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末教育部在新闻发布会上披露，截至2020年11月30日，全国义务教育阶段辍学学生已降至831人。在2019年5月，这一数据还是60万。到2020年9月15日，数据降至2419人。发布会上，教育部还称建档立卡贫困家庭辍学学生数由20万人首次实现动态清零。
各地在一年之内劝返数十万学生，保障了孩子们接受教育的权利。一个需要注意的现象是，因贫辍学越来越少，自愿辍学和隐性辍学特征增加，如何留住这些劝返后的学生亟需解决。
在教育资源薄弱地区，孩子们如果丧失了内驱力，心头的荒芜可能将命运推向贫瘠的未来。如何将期待注入那些同样清澈的眼眸，如何用柔声唤醒那些尚且懵懂的心灵？这正是途梦互联网生涯教育平台公益项目（以下简称‘途梦’）致力的方向。通过‘一块屏’的链接，途梦试图帮他们找到驱动人生的‘必需品’。在途梦负责人、南开大学学生创新创业指导中心主任王建鹏眼中，这是跨越数字鸿沟的可行之策：让他们有更多机会接受完整教育，而非只有刷题或放弃两种选择；让校园教育为成长铺路，对每个孩子都该是一样的。
打破天花板，自信追逐真诚梦想
文 | 谷珵 口述 | 王建鹏
让孩子们相信，“我能够成为他”
在高校做生涯教育时，总会有大量学生咨询我，老师，我的专业毕业后能从事什么工作。久而久之我感到，许多学生在踏入校门时是非常迷茫的，这种迷茫造成了大学生活状态不佳，找不到理想和方向。于是教研室探讨的话题是：这群迷茫的学生是怎么来的？他们中小学的成长路径是什么样的？
2015年，南开校友杨雪芹找到我，聊起了支教工作的经历。在澜沧江边的乡镇中学里，她带的班从全县最后一名变成第一名，但仍有许多孩子读了一两年初中就出去打工。他们并非因贫穷辍学，而是不知道读书有什么用。他们周围的环境里，没有继续深造的选项存在，没有人活出不同的样子。
当学生看不到未来的多种可能时，就更容易接受眼前的选择。那么能否让他们看到不一样的生活、产生学习动力呢？怀着期待，我和雪芹一拍即合，共同发起了途梦项目，计划邀请各行各业的职场人，借助互联网向偏远地区学生分享自己的职业路径和人生经验，来帮他们打开眼界，丰富职业选项。
尽管迫切，但推进非常谨慎，如果实践没有理论模型，项目会走上不科学的歧路。我们从社会认知理论发现了途梦的课程依据：它强调人对于某件事情的兴趣，来自对自我能力的评估和对事情结果的期待。
比如一个孩子立志做特警，他要有足够的信心，觉得成为特警能够实现自己的价值、让自己过上良好的生活。在这些因素的加持下，他会对特警职业产生强烈的兴趣，并有勇气持续为梦想努力。而做出判断的关键条件，是过去的学习经验，即他对特警的了解和认知有多少。
学习经验包括两种，一种是亲身体验，另一种是替代经验。对于教育资源薄弱地区的孩子来说，他们没有条件体验真实的工作场景，替代经验就成了鼓励他们的良好途径，也就是途梦的方法。早期邀请嘉宾时，我们有意识地偏向同样从山区成长起来或者家庭资源不够丰富的嘉宾，让孩子们相信，“我能够成为他”。
随着分享的推进，途梦直播课围绕着“平凡人的伟大故事”和“伟大人的平凡故事”两个维度展开。平凡人分享的意义，在于让学生理解每一种职业都值得被尊重。当今社会提到某些职业，就会浮现出刻板印象，不是每个学生都能从事所谓“高大上”的职业。怎样选择适合自己的工作，在平凡的岗位上体现价值，是他们必然会面对的现实问题。我们邀请嘉宾的前提就是，必须热爱自己的职业，在展现环节，嘉宾能将职业自豪感传递出来。好比一种集体叙事，当许多人都在讲述一个职业的荣誉感，就会让更多人平视这份事业，给学生们播撒下不带偏见的职业观的种子。
有影响力的人物，能够更广泛地带动学生，点燃他们的小宇宙。我们会匹配相应内容，来完善同主题下职业经验的链条，帮孩子增强自我效能感。
亲自按下点燃燃料的按钮
途梦发展两年后，我对唤醒孩子内在动力有了更深的感触。原来谈起生涯教育，会重点考虑三个问题：“我是谁”“我要成为谁”“我能做到吗”。但“怎么做到”的中间路线，是较少被提到的。就好比给孩子的职业想象添加各种燃料，告诉他这项也好、那项也棒，但这些概念永远停留在他的大脑中，他对能否实现的回答并不肯定。旁人眼中的“我”和自己眼中的“我”不一致，孩子对“我是谁”的回答就是模糊的，而这种自我同一性的建构，是人成长中最重要的问题。如果没有完成的话，人就很难做出理智的选择，比如陷入自我怀疑中、加入不认同的团体或者丧失勤奋感。
为了使孩子能将外在输入和内在认同达成一致，我们在初始的“三问”里增加了两个中间环节，即“我能做到”“我达到了”。前者是动力系统，相当于让孩子亲自按下点燃燃料的按钮；后者是反馈系统，帮孩子在执行中不断获得正反馈，促使坚持下去，并根据实际来调整行为。
以此反观课程设计，新的分享模式形成了。一次，阿里巴巴达摩院的人工智能科学家来做分享，一名中学生非常喜欢人工智能，还留言提问。专家回信时写，“你问得非常好，我是如何解决的”，最后附上一句“我在达摩院等你”。可以想象得到，这样的肯定对孩子的鼓励有多么强大，孩子的成绩短期内突飞猛进。我们愿意搭建各种平台，帮孩子不断在小目标的完成中实现“我达到了”，继而强化整体的目标感，大声说出“我能做到”。
要和孩子谈事业，停留在职业上其实还不够：就好像告诉孩子，世界上除了工作就没有其他东西，而且孩子对职业复杂度的认知也不够深。于是我们引入了传统文化、博物馆等课程，给乡村学校上音乐和美术课。通过增加认知的维度，让孩子们拥有多种视角来解读自己的处境以及未来的发展。
去年，一位学生来信表示，自己初中上过途梦的课，可到了高中发现没有这门课，要申请把课程引到学校去。那种积极性，令我们印象深刻。广州市知用中学是和我们合作比较久的学校，通过测试显示，学生成绩和自信心都有所提升，对生涯概念的理解也深化了。而学生从开始上课时打闹、起哄，到后来听得特别认真，是更为直观的转变。自主的种子一旦被播种下，就会具备勃发的力量。
呵护孩子对真善美的追求
如果说有挑战，往往来自和学校老师的沟通。几乎所有地方都能实现网络化，但很多学校的新媒体教室都闲置着。特别是在“停课不停学”前，我们的一个必要工作就是教会老师使用软件。不过这不是最大的困难。途梦会接受基金会或是企业捐款服务指定学校，当我们和学校对接时，发觉一些学校和老师对自己的学生并不抱有期待。从校长到班主任，学校的态度是“我们的学生成不了那样的人”，如果不是有捐款，学校绝不会花费时间和金钱来做生涯教育。
公益事业的难点，有时恰恰体现在思维层面的碰撞上。理论界有个“生涯成熟度”概念，意思是为下一个阶段即将面临的角色以及所需的能力做好准备。假如准备去打工，你是否了解真实面临的情况？接下来需要做哪些准备？一位金牌快递小哥在分享互动环节给我的触动很大。学生问：“我希望将来能从事快递员工作，您有什么建议吗？”他思考了片刻说：“成为金牌快递员后，公司希望我向管理层转型，但我发现自己不行。如果说给建议，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增加知识储备、锻炼能力，当机会来临时，才不至于像我一样抓不住。”
生涯教育对成绩的改变或许未必那么明显，但学校应该提供接触机会，对孩子来说，这不仅是一份职业，还意味着一生的发展。快递小哥给建议的那一幕，对孩子们形成了无声的冲击，他们需要了解一项职业好的和不好的方面，以判断走上平凡的岗位后，应该如何为下一阶段做准备，跟现在的学习方向会产生怎样的关联。技术不断更迭的时代，教育要赋予孩子一种元能力，让孩子无论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未来都能更加从容地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孩子对真善美的追求，超过了成人的想象。疫情常态化后，我在重庆一所中学开展线下生涯探索课。其中涉及一个职业拍卖游戏，目标是成为屠呦呦这样的科学家，如果拿到了相应的卡片，就能实现梦想，竞争十分激烈，经过比赛有了胜出者。
游戏中有一项规则是，没得到卡片的学生可以选择抽出额外的卡片，但会付出相应代价。一个孩子踊跃参与，而他抽出的内容是：你能够实现梦想，但你会成为道德败坏的人。大概就是这样的设定，当时现场一下子变得很安静。其实孩子选什么并不重要，关键是孩子会不会犹豫，以及选完以后的状态是怎样的。结果那个孩子立刻表示我不要。我追问原因，他说：“我想成为屠呦呦的原因是能够用科学造福社会、改善人类生活，而不是损害别人的利益，如果要变成一个损人利己的人，我不会喜欢自己。”说罢放下卡片，转头就走掉了，没有丝毫犹疑。那种真诚感，就像一枚炸弹“嘭”地炸开，整个课堂全部都能感受到，老师和校长无不动容。
有时候，我会认为，可能由于教育资源的缺乏以及内卷之类现象的盛行，会让孩子们多多少少产生功利想法。但我发现，每个学生对于依靠自身努力有所收获以及对真善美的内在追求，是非常真实的。这也正是教育要呵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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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本文刊于《教育家》2021年3月刊第3期
作者 | 谷珵
设计 | 孙中阳
统筹 | 周彩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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