五年来浙大工作，当时已是数学系系主任。
竺可桢来当校长，他认为竺可桢是靠当高官的亲戚，所以不太瞧得上他，但接触久了，才感叹道
：”我和竺校长从相识到相知，这样的好校长，把教师当宝贝，我们怎能不感动呢？只要是他要我做的事，不管情况如何困难，我都乐意去做。”
正是竺可桢的服务意识感动了大家，他从来不把校长当官职，而当成服务人员，他人称“浙大保姆”，参加校务会议、慰问贫病员生、向教育部跑经费、到各地查勘迁校校址。能做到的全部做到最好。
在竺可桢的感召下，梅光迪、张荫麟、王淦昌等30多位著名学者前来浙江大学任教。原本离职的张绍忠、何增禄、束星北等等也一一回归。
浙大稳定下来了，他想着可以回研究所搞研究了。可接下来，抗战爆发，敌焰迫近杭州。
竺可桢只好率校西迁至江西泰和。
1938年，敌骑入赣，竺可桢率校再迁广西宜山，途中倡立“求是”校训。
1939年冬，敌骑犯桂，12月竺可桢率校迁黔北。
1940年初定居遵义、湄潭。
在这样的动荡中，浙江大学不但没有受到削弱，反而越来越强大，学风也越来越正。
当1944年，李约瑟来到贵州的深山，看到的是这样的浙大：
“物理系‘一台靠汽车发动机带动的小发电机是唯一的电源，无钱也无处购买新的放射源，仅仅有十几毫克镭，没有什么探测器，只有一台自制的小云室’；
化学系曾以破庙为实验室，用木炭炉代替酒精灯，以两个煤油桶上下担水作为冷凝用水，将电动油泵改为手摇以作减压蒸馏及真空过滤等；
电机系情况同样如此，系主任王国松在紧靠着老城墙外的湘江之滨建立起数百平方米的一群群草顶、泥墙、土地坪的电机化工机械实验室。
由于西迁办学中的浙大师生弦歌不缀，坚持教学科研，取得了众多高水平的科研成果。
比如王淦昌的中微子研究，束星北的相对论，贝时璋的细胞重建研究，罗宗洛的植物生理学中微量元素研究，谈家桢的遗传学研究等，都属于当时科学前沿的重大成果。
王淦昌《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一文于1942年刊登在国际著名杂志《物理评论》第61卷97期，在国际学术界是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成果……”
李约瑟这才赞叹，这是东方的剑桥！
而这一切都离不开竺可桢。
1936年9月18日，在出任浙大校长五个月后，竺可桢与一年级新生谈话时，问了学生两个问题：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
竺可桢的回答：第一，求学，应不仅在科目本身，而且要训练如何能正确地训练自己的思想；第二，我们人生的目的是在服务，而不在享受。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人，最崇高的不是享受，而是服务。
竺可桢塑造了浙大的精神内核，埋下了浙大新世纪重新崛起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