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徐公子，创业不迷路。今天聊聊传奇的俞敏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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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雨迷蒙的江南水田里，一个高高瘦瘦的青年，正在认真地插秧，远远看去，他凝固的身影，就像是沙漠里的一只骆驼。
那是14岁的俞敏洪。
1976年，俞敏洪已经完成了初中学业。
根据当地规定，贫下中农子女，每户最多只能有一个上高中，而俞敏洪的姐姐已经用掉了这个名额，他只能辍学，回家干农活。
俞敏洪的父亲一位木匠，性情温和（换个说法就是老实巴交），嗜酒如命，喝高兴了就喜欢穷大方，一挥手说“工钱免了”。
俞敏洪的母亲李八妹，是生产队的妇女队长，性格刚毅，能力极强。她愤怒于丈夫的不争气，因而变成一位悍妇。身材高大的丈夫，常常被瘦小的李八妹打得落荒而逃。
俞敏洪小时候放学回家，走到门口就会紧张，他害怕一推开门，就看到父母正在打架。
在俞敏洪之前，李八妹还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其中，儿子偶得肺炎，因家里长辈的迷信而耽误治疗，不幸夭折。俞敏洪儿时最深刻的记忆，就是去给这位哥哥的小坟包割草。
长子的夭折，让李八妹对俞敏洪百般珍惜。俞敏洪从小体弱，李八妹三天两头背着他去医院打针。每次生病，李八妹就会杀鸡煮汤给他喝。那个年代，可能再没有哪个小孩比俞敏洪喝过的鸡汤更多。
为了照顾俞敏洪，李八妹甚至让女儿推迟上学，以便在家看弟弟。一直到俞敏洪4岁，可以跟着父母下地以及自己玩了，姐姐才得以上小学，那时她都已经9岁了。后来高中毕业，这位姐姐又遵母命，成为赤脚医生，原因之一就是方便给弟弟打针。
或是出于对丈夫软弱的绝望，李八妹给儿子起了个小名为“老虎”，希望他拥有老虎那样的霸气。可惜的是，在这一点上，俞敏洪始终没能达到老妈的期望。
尽管李八妹对俞敏洪百般疼爱，但是教子却极其严格，其雷霆之威，到了瞪一眼俞敏洪就要发抖的地步。
俞敏洪6岁时，第一次穿上了凉鞋，出去给小伙伴炫耀，结果丢在了小河边。李八妹遍寻不得，回家拿起竹竿就打俞敏洪，直到把竹竿打断。后来，村里有人拾到凉鞋给送了回来，李八妹又抱着俞敏洪哭了半宿。
好在这种惨烈的时候终究不多，但是训斥却在所难免。而当她开始发怒时，俞敏洪必须规规矩矩地跪在一旁承受雷霆，时间经常长达半小时一小时。这个规矩，一直持续到2000年俞敏洪38岁时，才由李八妹开恩废除。
在李八妹的严格教育和以身作则之下，俞敏洪的劳动能力极强，到14岁时，已经成为全村出名的劳动能手。他插秧的速度超过那些干了几十年活的老农民，成为葫桥村的冠军。除此之外，他还学会了开手扶拖拉机。
这样一位年轻的能人，在葫桥村而言，算是拥有不错的前程。起码在村里大妈们看来，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女婿备选对象。
不过很快，事情起了变化。文革结束后，贫下中农每户只能一人上高中的限制被取消。得到消息的李八妹赶紧找了大队领导、公社领导和中学领导，想尽办法让俞敏洪插班上了高中。
李八妹对俞敏洪最大的期望，是他能在村里当一位教书先生，摆脱面朝水田背朝天的农民生活——那已经是她能想象的幸福之极限。
但是，俞敏洪从小学习成绩都是徘徊在班级二十多名开外，按当时高考录取率之低，李八妹的梦想要实现，机会十分渺茫。
1978年起，16岁的俞敏洪连续两年参加高考，都没能进入梦寐以求的常熟师专。
李八妹叹着气，让俞敏洪最后再试一次，但是也说明，这是最后一次了，再考不上，就安安心心当个农民吧。
那年，江阴一中办了高考复读班，只收落榜生里面的前40名。俞敏洪本来是没资格进入的，李八妹一人跑到县城去找关系，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让老师答应招收俞敏洪。
李八妹从江阴县城回来，已经是第三天晚上。天空电闪雷鸣，暴雨倾盆而下，李八妹由县城抹黑回家，一路摸爬滚打，不知摔了多少跤。她进门的时候，俞敏洪看到的是一个浑身滴着泥水的“泥人”。
那一刻，俞敏洪知道，自己再无退路，不考上，他就枉为人子。
从第二天起，俞敏洪每天早上5点起床，一直学习到半夜12点，日复一日，连过年都不休息。
1980年春节过后，俞敏洪的成绩，在复读班还排名三十开外，但是到高考前的摸底考试，俞敏洪已经成为了全班第一。
苦熬9个月之后，第三次高考终于到来。英语考试中，俞敏洪如有神助，120分钟的考试，他40分钟就做完交卷了。走出考场时，在外守候的英语老师觉得他把高考当儿戏，气得狠狠地扇了他一巴掌，怒斥他辜负了老师的期望。
但高考成绩出来后，俞敏洪英语95（满分100），总分387。这个分数已经超过了往年北大的录取线。
老师建议俞敏洪报北京大学，但俞敏洪不敢冒险，最后老师硬是亲手帮他在志愿栏写下了“北京大学”四个字。
当别人都已经接到录取通知书时，俞敏洪还在翘首以盼。一直到8月最后一周，他的通知书才姗姗来迟（据猜测，可能是后面补录，所以晚了）。
从县里领到通知书，俞敏洪看着“北京大学”四个大字，兴奋得在街上大喊大叫，如同范进中举。
儿子考上大学，让李八妹达到了风光的巅峰。她高兴地把家里的猪、羊、鸡、鸭全部宰掉，大宴全村三天，然后租了一辆5吨大卡车，把俞敏洪送到了常州火车站。
1980年9月，俞敏洪拎着两麻袋行李，从常州上火车，站了36个小时，来到了北京。
这一年，俞敏洪18岁，他满怀憧憬，开始了大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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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很多人来说，大学都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光。
但俞敏洪来到学校的第一天，就感受到幻灭。
同学们大多来自城里，一个个光鲜亮丽。而江阴县的天之骄子、葫桥村的插秧冠军、手扶拖拉机能手俞敏洪，在北京大学，就是一个被人嘲笑的土鳖。
在开学的班会上，不会说普通话的俞敏洪用江阴土话介绍完自己，班长调侃道，“这位同学，你能不能不要讲日语？”
班长名叫王强，是内蒙古文科高考状元，才华横溢，意气风发，如同一颗灿烂星辰，光芒万丈。在他面前，俞敏洪只能顶礼膜拜，自惭形秽。
班长王强中年时/图源：百度百科
开学时，俞敏洪由于英语成绩好，被分到了尖子班A班，结果一上课就发现，他学的全是哑巴英语，于是又被调整到C班，俗称“语音语调和听力障碍班”。
好不容易盼来了游泳课，对长江边长大的俞敏洪来说，这是从小就会的技能，他高兴地一个猛子扎下水，飞快地游了一个来回，爬起来眼巴巴地看着老师，等着那句久违的夸奖。
老师果然狠狠地夸奖了俞敏洪，他哈哈大笑着说：“我从来没见过一个人狗刨还能刨这么快的。”
那一刻，俞敏洪恨不得挖个地洞钻进去。
而更大的伤害也许来自于感情上。
在那个情窦初开的年纪，班上已经有些同学谈起了恋爱。王强更是女生们心仪的风云人物。而俞敏洪却没有获得任何人的垂青。他给班上几个女生都写过情书，但无一例外，对方都对他的人品赞不绝口，并表示自己配不上他。
她们说：“你是一个好人，会找到比我更好的女孩的。”
若干年以后，每当俞敏洪回忆起这段时光，基调总是屈辱、自卑、受伤……
俞敏洪拼了命地学习普通话、英语，有空就去图书馆看书，只为和同学们缩小一点点距离。但是两年过去，他的成绩依然在全班垫底。
大三那年，俞敏洪拼命读书，读到大口吐血。到医院一查，原来得了肺结核。由于这病具有传染性，俞敏洪被迫休学。
在海淀温泉乡的北京胸科医院，俞敏洪整整疗养了一年。医院正对显龙山，山上有冯玉祥题写的 “精神不死”四个大字。俞敏洪每天都对着这四个大字发呆，感伤着自己的人生。
也许是“精神不死”每天潜移默化产生了力量。俞敏洪渐渐意识到，他和别人比没有任何意义，哪怕是像现在这样，连命都快比掉了，那有如何呢？像王强那样的人，是他一辈子永远不可能攀上的高峰。唯一需要在乎的，是自己有没有进步，只要自己和自己比进步了，别人比你好还是差，都已经无关紧要。
于是，俞敏洪开始静心读书、写诗。那一年，他看了将近300本书，写了200多首诗，自号为“三洞诗人”（因为肺里烂了三个洞，故而得名）。此外，无聊之余，他把市面上所有的英汉词典都背完了，到最后只能背朗文英语大辞典，成为全班公认的“单词王”。
一年后，俞敏洪回到了学校，和81级的同学一起上课。所以，俞敏洪从入学来讲是80级，从毕业来讲却是85届。
也许是两年的时间尚不足以让同学记住一个人。在毕业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两个班都没人记得，班上还有一个叫俞敏洪的人。出国的同学回来聚会，从来都不会有人想着叫上他。而侧面得知聚会消息的俞敏洪，每每只能咬牙切齿，暗自神伤。
此时，班长王强已经成为北大艺术团团长，是全校的风云人物。俞敏洪只能在台下当观众，仰望着王强绽放光芒。
艺术团还有一位胖胖的指导老师，名叫徐小平，也是学生们仰慕的对象。俞敏洪每每挤到这位老师的宿舍，听着一帮人围着老师高谈阔论。自卑的俞敏洪插不上话，只能在旁边默默地帮忙端茶倒水。有时他偶尔不去，徐小平发现无人烧水，还会专门打电话叫他过去。
为了能获得女孩们的青睐，俞敏洪也想风光一把。他找徐小平，说要办一个诗刊。徐小平除了当艺术团指导老师外，还是北大团委文化部部长，这一块归他管。他推了推胖脸上的大眼镜，问俞敏洪，“办刊的经费从哪来？”
俞敏洪说，“自筹。”
此时，李八妹在江阴办矽钢片冲压厂，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万元户，俞敏洪不差钱。
于是徐老师胖手一挥，同意。
俞敏洪的诗刊只办了三期，就无疾而终。不过，他倒也不是全无收获，由于办刊要经常去团委，且脱离了“烧水童子”的身份，他和徐小平的关系倒是越来越好。
1985年，俞敏洪毕业了。由于北大公共英语教育大扩张，英语老师奇缺，以班级倒数几名毕业的俞敏洪，居然也成功留校，成为了北大的英语老师。
此前，比俞敏洪早一年毕业的班长王强，也是选择了留校任教。俞敏洪正好被分到王强所在的教研组。
奋斗了5年，俞敏洪终于和王强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
不过，俞敏洪很快又感受到了什么碾压：他和王强开同样的课，学生全跑到王强的班上听课，只留给他一个空荡荡的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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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俞敏洪早就已经习惯了被王强碾压。他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
学校分了一个8平米的地下室作为宿舍，俞敏洪每周除了教8节课以外，剩下的时间都可以自由支配，他躲在地下室昏天暗地地看《百年孤独》，快乐得像一位国王。
1986年初春的某个日子，俞敏洪从他的地下宫殿出来，看到一位长得很漂亮的女生，一下子就给迷住了。
由于多年的自卑，俞敏洪没敢上前搭讪，而是离着两百米远，默默地跟着她走。
这一跟，就是三个月。女孩常常上图书馆的教师阅览室看书，俞敏洪就在离着很远的另一张桌子坐着，也不看书，就痴痴地盯着女孩看。
1986年3月28日晚上9点35分，俞敏洪正在深情凝望着女孩，突然眼前一黑——图书馆停电了。
也许是黑暗给了俞敏洪勇气，他走到女孩桌前，问道：同学，你是不是找不到书包？女孩说是的。俞敏洪问：我有火，可以和你一起找吗？女孩说，可以啊。
于是俞敏洪终于和她搭上了话，开始聊天。
俞敏洪知道了，女孩名叫杨桂青，天津人，就读北大德语系大三。不过他也许不知道，杨桂青是德语系的系花，也有人认为她是北大的校花。
第二个星期的某一天，俞敏洪直接到杨桂青的宿舍去敲门，邀请她出去划船。杨桂青同意了，两人一起去了圆明园的福海。
很多年以后，俞敏洪无数次地讲到，在湖中心，他向女孩求爱，并说，如果你不同意，我就把你推下去淹死。
日后以俞敏洪为原型的电影《中国合伙人》重现了这个情节。在电影里，女孩宁死不屈，主动跳湖，受寒而得了急性肺炎。
现实生活中，俞敏洪当然只是在开玩笑，女孩也没有跳湖。两个月之后，他们确立了恋爱关系。又过了两年，他们结婚了。
俞敏洪和杨桂青/图源：杨澜访谈录
结婚的好处，是俞敏洪以已婚教师的身份换了宿舍，从地下室搬到了3楼。但是也有坏处，杨桂青对俞的称呼从“俞老师”变成“俞敏洪”，并且开始以所有结婚女性都会有的态度数落俞敏洪：你看看隔壁老王，再看看你！
对当时的知识分子而言，最有出息的不是当大官、发大财，而是出国留学。俞敏洪他们班上，大部分人都已经出国。杨桂青也吼令俞敏洪：“如果你不走出国门，就永远别进家门！”
这一吼，让俞敏洪的好日子从此到头。此前，他闲下来还能看看自己喜欢的书。自这以后，只要俞敏洪胆敢夜读《三国》，温柔体贴的杨桂青就会双眼一瞪，双脚一蹬，“扑通”或“啪叽”一声之后，俞敏洪就只能从冰凉的地板上爬起来，揉着摔成两瓣的屁股，苦着脸开始念托福单词。
当时申请美国学校，每次要花30美元申请费。而俞敏洪的工资是120元，只够申请半次。加上俞敏洪学习成绩不好，录取概率低，只能靠广撒网，看看有哪个学校不长眼，才可能录取他。由于投的学校实在太多，俞敏洪的所有收入全部用来申请，都还不够。
假如能被录取并拿到全奖的话，哪怕是借钱，也还是一笔合算的投资。但俞敏洪陆续收到一些学校的录取信，却连一个全奖都没有。最好的一家是提供半奖，俞敏洪自己还得凑1万多美元。按他的工资算，需要不吃不喝几十年才能凑齐。
无奈之下，俞敏洪开始利用北大教师身份，在校外兼职，做英语培训赚钱。
俞敏洪已经在北大教了3年书，经历了被王强碾压的痛苦，而后奋发图强，摸索出自己的一套以幽默、励志为特色的教学方法，深受学生欢迎。他当培训老师以后，很快生源就滚滚而来，俞敏洪的腰包迅速鼓起来。
此前，俞敏洪和杨桂青是贫贱夫妻百事哀，钱都被俞敏洪用来申请学校了，以至于每次去菜市场，只能捡最便宜的死鱼买。有钱以后，俞敏洪第一次买了活鱼，杨桂青从中央音乐学院下班回家，居然尝到了活鱼做的汤，脸上绽放了久违的笑容。那一晚，杨桂青对俞敏洪无限温柔。
不过，春风得意的俞敏洪没有料到，他的行为在学校已经引起了众怒。
当时，北大校内有英语系官办的培训机构，凭着北大的牌子，收入颇丰，从领导到普通教师，都能雨露均沾，得些好处。而俞敏洪是在非官方的培训机构上课，与系里形成了直接竞争关系。俞敏洪的生意火爆，系里的收入就急剧下降，连带大家的奖金都少了。
1990年某个秋日，王强到俞敏洪家喝酒。俞敏洪在熬鱼，小小的单间里烟雾弥漫。王强去开窗透气，听到北大的高音喇叭在播放一则处分通知。
王强转身笑道：老俞，你出名了，恭喜你。
俞敏洪赶紧放下锅铲，来到窗边聆听。
原来，他私自在校外教课的行为被学校抓了典型，在没有知会他的情况下，采取了突然袭击的羞辱式通报。
不仅如此，北大的布告栏贴出了处分通知，全校的闭路电视也播出了俞敏洪的光辉形象。
俞敏洪一下子成为校园大名人，走到哪都能享受众目所视、众手所指、众口所言的明星待遇。
更严重的是，背上这么一个处分，俞敏洪以后分房子和升职加薪，都要受到牵连。
就这样，俞敏洪在学校待不下去了。年底，他递交辞职信，离开了整整待了10年的北大。
小名为“老虎”的俞敏洪，终于从动物园来到了原始丛林，并将在若干年后虎啸山林，声震天下。
只是当时，他还不知道这条路将要走得如此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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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敏洪有勇气走出北大，也是自信凭着外语培训就能赚大钱。但是一出来，就遇到三只拦路虎：注册机构、找校舍、招生。
当时个人办学很难，俞敏洪也没指望自己能拿到许可证，就找了一个“东方大学”合作。这个所谓大学，其实就是一所成人培训机构，由人民大学几位退休老教授合办。俞敏洪借用“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的牌子招生，条件是向东方大学缴纳营业收入的25%作为授权费。
接着，俞敏洪到中关村二小租了一间可容纳40人的教室。在校门口摆一张桌子，写上“东方大学外语培训报名处”，就开张了。
最初的招生，是在校园的布告栏和街上的电线杆张贴广告，以“原北大英语老师俞敏洪”作为招牌。
这个名头倒挺好使，很快就有人来报名了。不过，来的人一看报名处的简陋架势，再看报名表上全是空白，疑心是骗子，大多扭头就走。后来俞敏洪心生一计，把空白的报名表填上一堆假名字，制造火热报名的假象，才招揽了一些生意。
第一天报名的学生有4个。那个年代的百元大钞很少，学生交来的主要是十元一张的票子，揣在怀里沉甸甸的一堆，俞敏洪心花怒放地捧回家。晚上，他和杨桂青把这不到一千块钱数了又数，觉得幸福无比。
但几天下来，俞敏洪知道，这样毕竟只是小打小闹，赚个糊口钱而已，要想生意红火，还得想别的法子。
俞敏洪思来想去，决定搞免费讲座。
1991年的初春，天寒地冻。俞敏洪兜里揣着二锅头（主要为壮胆），手里拎着浆糊桶，在夜色的掩盖下，到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校园里贴满了广告。他心想，怎么着都能有40人过来吧？
到了讲座那一天，乌泱泱的人潮把俞敏洪吓了一大跳。现场起码来了四五百人。俞敏洪当机立断，把讲座地点临时移到操场，就在黑暗之中，冒着寒风，扯着嗓子讲了两个小时。
这一下，报名的人立马剧增。
俞敏洪看到免费讲座是一条绝好的营销之路，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连做了很多年。直到今天，俞敏洪还经常在各个大学免费演讲。
生意火了以后，杨桂青干脆也辞了职，两人开起了夫妻店，一个上课，一个收钱，赚得不亦乐乎。
但烦心事也总是层出不穷。俞敏洪一个人要招生、要教学，要与社会方方面面打交道，忙得身心俱疲。班级扩展后，他不得不招很多新老师来授课，于是又要管理和培训老师。有时候实在太累了，他就在上课时用放录音的方式来讲课，自己坐在录音机后头休息。
此中艰辛，又有几个人能知道呢！
当时的市场上，竞争者也不少。除了校园的布告栏以外，街头的电线杆也成了各大培训机构的必争之地。俞敏洪已经不用自己去贴广告了，有3个员工，专门给他贴广告。但是有一天，由于抢地盘，一家竞争机构的人拿着刀子把俞敏洪的员工给捅了。
俞敏洪立马就急了。那会又没有互联网，如果以后没法贴广告，他的免费讲座也宣传不出去了。
他找到警察局，请警察们帮忙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容易才把他们请出来吃饭。
俞敏洪此前很少和有关部门打交道，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为了表示诚意，他向七位客人挨个敬酒，拿着半两的杯子，和每人干一杯，半小时之内敬了三圈，把一斤半白酒灌下肚，然后就不省人事了。
警察们手忙脚乱地把俞敏洪送到医院，抢救了六个半小时才醒过来。
俞敏洪醒来时，看到李八妹、杨桂青和同事们关切的脸，不禁嚎啕大哭，一边哭一边委屈地喊：“不干了！老子再也不干了！”
等哭完之后，俞敏洪想起晚上还有课，又一骨碌爬起来，拿着包就走进了教室。
在有关部门的协调下，抢地盘的事情终于被解决。俞敏洪又能一心一意谋发展了。
到了1993年，俞敏洪的培训班已经成为北京最火的出国考试培训班，年收学生一万多人。
生意做到这种程度，与东方大学的合作就太不划算了，只是用一下牌子，就把25%的收入给出去了，还不如自己办一个。于是，俞敏洪就向有关部门申请办学许可证。
此时，他的人脉关系早已非三年前可比，虽然经过了一番波折，但最终还是办下来了。
1993年11月16日，母亲李八妹帮儿子从教育局领回了新的营业执照，这一天，属于俞敏洪个人的全新培训机构正式成立，它的名字日后将响彻中华大地。其名曰：
新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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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东方高歌猛进，到1995年，已经做到营收千万的规模。
这时，俞敏洪全班50个同学，49个已经出国留学，他成了唯一一个没能出去的。
俞敏洪有了一个想法：他要到美国转一圈，让自己的同学看看，被你们瞧不起的俞敏洪，今天也混出了名堂。同时，他还憧憬着，如果能够有一批志同道合的北大精英一起做新东方，那该是多么美妙的事啊！
说干就干。1995年11月，俞敏洪安排好新东方的业务，换了一堆美元，踏上了去北美的装逼之路。
临行前，他特地到商场花了4000元，买了一件豪华大衣。这件精挑细选的衣服，让在美国的同学一见之下，都无地自容——不是因为华美，而是因为土绝人寰，让人恨不得立马跟这土逼割席断交。
俞敏洪第一站先去了加拿大温哥华，看望他崇拜的徐小平老师。
徐小平出国后刷了几年盘子，读了个音乐硕士，结果出来找不到工作，一事无成。1993年曾经回国，想搞一个唱片公司，结果很快失败，又灰溜溜地跑回加拿大。俞敏洪去的时候，他正处于失业状态。
俞敏洪在温哥华整整待了10天，大部分时间和徐小平在一起喝酒聊天。徐小平给俞敏洪朗诵自己作的诗，唱自己写的歌；俞敏洪给徐小平讲自己搞新东方的经历。
俞敏洪为徐小平的才华与理想感动，他心想，新东方就是需要这样的人。而徐小平则看到俞敏洪掏出的大把美元，眼睛都绿了。
第10天，徐小平请俞敏洪上餐馆吃饭。到了地方，他开着车转了一圈又一圈，就是不进去。
俞敏洪问：不是有那么多停车位吗？干嘛不停？
徐小平说：那些是收费的。我要找免费车位。
俞敏洪心酸地提出，徐老师不如回国吧，我们一起干。如果你要办唱片公司，我出30万。
徐小平接受了这位从前“烧火童子”的好意，答应回国。
徐小平/图源：百度百科
俞敏洪又去找王强。寒冬时节，他从波士顿冒着鹅毛大雪，凭着一张地图，一路开车直达王强在新泽西的家中。
当初毕业时，王强本来不屑于出国，他选择留在北大任教校，梦想成为最牛逼的教授。但后来某件事情的发生，让他理想幻灭，才起了出国的心思。
他先是跟着太太，以陪读的身份到了美国。然后，他以文科生的出身，外语系毕业的背景，居然申请到了纽约州立大学计算机专业硕士，又居然很顺利就毕业，又居然进入到世界知名的贝尔实验室当了IT工程师——这样的经历，从头到尾都写着金光闪闪的“牛逼”二字。
俞敏洪找到王强时，他已经是年薪7万美元的贝尔工程师。当然，俞敏洪也没有想过要拉王强入伙。那可是俞敏洪一直顶礼膜拜的王强啊！拉他入伙？俞敏洪最疯狂的梦里都不敢这么想。
王强把剩下的年假都留给了俞敏洪，他们也是一边喝酒一边聊天。俞敏洪讲了这些年的经历，并告诉王强，徐小平准备回去了。
王强并没想着新东方和自己能有什么关系。俞敏洪是什么底色，他一直很清楚，他不认为俞敏洪能做出什么让自己羡慕的事情。看到俞敏洪吹得眉飞色舞，王强就忍不住挖苦：你坦率告诉我，这学校规模有多小？
不过，第二天的经历，让王强对俞敏洪产生了“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感觉。
当时，他俩一起逛普林斯顿校园，时不时有中国人模样的学生过来和俞敏洪打招呼，甚至他们到一个湘菜馆吃饭，服务员都过来恭恭敬敬地说“俞老师好”——那几年从中国来美国读名校的留学生，大多数都在新东方待过。
王强一边冷眼旁观，一边心里想，“俞敏洪你他妈现在是个人物啊。”
王强是特别希望确立自己的社会地位的人。俞敏洪在学生中的地位，让他看到了自己一直想要追求的东西。但是让他回去跟俞敏洪干，心里又觉得非常别扭。毕竟，俞敏洪是自己一直俯视的人。
所以最终，他俩都没有说定什么。
俞敏洪在加拿大和美国转了40天，见了7位同学（和老师），徐小平是唯一愿意回去的一个。
1月3日，俞敏洪回到北京，第一件事就是去买了一辆进口帕萨特，因为徐小平要回来，他要去机场迎接。他原来的座驾是一辆红色大发面包车，用来接徐小平太掉价。
1月9日，徐小平回到北京，从此开始了他的奇幻人生。
俞敏洪和徐小平的联合授课堪比黄金搭档。徐小平讲国外生活，激发学生的梦想；俞敏洪讲怎么才能出国，提供实现梦想的路径。两人珠联璧合，天衣无缝，学生们听得如痴如狂。
此后，徐小平又开辟了移民服务和签证咨询的新业务，成为当时全中国最有名的移民和签证专家。
工作之余，他们隔三岔五就一起喝酒聊天，喝高兴了就给王强打电话。王强问，你们在干嘛呢？俞敏洪答：我们在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呢。
王强说，你们他妈的怎么总是这么快活？
俞敏洪大笑说：因为我们在自己干自己的事情啊！
几次以后，俞敏洪顺理成章地邀请王强回来。王强问，我回来能干什么呢？
俞敏洪说，目前听、说和口语这块没人管，你来了以后我们可以从零做起。
于是，王强就在美国开始设计课程，编教材。弄好之后，他就到贝尔实验室去辞职。
当时，中国学生在贝尔，做到王强那个地位，已经算功成名就，从来都没有主动辞职的。主管问王强，你辞职去干什么？王强回答，回中国和朋友一起创业。主管说，我放你三个月假，你先去试试吧，不行再回来。
王强是那种一旦下定决心就不留后路的人，他谢绝了主管的好意，直接辞得干干净净，然后挥一挥衣袖，作别西天的云彩，回到了中国。
1996年10月，俞敏洪和徐小平开着帕萨特，拿着鲜花，从首都国际机场接回了王强。
一上车，王强就说：老俞我问你一个问题，现在我还没做出任何东西，我说有一天我要超过你了，你还会像今天这样欢迎我回来吗？
俞敏洪说：当然，请你们回来就是让你们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的。
王强吃下了定心丸。
那时的他们，就像男女青年将要确定关系一样，又是甜蜜和憧憬，又是青涩和疑虑。
谁都没有想到，未来他们会一起做出那么大的事业，又互相把对方伤得那么深。
俞敏洪、徐小平、王强合影 /图转引自《与俞敏洪有关的日子》，牛皮明明，原发公众号“牛皮明明”
王强回来后，很快把听说和口语这一块做起来。他本来就是天生的老师，能够用莎士比亚戏剧腔念学生守则让人潸然泪下，也能用一句简单的“欢迎大家来到新东方食堂”制造哄堂大笑。
从1996年一直到2000，新东方超速发展，三人被称为“三驾马车”，亲密无间，常常一起喝酒，聊天到凌晨两三点。
那或许是他们生命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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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关系中，唯一的不快乐，来自于第三者，不，应该称“第四者”的插足。
在利益分配上，俞敏洪“大碗分酒肉，大秤分金银”，只要徐小平和王强上交15%的费用，就可以使用新东方的品牌、渠道、人员、教室等等。徐小平和王强自己开创的事业，85%的收入都可以自己自由支配。
在互相交往上，俞敏洪对徐小平和王强依然保持着在学校那样的尊敬。俩人依然随时可以对他批评、嘲讽、怒骂。而俞敏洪也没有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好。
但是，当俞敏洪的母亲李八妹看到这一切，心里会怎么想？
90年代初，俞敏洪居然敢不听李八妹劝告，辞去北大教职，加上俞敏洪父亲又已去世，李八妹就从江阴来到北京，想看着俞敏洪。
她来到北京，给俞敏洪带来了极大的助力。她帮俞敏洪把工商、警察的关系都处理得很好；替俞敏洪去谈教室的租金，一年省下几十万；酷热的夏天，她细心地找人运来冰块，放在没有空调的教室，以致“冰块教室”成为早期新东方学生心目中抹不掉的温馨回忆。
可以说，新东方发展得好，军功章上也有李八妹的一份功劳。在新东方内部，李八妹等同于慈禧太后的角色，俞敏洪是要经常跪着听训的光绪。
王强他们回来后，李八妹看在眼里，不爽在心里。她对王强说：王强，你回来是因为俞敏洪待你厚，可是你待俞敏洪薄。
心高气傲的王强何曾受过这样的屈辱，当即就要飞回美国。还是俞敏洪私下道歉，才好不容易劝住。
王强和徐小平见不得俞敏洪“妈宝”的样子，并认为李八妹对公司事务的介入会影响公司的长期发展。
有一回，仨人在饭店包间吃饭，听到外面传来了李八妹骂俞敏洪的声音。王强和徐小平都拿语言激俞敏洪，让他不要愚孝，能不能硬气一回。
俞敏洪被他们激得没法，只好鼓起勇气，挺起胸膛，义无反顾地走向门口。
门一开，俞敏洪“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王强顿时觉得：人性崩溃了，尊严崩溃了……
除了人性和尊严的崩溃以外，俞敏洪还有两次差点死掉。
当时学生没有信用卡，缴费都是现金。而由于银行下午4点以后就停止对公存款业务，俞敏洪不敢把钱放在办公室，只能拎回家。结果就被人盯上了。
1998年的某个周日晚上，俞敏洪在楼道里被人劫持。劫匪向他注射了大剂量的动物麻醉剂，俞敏洪当即昏迷。劫匪摸出俞敏洪的钥匙，把他抬进屋捆起来，把家里的一百多万现金和一台摄像机劫走。
俞敏洪一个多小时后醒过来，挪到电话旁边，用下巴拨电话报了警，被送到医院又迷昏了十几个小时，才抢救过来。
医生非常惊讶他能中间醒过来一次，并且最后活过来。因为这种麻醉剂是动物园用来对付大象和老虎的，这么大剂量打到人身上，必死无疑。
只能说，俞敏洪真是命大。
但只有若干年之后，俞敏洪才知道他的命究竟有多大。
没过两年，又是一个周日，俞敏洪又遇到了抢劫。
这一回，是四个劫匪围住了他和司机。其中一个把手枪顶在俞敏洪的腰上。
俞敏洪趁人不备，猛地抓住手枪，居然把枪掰断了（后来发现是假枪）。他和歹徒厮打起来，并大声呼救。
整整5-10分钟的打斗和呼救，整个小区没有一个人出来查看，也没有一个人报警。后来还是劫匪看到俞敏洪拼了命，主动逃跑。
从那次以后，俞敏洪配了两个专业保镖，到哪都形影不离。
2005年，俞敏洪突然接到刑警的电话。警察告诉他，他两次被抢劫的案子破了，是同一伙人所为。
这伙歹徒作案7起，给7个人打了麻药，死了6个，俞敏洪是唯一活下来的。而俞敏洪被抬进房间的时候，一个歹徒摸到他还有气，拿出刀来要割他的喉，被领头的制止——这个领头的曾经和俞敏洪做过生意，欠了俞敏洪3万块钱，俞敏洪让他不用还了，所以他说，“这是个好人”，当时没有再下狠手。
但歹徒留下了他的命，却没有忘了他的钱，所以几年后又再次抢劫了他，却没想到被俞敏洪打跑。
最后，歹徒团伙全部被判死刑。俞敏洪想拿两瓶酒到监狱去给领头的人送行，被警察制止。
7
当新世纪的曙光来临时，新东方正陷入成立以来最大的困局。
这个困局并非存在于外部，而是存在于俞敏洪、徐小平、王强三人的内心。
新东方的业务发展蒸蒸日上，但是，三人再也找不到原来的感觉。
事情的起因是新业务的拓展。按照原来的格局，三人各管一摊，并无矛盾。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新的业务机会摆在新东方面前，这些香喷喷的蛋糕，应该由谁来吃，就成了一个最大的问题。
例如，电脑培训业务蓬勃发展，所有人都认为应该搞，但是谁来负责？新东方的图书出版业务也势在必行，又该由谁来领衔？
刚开始，大家还能接受主导者占项目股份60%，其他人分另外40%的方案，王强管了电脑培训，俞敏洪管了图书出版。但是，随着类似的项目越来越多，事情就全乱了套，相互之间的矛盾剧增。
俞敏洪想到了请管理咨询公司来解决。在朋友介绍下，他请来了和君咨询的创始人王明夫。王明夫提出，你们为何不上市？
一语惊醒梦中人。俞敏洪等人一合计，要解决这些矛盾，上市是最好的办法。于是一致同意上市。
上市就需要建立公司结构以及现代管理制度。这就涉及到三个关键问题：谁应该占多少股？谁该居什么位？家族成员如何处理？
当时，除了李八妹在新东方当老佛爷，俞敏洪的姐夫，以及杨桂青的姐姐姐夫等人也在新东方担任要职。而其他几个合伙人（除徐小平和王强外，新东方还吸收了几个另外的合伙人），也都有样学样，最后形成了新东方内部“四大家族”。
王强和徐小平一直都把家族和事业分得很清楚，没有一个亲戚在新东方，就连王强的弟弟找不到工作，王强也坚决不许他进来。但越是这样，他们眼里就越是容不得沙子，要求必须清理家族成员。
但对俞敏洪来说，这个问题根本就无法解决。他和李八妹提过，李八妹立马一跳八丈高，把墙上挂着的新东方营业证书拿下来就要撕，说是：“这个证是我领回来的，现在我把它撕掉，大家都不干了，回农村。”
可想而知，免不了又是一场“人性崩溃，尊严崩溃”的闹剧。
王强非常绝望，他给俞敏洪写了一封信，历数两人的感情、自己的委屈，以及双方共同的梦想。王强提出，他不愿意为一个家族企业而奉献终生，因而就此辞职。
王强的信写时热泪盈眶，读时荡气回肠，他想象着俞敏洪一定也会读得荡气回肠，热泪盈眶。于是就让助理送给俞敏洪，并特地让俞敏洪的助理写签收条，确保俞敏洪看到。
王强在办公室等了两个小时。俞敏洪的助理来了，说俞老师管王强要公章（当时新东方的公章归王强管）。
王强立马就懵了，他以为俞敏洪看信以后，就要收权赶人。他委屈地想，我写了这么令人感动的信给你，你就这么对我？
王强越想越心酸，不禁一拍桌子，夺门而出，一边走一边发誓，我这就回美国，以后再也不回来了！
而实际上，俞敏洪当时根本就没有读到信，只是因为其他事情要盖章，结果造成了一个大乌龙。读到信以后才发现，“小两口”已经造成严重误会，大错已经酿成。
当晚，新东方在翠宫饭店紧急召开董事会。王强站起来发言，说“我最好的青春都献给了新东方，对新东方有感情。俞敏洪你是founding father（新东方之父），我们至少也是叔叔，有这种感情在。你不能这样对我们……”
说着说着，王强就落泪了，心里觉得特别委屈，但又不免想着，只要俞敏洪说一句，你别走了，我就会留下来。
结果，还没等俞敏洪开口，徐小平等人就纷纷响应王强，嚷嚷着，“我也走了，我也走了。”大家哭成一团。
俞敏洪哭着说，既然你们这么难受，那我也走。
众人哭着说，你是创始人和负责人，你能往哪走？
最后大家哭闹了半夜，又都不走了。这个会一直开到凌晨五点才结束，走出会场时，每个人都感觉，一个新的新东方诞生了。
俞敏洪立下军令状，说哪怕老妈半年不给我做饭，老婆半年不让我上床，这件事也非做不可。
后来，俞敏洪的姐夫不想让俞敏洪太为难，主动要求退出，并劝说李八妹考虑考虑俞敏洪的处境。李八妹也认识到，两方面都不退步，最受折磨的是俞敏洪。于是老太太口气也渐渐软了。
老太太一松口，事情就好办。最后，新东方董事会以同意李八妹城承包新东方食堂为条件，换取了俞敏洪家庭成员的退出。虽然俞敏洪偷偷给两边的姐夫都补了很多钱，但姐姐为此生了很长时间的气。
俞家人一退出，其他合伙人的家庭成员自然就跟着退出了。于是就剩下分金银和排座次的事。
分金银的事又是一通争吵。俞敏洪主动提出，我只要45%。但咨询公司建议说，俞敏洪必须占大股，否则容易出现被小股东联合干掉的风险。
最后决定，新东方折算为一亿股，俞敏洪个人拿45%，另外代持10%，留给后来人。徐小平和王强各占10%，其他8个股东占0.5%、2%、3%不等。
股份制以后，氛围马上不一样。本来，当时公司只有俞敏洪一个人有车，就是为了迎接徐小平而买的帕萨特，其他人都是骑自行车上班的。但是股份制会议后，第一个会议就是讨论，11个董事会成员，应该每人配一辆车，于是统一买了10辆桑塔纳。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迹象：人心已经变了，开始互相攀比，讲待遇，谈条件了。
紧接着，又出了更大的问题。
按照以前的分配原则，各人管的一摊是属于各人赚的钱，交完费用之后，自己拎回去。现在如果要上市，必须得造利润，就要全部留在公司。于是一下子，除了俞敏洪以外，所有人心里就不踏实。
尤其是，当时新东方学校的法人还是俞敏洪，由于政策限制，新成立的股份公司没办法把学校装进去，等于是个空壳。大家觉得俞敏洪成立公司是一个阴谋，目的是把所有权力收回去了，大家分的只是一个空壳。于是，就组成了小股东联盟，和俞敏洪斗争。
但是大家斗来斗去，每个人也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俞敏洪也不知道该给大家什么。而且，知识分子的臭毛病是，想要利益又不愿明说。董事会上吵架，动不动就是“你就是个骗子”、“你伤害了我的感情”，然后一会又黑格尔、尼采、亚里斯多德都出来了。
咨询公司的人觉得这群疯子简直不可理喻，连咨询费都不要，就放弃项目撤走了。
俞敏洪等人认为，找国外的咨询公司会不会好一点？于是又花100万，把普华永道请过来。
普华永道的人搞了三个月，也觉得这帮人毫无商业意识，一点都不讲理性。于是也不愿意陪他们玩了，只拿了50万首付款，余款都不要，也跑掉了。
一群人只能又吵得天翻地覆。一会儿徐小平被赶出董事会，一会儿俞敏洪又被剥夺董事长和总裁的位置，不许参加总裁办公会和校长办公会。
至此，兄弟之间，都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从前的亲密无间，早已烟消云散。虽然他们还会一起喝酒说笑，一起做演讲并在台上互相调侃，显得感情非常好，但每个人都知道，他们再也回不到过去。
哪怕是最善良的人、最伟大的理想、最纯真的友谊，在利益面前，都是如此脆弱，如此丑陋不堪。这不能不说是人性的悲哀。
好在，当时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让大家保住了最后的颜面。
2000年，知名记者卢跃刚受邀为新东方写一本传记。俞敏洪等人的本意，是写一本宣扬新东方的作品。虽然卢跃刚提出，我是客观写作，是好是坏都会秉笔直书，但当时俞敏洪等人都非常自信地认为，随便你写，反正我们都是好的。
没想到，卢跃刚一进场调研，就遇到了兄弟阋墙的故事。作为写作者，卢跃刚大为兴奋，而被写者则万分尴尬。
但卢跃刚发挥了所有人都没想到过的作用。由于独立第三方的超然地位和调研者的身份，他成了所有人的倾诉对象和传话渠道。俞敏洪等人之间不想直接说的话，都通过卢跃刚来传达，避免了尴尬，并留下了转圜的余地。
同时，哪怕是争吵到最激烈的时候，大家看到卢跃刚正在旁边一丝不苟地做着记录，于是心里都悚然存着对“史笔”的敬畏，哪怕是再注重自己的利益的人，都不敢突破底线胡乱说话。
8
2004年底，美国老虎基金作为外部投资者，向新东方注资3000万美元，占10%股份。也就是说，新东方估值3亿美元。老虎基金并宣称，如果其他人愿意出售股份，其都愿意以这个价格收购。
此举一下子解决了所有矛盾。因为大家都看到，自己手里拿的股票，不再是空中楼阁，而是随时都可以变成钱。困扰了新东方数年之久的利益纷争，一举平息。
俞敏洪开始仔细研究上市的有关规则，但越是研究，他却越是不想上市了。因为上市后，他将面临着资本的压力，而不得不放弃很多理想主义的做法。此外，作为创始人和董事长，他和新东方是密切绑定的，所有人都可以套现离开，但他却将在很长时间内被锁死，无法退出。
他向股东们提出，不想上市了。大家都劝说，“老俞你干嘛不上，上了你最有钱。”
事情走到这一步，早就已经由不得他。不上市，老虎基金不同意，大家也不同意，他将面临众叛亲离的局面。公司内部的矛盾，也将永远无法解决。
哪怕俞敏洪内心再抵制，他也无法抗拒所有人的压力。何况他本来就是一个很难忤逆众意的人。
2006年9月7日，新东方终于登上了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成为第一支在美国上市的中国教育公司股票。俞敏洪、徐小平、王强都一举成为亿万富翁。俞敏洪以16亿元的身价，被媒体称为“中国最富有的老师”。
在上市之前，为了给资方及外部董事腾出位置，徐小平、王强都退出了董事会，只保留股东席位。敲钟那天，他们三人一起站在纽交所的台上，或表情严肃，或微微而笑，和一年前百度上市时，李彦宏等人喜极而泣，形成了意味深长的对比。
当晚的庆祝宴会后，已经成为中国最有钱老师的俞敏洪，一个人悄悄来到哈德逊河边，默然静坐了两个小时。他的心中没有太多喜悦，只有无比的惶惑。
他认为，上市是新东方的里程碑，却是他个人苦难的开始。他想要办的是一家理想主义的教育机构，但从此以后，市场将要求新东方每年20%-30%的增长。他将从此苦苦挣扎于教育理念和增长理念的夹缝之中，不管有多痛苦，都退无可退。
徐小平和王强退出新东方后，成立了真格基金，在投资领域混得风声水起。
三人一起走来，最后只有俞敏洪一个人承担着所有，用俞敏洪的话说，“真正送命的只有我一个人”。
当俞敏洪后来公开表示后悔上市时，徐小平以一贯的态度，斥责他“反动，开倒车，侮辱了所有投资人。”
2013年，俞敏洪接受优米网创始人王利芬访谈时说：“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把新东方放掉，我恨不得从来没有做过新东方……”
王利芬问：“等于说你奋斗这么多年，其实得到了一个你自己并不想要的结果？”
俞敏洪：“对，就是这样的，百分之一百是这样的。”
俞敏洪接受王利芬采访/图源：俞敏洪访谈，优米网，腾讯视频。
9
俞敏洪的人生故事，似乎在上市的那一刻，就已经到此为止。
他的名气越来越大，但是，能让人记住的事情几乎都发生在2006年以前。近些年来，他给人留下印象的，只有浑水做空、《中国合伙人》上映、新东方年会神曲事件、“中国女性堕落”言论等寥寥几件，甚至连“新东方在线”登录港交所，都没能引起太多关注。
目前，新东方的市值已经高达212亿美元（约1470亿人民币）。
但这样的数字，对俞敏洪来说，只是他在完成对别人做出的承诺而已，与他自己心灵和灵魂的需求，毫无关系。
而且，不仅上市是违背他的本愿，其实就是历数他58年人生的种种，又何尝不是呢？
因为母亲摔成泥人，他悬梁刺股学习，终于考上北京大学。
因为妻子的狮吼，他扔下手中的《三国》，捧起了托福书，然后又被迫做校外兼职。
因为要攒出国的学费，他做了新东方，后来却一脚踏进商界，再也没有机会留学。
因为一心扑在新东方，他错过了陪伴女儿和儿子的宝贵时光，每次离开温哥华时，面对女儿“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的询问，他只能把欢笑写在脸上，把眼泪咽进心里。
他把最好的朋友从美国叫回来，却可能是最错误的决定。其中最难过的，可能是他们逼着自己伤了母亲的心。虽然这对新东方的发展有好处，但是对俞敏洪来说，孰重孰轻，殊难认定。
他想按自己本心做一个实现自己理想的教育机构，最后却是做成了一家必须按照资本意志行事的上市公司。
俞敏洪从小的性格，就是逆来顺受。母亲给了他“老虎”的小名，却又用“虎妈”的威风，压制着他的自由意志。
在很多年里，他与人交往，是典型的讨好型人格，从来不愿意忤逆任何人的意思。
“三架马车”时期，哪怕他已经是团队里说一不二的老总，也是任何人都可以随时走到他办公室把他臭骂一顿，而他却不敢反对任何人。
可能也只有在喝醉酒的时候，他能短暂做一会儿自己。所以年轻时，他每年都要喝断片三四十次。而现在，他已经不敢喝醉。每年喝断片的机会，减少到两三场。
他的天性无比向往自由，却总是被命运套上沉重的枷锁。从母亲，到妻子，到朋友，到投资人，到社会……
他负重前行，为众人承担着自己本不愿意的这些那些，他的内心在拼命挣扎，渴望脱离樊笼，但是肉身却越陷越深。
在优米网的采访中，王利芬说，“采访到这，我的心不停地下沉……听完你人生的故事，我觉得满沉重的……”
而俞敏洪则说：“人生的苦难是没有尽头的……”
在俞敏洪看来，人生下来就是受苦的。也许，就算是事业再成功，也无法他拯救内心的悲凉。
他多次和人说过，最想做的，就是像弘一法师那样遁入空门，但是，他却根本就无法像李叔同那样斩断凡尘。
他说，在温哥华家中的书房待着，什么事都不想，静静地看书，就是最幸福的时光。而每次看到返回北京工作的日子越来越近，就会心里紧张，只恨不能多待些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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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俞敏洪想要过遵从本心的日子，随时可以，只要他舍得放下。只要他认识到，地球没了俞敏洪，会照样转动；新东方没了俞敏洪，照样能发展得很好。
即使退一步讲，就算他走以后，新东方逐渐没落，但那又和他有什么关系呢？他已经58岁，如果新东方要衰落，他就算能护得了一时，又焉能护得了一世？
但是恐怕，俞敏洪很难这样想。他的性格早已注定，他就是要为别人而活，他的生命不能有自己。哪怕他把弘一大师的传记读一百遍，他依然看不破“放下”二字。
1942年10月13日，弘一法师圆寂于泉州，去世之前最后留下的遗言，是“悲欣交集”四个字。
俞敏洪这一生，以其世俗的成功而言，可谓“欣”矣；而以他内心的希冀而言，又可谓“悲”矣。
王强说，俞敏洪的墙上曾经挂着一幅沙漠里的骆驼，那骆驼就是老俞。
他跟老俞说，你长得越来越像骆驼。不仅神似，形似。你看那个脸，一调换，都不用穿越。
我看来看去，俞敏洪原来竟是，一只悲欣交集的骆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