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钰恒，国际课程IBDP中文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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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公开的市场被取缔后，大量辅导机构会选择停止营业，少数机构则会顶风运营，且把违规的成本加在购买者身上。考虑到此时需求无限放大，供应量无限缩小，大量买家会竞争出价以获得优质补习服务，导致补习价格迅速上升，再加上黑市中的交易具有私密性，市场价格难以公开，更容易出现牟取暴利的价格一言堂。
近日，全国政协委员陈众议在两会上提出了有关“彻底取缔校外培训机构”的建议。在他看来，孩子们在补习班里长大，缺少时间休息，超龄学习成为普遍现象，毫无意义。长此以往，一代一代的孩子会被毁掉。
▲ 全国政协委员陈众议建议彻底取缔校外培训机构。 凤凰网微博截图
在反对校外培训的人士看来，校外培训有众多的不利之处。在学生个体层面，他们的休息时间被剥夺，健康成长无法保证；在社会层面上，当孩子们面对大学统一录取考试时，部分因家庭贫困无法参与补习的孩子会失去竞争力，甚至可能会因为没有机会获得良好教育，造成贫困的代际传递，加剧社会的不平等。
以韩国为例，研究发现，家庭收入与孩子的补习量与补课费高度相关，中等收入家庭的孩子中有80%参加了课外补习，而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只有36%选择了校外培训；中等收入家庭孩子的补习费用支出是低收入家庭孩子的4倍，这一差距在过去二十年间还在不断扩大。
反映在大学录取结果上，韩国一项调查发现，中上阶层的家庭中有17%的孩子可以进入顶尖大学，而较低阶层中只有6%的孩子可以被录取。在这里，教育不是抹平代际鸿沟的措施，反而加大了原有的阶层差距。
从这一角度来看，取缔补习班似乎是从源头整治问题，重塑教育生态系统，把自由玩耍的时间归还给孩子，防止富人利用其经济优势增加教育投入，扩大代际不平等。我们都知道，较为富裕的家庭更有经济、文化等资源让孩子接受补习，巩固提升。这对于穷人家的孩子来说，就是大家都在同一条跑道上，但是有人加班加点快跑向前。现在，如果每一个孩子都不上补习班，都在学校里接受统一教育，教育的差距似乎就被抹平了。无论是穷爸爸还是富爸爸，孩子们都可以有一个快乐轻松的童年，再也不存在因家庭原因带来的不公平竞争。
虽然补习班有种种负面后果，然而任何一种事物的出现，必然有它的原因，或者说，存在着对它的需求。
▌真实的需求仍然存在
可以想见，当一个能力较弱的孩子无法跟上班级学习进度时，他可能会羞于表达自己的困惑，要求老师给予帮助。而另一些孩子虽然愿意表达自己的困惑，排得满满的课程和几十人在一起的整体教学可能导致他没有充分时间与老师沟通疑难。
此时，取消补习班意味着他们无法寻求其他专业人士的帮助，而循序渐进的课程安排，意味着自此之后，他可能再也听不懂课程内容，失去对这门学科的信心。当然，我们也可以弘扬教师的奉献精神，鼓励在校教师在劳动时间之外义务为学生补差，但是道德上的要求难以保证补习的质量。对于教师来说，也并不公平可行，难以全面推广。
同样，当一个能力较强的孩子想要继续探索自己感兴趣的领域，他可能会发现学校缺乏相应的指导老师，或者指导时间不足，致使他无法培养发挥自己的优势。由于校内教育需要照顾大部分学生的认知进度，校内的老师可能无法对其感兴趣的话题进行深入的探究和讨论。
比如很多学生乐于参加的英语演讲与辩论、机器人设计、编程大赛等等，校内的老师可能会把大部分教学精力放在主要课程的准备上，而校外的辅导老师能够给予专业性的指导，帮助学生完善思路，鼓励学生发展技能，从而帮助学生在相关领域更上一层楼。取缔校外补习，意味着这部分孩子将无法获得外部支持，失去个性化学习的机会。这一部分的个性化学习，可能与孩子未来的职业发展密切相关。
然而校外培训机构取消后，不管是补差，还是提优兴趣班，这些功能都消失了 。归根结底，取缔校外培训机构，并不意味着消除学生的学习需求与评估压力。只要学生还面对着校内、升学考试的压力，只要学生无法在校内充分解决自己的疑难困惑，只要学生还对世界的某个角落充满好奇和疑问，学生和家长就存在对专业培训讲解的需求。当供应被强行掐断，而需求依然存在，就会迫使需求方寻找新的出路。当北京整顿补习班的消息传出，“鸡娃”家长群表示组团去天津补课就是最好的证明。
▲ 校外培训班教室内外。 新华社
▌黑市的价格更高
如果全国各地一致停止补习班，是否就能让所有孩子站在统一起跑线上，获得快乐童年？
上有对策，下有政策，为了满足补习的需求，当禁令出现，就会有针对性出现的黑市，比如有家长提出的众筹请老师来家里上课。在这种私下交易中，无论是教师的教学质量、收费情况，还是教学场地的消防安全等都无法得到有效的监管。
最重要的是，在黑市中，不再透明的价格将无法通过市场调控供需，接近可以承受的均衡，最终导致价格高企。此时，无论是需要补习还是需要提高的学生，只要他们来自普通家庭，无力承担高额的补习费用，就将失去个性化专业的辅导。也就是说，本来出于好意，用以解放大多数孩子的取缔补习班禁令，最后反而造成了普通孩子的教育困境，加剧了社会不平等。
具体来说，在公开竞争的市场中，如果现有的补习价格高，利润空间大，就会有更多人愿意以低一些的价格提供补习服务，在彼此争夺生源的环境中，市场成交价的差距就会慢慢缩小，让大部分家长能够以相对合理的价格购买相应的服务。即使补习价格存在差距，也主要是由于补习班级规模、教师质量及课程难度等具体因素决定的。
当公开的市场被取缔后，大量辅导机构会选择停止营业，少数机构则会顶风运营，且把违规的成本加在购买者身上。考虑到此时需求无限放大，供应量无限缩小，大量买家会竞争出价以获得优质补习服务，导致补习价格迅速上升，再加上黑市中的交易具有私密性，市场价格难以公开，更容易出现牟取暴利的价格“一言堂”。
显而易见，在这种情况下，资源更为充裕的家庭将更有可能通过人脉和金钱购买到优秀教师的针对性辅导。与此同时，校外私人培训质量不一，私下交易缺乏监管的特点可能导致家长无从鉴别、遇事投诉无门的结果。由此可以看出，取缔校外培训并不能够真正帮助孩子快乐成长，也无法促进教育公平的实现，甚至可能会加剧社会的分化。
▌校外培训：应该走向何方？
事实上，这并不是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取缔校外培训机构的提案。缅甸和韩国政府均曾尝试禁止私人补习，但都以失败告终。韩国政府在1980年曾全面禁止补习，这一禁令极大地缩小了私人补习的规模，但也致使地下补习市场的形成，费用更加高昂。面对民众的压力，政府被迫放宽禁令，但依然受到多个民间组织提请的法庭诉讼，该禁令最终在2000年被宣布违宪。
在中国，教育培训的规模发展得空前火热。据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K12课后辅导市场规模达4830亿元，预计2021年将达到5710亿元。这一市场的繁荣也极大促进了就业。在2020年四季度“大学生就业景气较好的十个行业”排行中，教育培训行业超越互联网、房地产，位列第2位，2020年全年的招聘需求同比2019年，涨幅达到了36%。
▲ 中国K12教育体系。 前瞻产业研究院
可以说，无论是从经济发展、提供就业，还是从学生个体成长角度而言，如何避免校外辅导加剧教育不公，需要避免一刀切的简化思维，而要考虑校内校外合作。在校内，改进当下的教学方法和评估手段，压缩对校外培训机构的需求；在校外，对培训机构进行适当的监管（补习时长、补习费用等），减少它们的负面影响。
学校教育方面，我们可以考虑提升学科学习的灵活度。举例来说，学科班级可以划分难度等级，方便老师对不同程度的学生进行针对性的讲解，避免出现学生跟不上班级进度就去补习班的情况。在新加坡，孩子在小学就会进行分层，根据他在不同学科的表现，选择合适的班级，比如数学基础班、英语标准班等。这种分层方式并不是歧视或者打压学生，而是针对学生在各门功课的具体情况，方便他们和水平一致的同学一起学习，从而获得全面提高。这种分层制度具有流动性，当孩子的认知水平与能力提升至更高水平，他就可以前往更高等级的班级。
在教学分层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思考教育评估改革，避免一考定终身，增加学生的考试压力。当升学考试作为衡量学生学习成果、决定学生入学方向的唯一指标，家长、学生不可避免地会期望通过校外补习提升最终的分数。此时，增加形成性评估，重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进步表现，或许可以弥补升学考试这一总结性评估的不足。比如，美国大学的申请要求学生提交高中三年的成绩单，在学生最终的成绩之外，也重视学生在高中三年整体的发展进步情况。对于出身贫困，无法参加补习班提升成绩的孩子来说，这一考察方法也能够更为全面地展现他的学习情况。
至于校外辅导，应不断探索落实监管机制。为了切实确保学生的学习与健康，政府部门可以针对补习机构教师资格和办学环境设定管理条例。例如，香港的补习班有最高人数限制，从而确保学生的听课质量；韩国的补习班则禁止在晚10点后营业，避免学生熬夜学习负担过重。为了防止家长受到夸大信息的误导，政府部门可以规范培训机构的宣传内容，提升市场的信息透明度。就前者来说，有些机构强调自己“100%提分”，暗示自己与考试院、出题人关系密切，这些宣传是否需要核查确认呢？就后者来说，韩国规定补习机构需要将自己的运营信息和收费标准公开在当地教育局的网站上，避免出现隐形收费的情况，且设立了举报非法运营机构的奖励机制，方便家长参与监管流程。
教育面向未来，面向这个国家的每一个孩子，特别是对于那些低收入家庭的学生，要为他们寻求校外辅导方案，避免教育差距不断拉大。以韩国为例，为了保障学生能够扎实获取学科知识、发展个人能力并探索职业发展，几乎每一所中小学都提供低价的补习服务。自2006年引入该制度以来，参与免费及低价辅导的学生由43%上升至2011年的65%，在低收入及偏远地区家庭的比例则更高。
从调查数据来看，学生对学校提供的辅导课程满意度从2008年的69.1（满分100）上升至2013年的79，或可以展现学校辅导项目质量的进步与发展。项目的组织运营囊括了当地学校、教育局、辅导机构和非营利机构等等，多方合作共同促进韩国教育公平的实现。
在后疫情时代，在线教育的普及或可为教育公平提供新的答案。对于偏远地区的学生来说，在课堂上观看教育发达地区教师的课程，并不再是天方夜谭。学生能够通过网络跨越空间的局限，获得更丰富的讯息和指导，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探索思考的方向。
这些不一定是校外培训班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实际上，这个世界上也不存在着完美的解决方案。但我们应当明确的是，“一刀切”、“一禁了之”绝不能解决问题，任何事情，都需要综合分析前因后果，从实际出发，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相关的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