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垚在县城念小学时，邻居家一对夫妻，盼着儿子却一连生了五个女儿。林垚和大女同班，时常目睹她被父母虐待后的惨状。母亲总是偷偷把她带回家处理伤口，一来二去，她就和林垚成为了好朋友。
林垚对大女的遭遇感到很困惑，这和学校所说的“消除歧视，男女平等”完全背道而驰。但母亲却将其解释为“另一种形式的爱”，当时林垚听着，“犹如一盆冷水当头泼下”。
这个故事最终被写成文章《大妹与》发表在《南方周末》上。长大后他理解了母亲，是“沉湎于共同编织温情脉脉的谎言以为安慰”。
这不是他唯一一次为女性群体发声。作为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和耶鲁大学职业法学在读博士，林垚有一个更为人所知的身份叫“林三土”，他用这个ID广泛参与国内外各种公共事务的讨论，其中诸多内容事关性别与权力。
前不久在一个播客节目上，林垚主动“认领”了“女权主义者”这个标签。他解释说，“女性主义”与“女权主义”都是feminism一词的中文翻译，区别在于前者更强调性别身份的知识性，即女性因为其性别身份而拥有的独特经验与视角，后者则侧重于性别身份的政治性，即父权结构的无所不在以及争取女性权利的必要性。
个体经验缺失让自称女权主义者的男性必然面临更多争议，这样的自我标榜也不受多数人欢迎。林垚对此倒很坦然，他甚至在节目中“召唤”听众拿放大镜来审视他，从而帮助自己不断地反省和改进。
回溯从小到大的观察和思考，林垚说不清自己究竟是从哪一刻开始成为女权主义者的，但他很肯定“这条路还很漫长，要一直走下去”。
林垚个人照。受访者供图
以下是林垚的口述：
我出生在80年代，正值改革开放初期，社会文化剧烈转变的时候。学校里，我们被灌输的仍旧是现代启蒙主义的观念，讲求社会公义与平等。尽管宣传这些观念的大人在现实中未必真的这么做，但这些观念本身还是对我们这些小孩子留下了很深的影响。正因如此，观念和现实之间反差所造成的心理冲击，也尤为强烈。
记得我小时候，老师、课本都会告诉我们，社会在不断进步，历史上那些愚昧都会被淘汰掉。那时的我也坚信一代代人都在往前进步，毋庸置疑。但这种盲目乐观的情绪，随着年龄见识的增长很快消散。
比如我读硕士时，还听同学说他老家迄今仍然不允许女眷上桌吃年夜饭。其实我老家几十年前也是如此，我妈刚结婚时去我爸的村里，被告知不能上桌吃饭，但经过她严正抗议，对方妥协，这种风俗后来也在村里消失了。小时候听我妈妈的故事，我一方面钦佩她，一方面又多少觉得这种进步顺理成章，现在理所当然要比过去好。所以当我同学毫不在意地说起家乡风俗时，二十岁的我很是震惊：原来这种不平等还在，并且还被许多人广泛接受。
上初中时，班上有不少成绩好的女生。但老师们总是很自然对女生说“别看现在成绩好，到高中就不行了”。高一要分文理科，他们也建议成绩好的女生报文科，说“理科是男生学的”。这些言传身教潜意识里都在不断打击女生们的自信心。而像我这样的男生，就不会遭遇同类打击。因此男孩们往往更容易自信，甚至盲目自信。
那时候年纪比较小，只是隐约觉得老师的说法不对劲，但并没有多想。后来重新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是在硕士研究生阶段。
我本科读的北大生物系，那是2000年前后，全国都在宣传“二十一世纪是生物学的世纪”，北大生物系成为高考分数线最高的专业，云集了全国各地最拔尖的学生。我在生物系遇到的女同学，个个才华横溢，不论学习还是做实验都非常出色。系里的男女生比例也大致相当。所以在生物系时，从没见到哪个老师持有“男强女弱”的想法。
但当我保送到北大哲学系读硕士之后，反而感受到了非常腐朽落后的文化。当时北大哲学系基本都是男老师，仅有的几位女老师在系里也很被边缘化。不少男老师毫不掩饰自己对女性的歧视，动辄在课堂内外宣称女人“感性思维”不适合搞哲学、系里的女生都是来混文凭之类。后来发现不仅是北大哲学系如此，整个“哲学圈”都充斥这种厌女文化。比如前几年有学者声称“女人研究哲学，既毁了女人又毁了哲学”云云，就是这种文化的代表。
相比“竞选投票”“上桌吃饭”等现实操作层面的权力不平等，这种观念层面的隐性歧视，目前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完全消除，尽管各国、各领域的严重程度有别。哲学界的性别歧视比生物学界严重，不单中国如此，在美国也是一样的；这和哲学史的书写长久以来从男性视角出发、掩盖和忽略历史上女哲学家的贡献等等，都有很大关系。我爱人在美国读哲学博士期间，也感受过不少冒犯与不适，虽然程度总体上比国内哲学界轻一些。
好在美国学术界已经开始关注和讨论这种现象。比如这几年经常谈到的一个词“mansplaining”（有人用谐音梗翻译成“男言之瘾”），说的就是男性尤其喜欢抢女性的话头，滔滔不绝表达自己的观点。像在会议讨论里，女学者的发言经常被男学者打断，有时候那个女学者明明是某个问题上的专家、男学者其实才是门外汉，但这个门外汉男学者却仍旧自信地班门弄斧，向对方“讲解”起最基础的相关知识。
这些情况我和我爱人都遇到过。一开始遇到这种情况无所适从，只敢在心里抱怨几句，后来我们有了更多这方面的训练和经验，就会出言阻止说“让她先把话说完”。这些年在美国学术界，愿意这样出面干预的人越来越多，情况逐渐有所改观。相比起来，中国学术界的性别歧视程度总体上还是要严重得多，对这个问题的意识也很不足，所以倡议者会遭到更大的阻力与压力。但也正因如此，才亟需更多人加入到呼吁与推动变革的行列。
作为父亲
2012年女儿“林宝”出生，我当爸爸了，观察也多了一个视角。
她在美国长大，带她的过程中，我很直观地体验到社会中隐藏的性别歧视。比如在当代美国，男婴的衣服基本上以蓝色为基调，女婴则是粉色的；小孩过生日收到礼物，男孩基本上是汽车水枪，女孩子基本上是洋娃娃，等等。在生活中，我和爱人就得尽可能地去抵御这些潜移默化的影响，以免林宝受这些观念限制。
林宝周末在中文学校学习汉语，用到的课本是国内教育专家为海外华裔子女编写的，性别观念的落伍就尤其刺眼。比如每个单元的作业，提示栏都是“妈妈来读，宝宝来写”。这让我们觉得非常可笑：为什么爸爸不能陪孩子写作业？课文讲到家庭的时候也总是出现“爸爸开车，妈妈做饭”、“爸爸强壮，妈妈美丽”这样非常刻板的描述，千篇一律。对此，我们会告诉她，课文内容仅仅是用来帮助她理解字词的，其中的观念并不足取，现实也远远比它丰富多元；平时也多给她阅读那些在性别意识上更开明、观念更平等的童书加以补充。
育儿经验让我切身地体会到，父权社会对性别刻板印象和性别歧视观念的培养，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无孔不入。如果我没有孩子，就没什么机会在成年以后重新接触到小孩的衣服、玩具、课本，也就容易遗漏掉社会文化中这些亟需清扫的角落。
我们第二个小孩“袁宝”的出生是经过计划的。林宝从很小开始，就强烈要求说想要一个弟弟或妹妹。我们反倒一直比较迟疑，感觉精力上分配不过来。后来我和爱人认真讨论了很久，安排了各自未来几年的研究计划和时间分配，也考虑到双方父母的身体情况，老二出生的第一年里头能够帮忙，这才下定决心生袁宝。
我们双方父母相比于其同辈人，算是比较开明的，但是世代之间毕竟仍然有一些观念或者习惯上的差异。比如有一次林宝抱怨说，为什么爷爷奶奶要我多照顾弟弟，说这样将来弟弟长大以后也会保护我。她听了挺不高兴的，倒不是她不愿意照顾袁宝，而是她不觉得自己需要由男孩来保护。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会和林宝解释说，爷爷奶奶成长的环境和我们不同，很多话只是习惯了随口一说，你不要往心里去，只要你自己知道男孩女孩都可以一样独立勇敢强大就好；你和弟弟将来应该相互关心相互爱护，但并不是由他来单方面保护你。
我们的两个孩子，女儿随我姓林，儿子随爱人姓袁。好玩的是，对这件事第一个表示不理解的，其实是林宝，因为她认为弟弟应该跟姐姐姓才对。我就跟她说，女孩跟爸爸姓，男孩跟妈妈姓，这样将来家里四个人玩游戏，就总是可以平均地分成两队，没有人被单独抛在一边：按照男女，就是爸爸弟弟一队，妈妈姐姐一队；按照姓林姓袁，是爸爸姐姐一队，妈妈弟弟一队；按照大人小孩，是爸爸妈妈一队，姐姐弟弟一队。林宝听完后很高兴，对弟弟姓袁表示支持。这个解释听起来可能有点像开玩笑，但本质上是用小孩听得懂的语言，让她感受到平等的精神。
美国迄今绝大多数女性婚后还会改随夫姓，小孩随母姓的更是罕见。有一次我们去地方政府办事，基本信息老是核对不上，检查了半天才发现工作人员把我们的姓氏搞错了。他们默认我爱人结婚后一定会用我的姓，小孩也是，全家人不可能有两个姓。我跟他们说，在中国，妻子结婚后是不会改夫姓的。市政工作人员瞪大双眼看着我说，你们结婚后不改姓，那谁知道你们是一家人，这不天下大乱了。
相信许多中国读者都会觉得这位工作人员的说法很可笑：妻子不随夫姓，怎么就天下大乱了？但有趣的是，很多中国人一方面觉得妻子婚后不该随夫姓，另一方面又觉得孩子一定要随父姓，不随父姓就要天下大乱，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之间的自相矛盾。其它种种反对冠母姓的理由也是一样的，只要稍稍变个形式、套到是否随夫姓的问题上，就能看出荒谬所在。
但反过来，过去一两年冠姓权之争成为国内互联网性别话题的焦点之一，甚至有的网民对某些小孩随父姓的网络红人群起围攻，我觉得也是一种扭曲的现象，根源在于其它性别议题越来越不能谈、推动政策进步的空间越来越小，而普遍蔓延积累的一种无力感。其实父权制是结构性的，女权主义的斗争对象本该是结构、是系统、以及系统中的大权在握者；但当下很多人因为有了无力感，同时不满的情绪又需要发泄，因此下意识地“抽刀向更弱者”，通过对那些尚无足够的社会资本或意识去摆脱结构束缚的普通个体口诛笔伐，来获得一时的快感。
比如有人造出“婚驴”一词去侮辱那些小孩随父姓的女性、甚至侮辱所有已婚或有结婚意愿的女性；又比如拉姆遇害事件后，某些流量博主仅仅因为拉姆生的是男孩，就恶意揣测她曾经堕过女胎，进而暗示她遭受家暴是咎由自取；等等。这些充满戾气的言论赢得一些人的叫好，但其实只会通过谴责受害者来进一步加固父权结构，并不能真正推动社会的变革。
面对争议
我在网上写文章很多年了，争议是一定会有的。大部分反对意见没有多少新意，但时不时也会有一些评论意见给我启发。比如以前有位读者评论说，我的某些论述没有考虑到相关政策对残障人士的影响。这个确实是我作为非残障人士的盲点，因为缺乏相应的切身体验，所以很容易忽视掉这个思考维度。
这和我作为一个男性去奉行女权主义是一个道理。个体经验的缺失是必然的，我既然没有办法切身体会到女性经历的一切，就更需要主动去观察、聆听、交流、阅读、思考。包括在日常生活中，从母亲、妻子、女儿、以及女性朋友和同事那里，都可以吸收到丰富的经验素材，足以刺激我去反省，去和理论知识对撞。
当下也有许多节目、影视作品对女性群体给予特殊关注，我认为评价它们需要先设定好基准。
如果我们把基准线设得比较低，《乘风破浪的姐姐》这类综艺里那些女明星到三十几岁、四十几岁还很有生机活力，肯定能让一部分人意识到不同的年龄段有生活的多种可能。
但如果基准线设高一点，以一个更理想的社会标准来看待这个节目，我们可以发现姐姐们的打扮也是有倾向的。为什么？为什么她们不能以“阿姨”的形象来呈现女性美？
所以，这样的尝试在打破某些社会观念的同时，可能制造了更加根深蒂固的新观念。就现实而言，很多人接触到女权理念的渠道，就是通过这些娱乐节目里商业逻辑、流量逻辑包装过的内容。东西摆在那里，甄别的工序需要他们自己完成。
我这些年人在美国，对于国内很多事件的参与都是通过网络，只是众多声援者中的一份子。在国外我做得更多一些，比如参与到纽黑文（注：美国康涅狄格州第二大城市）当地的反家暴组织，为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我也是耶鲁大学法学院反性骚扰工作小组的成员，主要工作包括作为学生代表与院方、校方沟通，推动性骚扰事件的及时处理和程序透明，以及共同探讨和起草相关的改革方案等等。但我自认为离真正的行动者还差得很远。
我知道中国还有很多年轻一代的男性学者、知识分子致力于为女权发声，比如陈纯、方可成、王笑哲等，他们都积极介入各种性别问题。总体来说，这一代学者里有女权意识的人，已经比以前多很多了。但目前来看，愿意站出来的男性学者总体上还很有限。
最近引发舆论热议的“李星星”案和“罗冠军”事件，到最后都有不同程度的“反转”。很多人或许会因此对参与反性侵议题望而却步，生怕万一自己热心参与的事件也发生“反转”，白搭上一腔热情。但是就像我在之前一篇论文里总结过的，从各国数据来看，现实中未能立案的性侵受害者数量都极其庞大，而真正得到媒体曝光、最后讨回公道的，只是其中的极少数。个案的“反转”是有很多具体原因的，但我们不能因为担心“反转”，就一并放弃帮助那些潜在的愿意发声的受害者。
近年来，因为种种原因，社会达尔文主义、犬儒主义日益走上台面，但无论世道如何，我永远渴望表达。即便在比较沮丧的时刻，我也会提醒自己不要丧失行动力。这个世界从来没有一团漆黑到任何行动都无济于事，每个时代我们都能找到借口不作为，但同样也能找到契机，尽可能做成一点事情。
我对我两个孩子的期许也是这样，希望他们长大以后能为所有弱势群体发声，面对社会的不公正时，他们能勇敢地站出来。这样才有改变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