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赵景宜
每周四的清晨，廖细熊会从燕郊的家中出发，转乘两趟公交车，来到北京五环外的一所民办小学。
马路上竖着围挡，学校四周是一片待拆的城中村。这里校舍不大，学生大多是流动儿童。他们的父母在北京务工，大多从事快递员、家政工、服务员等职业。
廖细熊并不是学校的员工，她要前往位于教学楼三层的图书室。这里由十几个书柜围成，有一万多册图书，中间的长桌上摆放着推荐读物，有绘本、百科、文学等类型。图书室一角的一张自制海报写着：“每个人都可以学习寻找属于你自己的那本书，不要害怕和别人不一样。”
每天，图书室至少有两名志愿者值班。她们大多是住在市中心的全职妈妈，家境较好。面对小朋友，她们格外耐心和温柔。
作为最积极的志愿者之一，廖细熊有些理想主义。她希望这间图书室能够发挥更多的作用：作为一个公共空间，不仅为孩子们提供图书，也关注他们的成长。
而对于孩子们来说，这间图书室像一个庇护所，可以交到朋友，还能讲些心里话。但每一年，这所小学都会流失一些学生。他们终究要回老家。
2017年，民间公益机构“新公民计划”成立微澜图书馆，旨在为民办打工子弟学校或城乡结合部社区提供一个精神空间。“新公民计划”希望每个流动儿童都享有公平、优质、适宜的教育。据地图显示，北京有17所微澜图书馆，但其中有很多因学校停办，随之关停。
“从2014年开始，北京流动儿童人数锐减。当时统计的学生有9万多人，现在不到3万人。我们合作的学校，基本上每个学期过后会减少5%到10%的学生，未来可能会有更多民办小学停办。”“新公民计划”负责人魏佳羽称。
与此同时，流动儿童入读公办小学的门槛并没有变低。北京之外，有更多微澜图书馆入驻上海、苏州、广州等地。魏佳羽说：“有一个趋势很明显，北京和上海的流动儿童在减少，但珠三角一带正在增多。”
魏佳羽强调，不能期待图书馆对这些流动儿童有太多改变。他将优质的公立、私立中学比作高级餐厅，将资源匮乏的民办小学比作路边摊。“也许，学校里开设一个图书馆，只不过像从原来用一大盆子水来洗碗，变成用流水去洗，算是做了一个小小的兜底工作。”
不闭馆，不锁门，不要“证明你是谁”
当上馆长后，廖细熊的态度很明确：图书室不让学校干预。她会告诉学生们，千万不要在上课时看课外书；如果因借阅图书而迟到，要主动向老师道歉。
起初她有些担心自己是外来者，学校的老师会提防图书馆：“担心他们不喜欢自己，怕小朋友们看了课外书会分心，就不让他们来了。”
有段时间，她发现校方对学生来图书室有限制。有的班分成几个小组，学生得按规定的时间来；有的班将男女生分开，分单双日来；有的班甚至明确规定不得在某些时段到图书室。
廖细熊起初认为，这体现了老师们的一种防备心态。过去，曾有班主任暗示她，能不能在期末考试前两周闭馆。廖细熊拒绝了，她说志愿者还是要照常整理图书，也要为一些想来的学生服务。
“图书馆应该是一个很自然的场所，一个谁想来都可以来的地方。如果在临近考试的时候选择闭馆，其实就是默认考试要比来图书馆看书更重要，这两件事就有了比较。在考试当天，也会有孩子过来的。只要有一个孩子来，图书馆就要开。”
廖细熊决定主动走访班级，和老师聊聊。交流之后才发现，老师们严格限制的背后另有原因：“她们经过图书室时，经常发现里面很吵，担心孩子们给我们增加负担，想做一些分流。”
廖细熊发现，老师们其实并不抵制图书室。慢慢地，有的老师上课时领着学生来馆内阅读，有的老师也会来借书。彼此熟悉后，有老师向她吐露心声：如果有机会，希望带学生们出门逛逛。因为学生们住得远，平时家长也忙，很少有机会出去。“这说明老师比较信任我们了。”廖细熊说。
每到午休时间，图书室人最多，有时候会超过40人。学生们排队借书、还书，也有不少人在此追逐、打闹。志愿者们得出来整顿纪律：“孩子们，不要吵闹，这里是图书室。”
图书室有一列书柜，放着纪德、罗兰·巴特、卡夫卡、波德莱尔、莫泊桑、胡适、郁达夫等人的文选，明显是中学生读物。那是廖细熊特意安排的。“对于上架这些书，我们一直很坚持。你不用去管小学生能不能看懂这些书。他们经过时，一次又一次看到这些名字，会在心里留下印象。我们十年后看的那本书，很可能是十年前无意间听到的某个名字。”
《大中华寻宝记》这套书，成了男孩们争抢的重点。这是一套儿童寻宝探险漫画，同时介绍了各省市历史、地理风貌。廖细熊不太喜欢这类漫画书，认为娱乐性太强，缺乏知识、文化等有益的内容。这样的情况，在微澜图书馆普遍存在——志愿者希望学生们多阅读“有益的书”，但这个年纪的孩童偏爱轻松的读物。
有一个志愿者分享了一个典型细节：有个五年级女生问有没有小说，馆员说可以在文学类书柜中找；这个女生想看言情类小说，馆员给她推荐了奥尔科特的《小妇人》。
除了不应为临近考试而闭馆，廖细熊还坚持不锁门的规则。三年来，图书室从没锁过门，廖细熊希望能保持图书馆应有的开放性。
这种坚持源于廖细熊过去逛书店的一次经历。当时，她带了一本书，店员跑过来提醒她，携带店外的书要进行登记。她因此认为，即使在书店，人们也很难感受到被尊重和信任：“有些老师会住在学校，他们晚上也许可以过来。此外，公共空间需要大家维护，所以要保留些开放性。”
有一段时间，廖细熊总发现馆内少了些书。直到一次校长来找她闲聊，她才知道原委。校长没有办过借阅卡，但晚上会去图书室，为他读初中的儿子挑选一些适合写作文的书，最多时拿走十几本，看完了再还。
“原来是校长干的。我知道图书室丢书，但从来不会和学校说。一段时间后，书会重新出现。”
在图书室，廖细熊和志愿者很在乎学生们的自尊心。在借阅和还书过程中，他们会特意喊出对方的名字。“当你叫他们的名字时，小朋友会特别惊讶，有一种被尊重的感觉。在生活中，很少有人叫他们的名字。”
有时候，学生没有带借阅卡，但只要报出自己的名字，一样可以借阅。“图书馆是信任你的。我不要你去证明你是谁，我知道你是谁就可以了。如果花了很多功夫只是为了保证一件事，这些事本身也是对一个人自我的否定。”
“阿姨，下个学期你还会来吗？”
廖细熊看起来很严肃，她会制止大声讲话的人。但她不会贸然指责小朋友之间的矛盾，哪怕有人打架，她会先观察，事后在日志上记录下来。
“你不能看到一个孩子打了另一个孩子，就确定他欺负对方。真去追究，会发现里面有很多原因。你要问小朋友，为什么要打人、因为什么感到气愤。观察他的更多行为，再一点点去沟通。”
对一些孩子来说，图书室就像庇护所。学校开运动会的时候，总有十来个孩子在图书室待着。这些学生都是老师带过来托管的：“他们有些可能稍微自闭，有些则不适合做体育运动。”
廖细熊称，100个人中可能有一两个特殊一些的孩子。有一个学生，沟通能力很弱，但对阅读非常感兴趣。廖细熊尝试和这个小孩沟通，找出他的一些问题。“刚开始，他经常表达不清楚，容易被人误解。这种误解，给他带来了一些伤害。”
廖细雄和志愿者阿姨们会一点点告诉这个男孩，该怎么自我保护，遇到一些事情要学会道歉。慢慢地，这个孩子有了安全感，与周围的人也建立了信任。他学会了和老师、父母交流，开朗了很多。学期末，他交上了朋友。但假期结束后，随着父母离开，这个新朋友离开了学校。
放学后，总有几个学生待在图书室，有一搭没一搭地和志愿者们讲些悄悄话。
有两个小女孩常来图书室，她们是邻居，放学后一起等父母来接。稍大的女孩会讲各种各样的事：生活上的困惑、父母的职业、在天津将要结婚的哥哥……她也会提到邻居的女孩：出生时父亲在外打工，因为比预产期更早，母亲毫无准备，连车也打不到。很多个下午过后，廖细熊基本听明白了这两个小女孩的故事。
有一次，一个五年级女生告诉廖细熊，她要回湖南老家了。“‘爸爸说，如果不回去，我以后在老家就没有根了。’孩子们会认为这是一种自然的生活遭遇，很快地接受了。”廖细熊说。
在图书室，常有小朋友问志愿者：“阿姨，下个学期你还会来吗？”但到了期末，可能那个小朋友却会跑过来说：“阿姨，我下个学期就要回家了。”2020年，受疫情影响，这所小学的学生总数一度从900多人减少到600多人。
廖细熊希望，无论孩子们之后在哪里，都能带着从图书室学到的经验继续生活：“如果一个小朋友从一年级到六年级都在图书室借阅图书，就养成了阅读的习惯。这些家庭并不缺乏买书的经济能力，而是不知道选什么书。”
上一届毕业的小学生，有十多个还和志愿者们保持联系。“还在北京的，会找一个最近的图书馆，去借书。有些回到了老家，一样会想办法借书看。也许有些人暂时无法适应老家的新环境，但他们可以通过看书得到一些慰藉。”
一张借阅卡，有时可以让这些孩子对北京产生归属感。豆瓣用户“白面行歌”在豆瓣上分享了自己做志愿者的感受：“真的不用怀疑——只要把图书馆凑合整起来，就会在书架之间自动长出小孩儿。坏消息是，这间打工子弟小学随着周边地区腾退步伐的加快，也只能办到本学期末。有些孩子的学校不断消失，他们一转再转，这样的颠簸也没让他们灰心，还愿意兴高采烈地过来看本书。孩子的生活里有一个叫‘借阅卡’的东西，他认为其存在很自然，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