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不图利，招收的学生既没有有权的，也没有有钱的，只有应届毕业生和穷书生
文图/叶明 李文涛 杨子晔
“推农村法制，呼社会保障，数度重版竞争法学，乃国内法经济学第一人 ; 创博士学校，挂大学校牌，再次构建发展平台，是西政人气旺盛最佳时。”西南政法大学俞荣根教授将此句话作为种明钊教授80寿诞的贺词，寥寥数语道不尽种明钊教授的毕生功绩，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的多面人生。
种明钊教授一生经历多重身份：立志报国的青年、潜心治学的学者、教书育人的师长、恪尽职守的校长、服务人民的人大代表……回首他坚实刻画的每一个角色，均可谓尽善尽美。
退休后的种明钊。
2020年2月14日12时44分， 全 国杰出资深法学家、“法经济学”的先驱者——种明钊教授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享年88岁。
辗转三千余里投父
李宗盛的知名歌曲《真心英雄》中“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广为传唱，此句话也折射了出生于抗日战争初期的种明钊老师历经坎坷与挫折的一生。他在这一路风雨中且歌且行，终成一代名家。
种明钊，1932年7月出生于山东滕县(现山东省滕州市)。身处孔孟之乡， 种老师自幼深受儒家文化熏陶，耳濡目染间累积成其卓越的品格。1938年，滕县失守，时年六岁的种老师追随母亲辗转三千余里奔赴重庆投奔父亲。在重庆乡间，种老师完成了小学学习生涯。整个抗战时期，种家六七口人苦中作乐， 相互扶持，随着抗战迎来曙光，种老师的人生亦开启一段新的征程。
1945年9月，种老师考入重庆的知名教会学校——广益中学读初中一年级。1946年7月，又随全家迁往昆明，转入私立中学——五华中学，在这里，他遇到了影响其一生的良师益友——杨老师。
杨老师受种父之托，关照和督促他的学习，是种老师学业和人生道路上的引路人。一方面，杨老师勤奋刻苦的学习精神树立了良好榜样，促使种老师从不求上进华丽蜕变成为积极进取的青年 ;另一方面，杨老师在教育上循循善诱、因势利导，向学生传授为人处世之道，在他的影响下，种老师逐渐养成良好的道德修养。
在昆明读中学期间，正值国民党反动派气焰嚣张之际。在身边好友的影响下，种老师受到进步思想的洗礼，投身于蓬勃向上的学生运动中。初中二年级时，他加入学生团体——新锋歌咏队。这是一支由云南各大高校的大学生和一些中学生组成的旨在歌唱民主自由、反抗剥削压迫的团体，通过唱歌、诗歌朗诵、出壁报、演话剧等活动传播进步思想。
其间，种老师还在《正义日报》《复兴晚报》等报纸上发表一些具有进步思想的文章，揭露人民大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悲惨境况，痛斥当时社会的黑暗腐败、道德沦丧。
其文章中曾写道“：黎明将临，国家也渐渐走上民主的道路，但有钱有势的达官显贵和豪门大贾们，反而内心惶惶坐立难安，大有‘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之感，他们知道纵有飞天的本领，又岂能逃出‘清算’的手掌和惩罚的圈子呢!”
进步思想武装头脑
1949年，全国各地陆续解放，蒋介石政府妄图把云南作为“反共复国”的大后方，云南的革命斗争形势愈发严峻。此时，种老师越发渴求革命思想。1949年2月，他转学到天祥中学，仔细研读《新民主主义论》《中共八大名将介绍》等进步书籍，用进步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并继续从事针砭时弊的艺术活动。
种老师回忆，当时他印象最深刻的演出是在云南大戏院为赈灾募捐而参演的《金圆扇》舞。剧情建立在1948年8月，蒋介石政府为遏制通货膨胀而超量发行金圆券，反而导致通货膨胀愈演愈烈，致使大量的城市中产阶级因此破产，国民党财政金融系统全面崩溃。
种老师和同学们用金圆券钞票折成扇子作为道具，上演了一场讽刺反动当局这一失败经济政策的精彩大戏，并被记者拍下登在《西南快报》的封面上。
在国民党高压统治下从事进步活动无疑是冒险的，种老师在昆明解放前夕的白色恐怖中也险些被困。他说他到现在都很清楚地记着那一幕 ：1949年9 月1日，天祥中学熊校长神情紧张地在大食堂向同学们宣布，天祥中学被勒令停止办学，同学们在吃完饭后可以各自回家了。
种老师听完后忧心忡忡，考虑到当时的政治形势，立刻返回宿舍取走当时的“违禁书籍”《新民主主义论》和《中共八大名将介绍》，准备离开学校，刚出校门就看到几辆满载国民党军警的卡车向学校飞驰而来，幸好天无绝人之路， 公路边有条小路，他从小路返回家中， 方才躲过一劫。
黎明前的黑暗总是最黑的，但破晓为等待它的人而来临。1949年12月9 日，云南和平解放，种老师的人生也步入新阶段。
“与西政的不解之缘”
天祥中学关停后，种老师重返五华中学读书。1951年6月，他正式高中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云南大学，并在此结识了夫人邓宏碧女士。
1953年，以西南人民革命大学政法系为基础，合并重庆大学、四川大学、贵州大学、云南大学、重庆财经学院的法律院(系)正式挂牌成立西南政法学院， 原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将军出任首任院长。种老师正是在这次院系调整中回到重庆，与西政结下不解之缘。
种明钊参加会议。
来自云南大学法律系和政治系的大三、大四同学被编为专修科四班，学习一年即可毕业。尽管有同学对此愤愤不平，认为自己考入的是四年制本科， 最后却成了专修科毕业，但在班主任和学生班长种老师的一番开导之下，大家最终还是安定了下来。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在刚刚建校的西政只读了一年就正式毕业了。种老师在毕业前的分配志愿书上写道：“坚决服从国家统一分配。”最终成为那一届留校任教的十人之一，与西政的缘 分就此延续下去。他最初被安排在国家 与法理论教研室担任助教，主要负责课 后辅导、组织课堂讨论以及完成教研室 琐事杂务等。
由于学校缺少讲授政治经济学的教师，1955年，种老师被派往四川大学读研究生，师从苏联政治经济学家卡契金。这位苏联专家人生经历丰富， 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种老师的学业和为人产生了重要影响。种老师回忆道“：卡契金治学之严谨，待人之真挚，生活之朴素，律己之严格，教学之认真都是十分罕见的。”
在严师的指导下，种老师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研读马克思经典著作《资本论》。他几十年来一直认为，《资本论》绝不仅仅是一本伟大的经济学著作，同时也是一本哲学巨著、法学巨著，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天才人物的智慧结晶。
这段学习经历为他在未来提出法经济学概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经过两年的刻苦学习，1957年6月，种老师顺利通过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获得研究生学历。
返回西政后，种老师被调至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任党支部书记，开始走上讲台正式授课。任职之初他工作非常繁忙，每周要承担14个小时的上课任务， 还要参加劳动、政治学习、组织生活、各种会议等，只能熬夜备课，加之当时正值三年困难之际，国家粮食短缺，身体状况受到一定影响。
他晚年回忆道：“尽管条件艰苦，但当时人的精神面貌很好，不畏苦难、奋不顾身，勇挑重担，从无怨言，回想起来实在难能可贵。”
种老师在“文革”之前曾两度下乡， 第一次是在1959年，他带领60级5班的学生去重庆巴县(现重庆市巴南区)鹿角公社，历时半年 ;第二次是在1965年至1966年6月，他带着67级3班的同学到丰都县厂天公社参加“四清运动”。他事后感叹下乡中最令他感动的是西政学子的优秀表现，学生们既表现出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也充分体现了吃苦耐劳，不畏艰险的精神。时隔四十多年后，他仍能记得当初一同经历艰苦岁月的学生的名字。
“首倡法经济学”
随着国家对民主和法制越来越重视，种老师在1979年开始关注经济法， 并在这方面著书立说。1980年1月10 日《重庆日报》 刊登了种老师撰写的《试论用法律方法管理经济》一文，文中提出“管理经济一定要采取法律办法”“管理经济如果没有法律办法，所谓经济办法将要大半成为空话 ;所谓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也要大半成为空话”等观点。
接着他又在“全国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会”上发言，写出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与经济立法》一文，后收录在《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论文集》中。在“法律虚无主义”尚未消退的年代，提出用法律办法管理经济和依法治国的观点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这篇文章当年还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
由于种老师既拥有经济学学术背景，又具备深厚的法学功底，他开始转向对经济学和法学交叉性学科的研究。经过多年的思考和研究，1982年，他的代表作《建立法经济学刍议》一文诞生，投到华东政法学院复刊不久的《法学》并收到该刊的录用通知。
当时的西南政法学院院长胡光同志得知后说：“听说你撰写了一篇大作，怎么不投到《法学季刊》(《现代法学》的前身)?”种老师就把该论文从《法学》撤了回来，后发表在《法学季刊》1983 年第二期上。
因为1983年正是马克思逝世100 周年，为纪念马克思，种老师对论文稍作改动，并将题目改为《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理论基础与法经济学的建立》。在该文中，种老师主张把法学和经济学有机结合起来，建立一门结合法学和经济学的交叉学科——法经济学。
囿于当时的信息、技术条件，国内外相关的研究文献极度匮乏，参考资料的不足使得种老师在法经济学方面的研究举步维艰，一时间难以输出更多的研究成果。后来循着西方法经济学研究的线索，与弟子顾培东合作了《西方法经济学评介》(《法学季刊》1985年第1 期)一文，再次提出“创立一门全新边缘学科——马克思主义法经济学”。同年， 又同顾培东合著了《论我国立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步》，发表在《法学杂志》1985年第5期。基于法经济学上的丰硕成果，种老师被法学界誉为“中国内地法经济学的第一位倡导者”，而西政也由此被称为“中国内地法经济学的发源地”“中国内地法经济学的芝加哥大学”，这是难得的殊荣。
20世纪80年代，中国法学研究聚焦于城市方面，而农村法制建设却鲜有人提及，于是种老师以敏锐的学术嗅觉，将研究转向农村法制建设，在1986 年以“中国农村经济法制研究”为题，申报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并得到评审组专家的高度重视，一致通过定为“七五”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
1992年，作为项目研究成果的《中国农村经济法制研究》一书出版，并获四川省人民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该书被认为是“第一部从法学视角对各种农村经济关系进行全方位审视的理论专著”，开创了中国法学界全面探索农业法律总体规范和调整的先河。
抓紧社会保障权研究
在从西南政法大学校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后，种老师将工作重点转移至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和国家级重点教材《竞争法学》的编写上。2000年，他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研究》一书出版，该书紧紧抓住公民的社会保障权这一线索，第一次从法学的角度系统地研究了社会保障制度，较之同时期的著作实现了一次理论的跨越。
著名法学家王家福教授在对本书的评语中写道 ：“本书是一部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优秀学术著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难得的优秀成果。”另外，种老师还主编了多版竞争法教材，获得广大学子的一致好评。
作为法学领域的知名专家，种老师心系苍生，立志为国家的法治建设作出贡献。他曾任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多次以议案、建议、撰文、发言等形式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看法：针对党政机关领导人员专业结构问题，种老师提出应当有意识、有计划地选派或提拔法律人才进入各级领导班子，使政府部门的人才结构和知识结构更趋科学合理。为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种老师提出建立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在各级政府机关配备强有力的法律顾问班子，在管理经济、处理社会矛盾时，依靠法律顾问作出决策，解决各级政府所面临的法律问题。
申办博士点
1983年，学校领导班子调整，种老师被任命为西南政法学院副院长，分管教务处、研究生处、成教处、外事处、科研处等部门。1991年6月，种老师受命于学校发展困难之际，任西南政法学院院长。当时西政百业待兴，改革和发展的瓶颈凸显。
上任之初，他就暗自下定决心，不干出点事情决不罢休。经过深思熟虑， 种老师将自己的打算与领导班子的其他成员交换了意见，并在校长办公会和党委常委会上多次讨论。具体来说，种老师立志于办成三件大事：一是加强重点学科建设，申办博士点 ;二是更改校名为西南政法大学;三是成立出版社。
其中，第一件事为重中之重。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全国重点大学几乎没有一所尚未申请到博士点， 甚至许多非重点大学都设有博士点。西政作为一所老牌全国重点大学，如果没有博士点，未来的发展道路将会十分逼仄。
毋庸置疑，申报博士点可以带动学校教学、科研、师资队伍建设、后勤管理、对外交流等诸多方面的进步，有利于促进学校的改革和发展，使得学校综合水平更上一层楼。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申请博士点的条件越发严格，比如，博士生导师的年龄有了限制条件。为了达到国家关于申请博士点的要求，西政相继出台了有关教学、科研、人事、分配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
例如，在《西南政法学院“八五”工作规划》中规定 ：“建设好现有的3个院级重点学科，逐步再增加两个至3个院级重点学科，5年内争取1个至两个学科达到省级和国家级的重点学科。”“力争成为博士学位授予单位，获得1个至两个博士点”，“加强对中青年教师的培养，每年拨出一定的高级职称指标，破格晋升中青年老师。”
在种老师的正确领导和全校师生的齐心协力下，西政先后取得3个省部级重点学科，并在1994年获得诉讼法学博士学位授予权，一举填补了西政没有博士点的历史空白。紧接着在1996年经济法学又取得了博士学位授予权。
博士点的成功申报为西政日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一批在全国有影响力的法学专家在西政获得博士学位， 如全国十大中青年法学家左卫民、孙长永、应飞虎等。
挂大学校牌
种老师为更改校名同样殚精竭虑。早在1985年，学校就意识到校名不单是一个代号层面的问题，更与学校在招生、人才培养、学科发展等方方面面都息息相关。1985年，当时还是副院长的种老师到北京有关部门申请，但由于一些特殊原因，这次改名申请未获通过。
1991年，此事重新被学校提上讨论议程，时隔6年更改校名的条件早已发生变化，国家教委出台了《普通高等学校申请更改名称问题的规定》，并成立了专家评定委员会专门负责研究是否符合更改校名的条件。虽然申请条件提高、程序更加复杂，但西政并没有停止申报的脚步，同时积极创造条件来满足文件规定的各项要求。
种明钊和学生在一起。
1995年，种老师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提出了《关于西南政法学院更名为西南政法大学的议案(草稿)》并征得法定数额的代表签名。同时他又委托重庆市委书记将改名申请报告转交给国家教委主任。
当年4月12日，国家教委的正式文件下发，同意西南政法学院改名为西南政法大学，消息传来，全校师生员工以及广大校友都欢欣鼓舞。5月，“西南政法大学”正式挂牌，种老师成为西南政法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在他看来，十年的努力在这一刻终于尘埃落定，可谓来之不易。
令种老师颇为遗憾的一件事是没能成立学校的出版社。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学校办学资金匮乏，每年仅工资支出就占全部拨款的70%，其余部分用来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转，支付图书资料、设备更新、奖助学金、差旅费等开销，根本没有资金用来支持老师出版科研成果，致使不少老师研究热情减退、无法晋升职称，最终人才外流。
为解决这一问题，西政在1987年就开始考虑申请成立出版社，1989年至1995年间，校领导们多次到有关部门申请，但因为种种原因，出版社最终没能获得批准，成为烙印在种老师心头的一块心病。
种老师担任校领导期间，西政的对外交流也取得了长足进步，学校先后与美国华盛顿大学、加拿大多伦多约克大学、法国图卢兹大学、日本广岛修道大学等建立了校际交流关系。
种老师的鞠躬尽瘁换来了学校的飞速发展。他在任期间，除了办成两件大事外，也创造了多个第一 ：西政成为全国第一批具有法律硕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成为全国第一批举办法学研究所课程进修班的高校、成为重庆唯一一所硕士点评估中全部获得“优秀”级别
的高校、引进了西政的第一个博士……《法制日报》(现更名为《法治日报》)《南方周末》在报道西政时曾表示，1993年到1997年是西政发展最快、步子最大的5年，也是人气最旺、最有生机的5年。
曾在种老师身边工作9年的黄超法官评价道 ：“种校长在西南政法大学任教六十余年、担任校(院)领导14年的生涯中，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举动，也许没有惊世骇俗的名言，而他却硬是凭着对西政的一颗赤子之心和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继承和发展了西南政法大学
求实创新的学风，坚持执行了严明的校纪，为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事业输送了一大批质量优良的人才。”
“在耕耘中收获快乐”
从登上讲台的第一天起，种老师就扛起教书育人的重担，兢兢业业地完成每一项教学工作。从领导岗位退休以后，他将更多精力和时间集中在研究生的培养上。
对于如何培养研究生，种老师颇有心得，他强调读书一定要将学做人摆在首位，在和学生的交流中，“如何做人”是他反复强调的问题。据西南政法大学 经济法学院原院长盛学军教授回忆 ：“种老师多次告诫我们既要做好学问， 又要做好人，而唯有人做好，学问才能 做好。他经常将《论语》等有关传统文化和道德修养方面的经典著作买来， 一一送给他的博士生，并要求我们认真 阅读，身体力行。”
在治学方面，他有两项重要要求 ：一是精读古今中外的名著和精品 ;二是要拿出像样的成果，写出合格的博士论文。
种老师晚年总结了培养学生的重点内容。首先，他组织研究生参与课题和统编教材的研究和写作，启发他们的研究思路，提高他们进行学术研究的综合能力。他的国家社科项目《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研究》《国家干预法治化研究》等均吸收了博士生作为课题组成员，有的还担任课题报告副主编。
同时，注重教学相长，师生合作。为了激发研究生学术研究的兴趣，开发他们的学术潜力，种老师注重与研究生的合作、相互学习。他与学生应飞虎在《现代法学》合作发表了《经济人与国家干预》等文章，与郑鹏程在《政治与法律》合作发表《西部大开发中的政府高强度干预》……
此外，倡导和鼓励学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体验理论和实践的异同和结合。种老师采取“请进来”和“走出去” 双向结合的博士培养模式，一方面邀请人民银行、银行监管部门、工商局等部门的同志给研究生上课，另一方面也带领学生到工商局、社保局、劳动就业局等单位调研，与一线的执法人员面对面交流。
最后，反复强调做学问要老老实实，不搞歪门邪道，投机取巧、弄虚作假。针对学风败坏、学术造假的现象，种老师要求学生们时刻保持警醒，写博士论文、发表学术论文一定不能抄袭别人的成果、否则会身败名裂、悔不当初。
培养研究生尽管有时颇费精力，但种老师觉得这些年带给他最多快乐的就是这些博士生、硕士生。他回忆道：记得我们经常三五成群一起爬歌乐山，漫步森林，领略大自然的美好风光，在乡村农家乐寻觅一处僻静的角落，师生几人围坐一起，饮山泉之清馨，纵横南北， 谈笑风生;尝农家之素淡，驰骋东西，畅叙幽情。
他也还记得一起探讨学问时，那种争论不休、当仁不让的场景仿佛就在昨天，那种一丝不苟、执著求真的精神依然在眼前徘徊。更是记得一起谈论生活、思考人生、互诉肺腑，话语朴质而充满真情真爱，言语简单而关爱之心倍显。总之，在与学生相处的日子里，是一段令人铭记难忘的美好时光，因为这里有师生情，有朋友情，既给人以欢乐，也给人以温暖。
率先垂范感动弟子
2011年7月10日，经济法学理论与法学教育研讨会暨种明钊教授80华诞庆典大会在西政渝北校区图书馆学术报告厅隆重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余名学生和社会各界人士为种老师庆祝生日。会上，大家回忆起了和种老师相处的点点滴滴。
四川大学顾培东教授总结了他从种老师和其他老一辈法学人身上学到的东西：一是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二是民主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立场和意识;三是勇于创新的意识;四是对教育事业的无限热忱和对学生高度负责的精神。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王晓晔对种老师与人为善的品质给予了高度评价，她说：“我敬重种明钊老师，更大程度上是出于他的与人为善和待人真诚，因为不在一个单位工作， 种老师很多优秀品质不为我知。然而， 就在和种老相处不多的时间里，我也深深感受到他是一个与人为善和乐于助人的人。”
深圳大学应飞虎教授也深有感触， 说道：“我之所以走上学术路，我今天在学术上取得的一点成绩以及我在为人处世方面走向成熟，都源于种老师的教导和鼓励。最初我对学术研究并没有感觉，当我处在迷茫的十字路口时，是种老师给我指点了出路，最终我坚定了将学术研究作为我的毕生追求。种老师告诫我们做学问要做有价值的、有创新的，还要懂得对法律进行跨学科的研究。除了学术上的影响，种老师还运用各种方式在为人处世方面教育着我，现在我也是这样教育我的学生的。”
湖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郑鹏程回忆道 ：“先生不仅以其特有的 ‘无声胜有声’的方式教给了我们治学的基本方法和技巧，同时率先垂范，教给了我们做人的基本道理。先生不求 名，担任校长期间潜心行政管理工作， 把学术机会让给别人 ;先生不图利，招收的学生既没有有权的，也没有有钱 的，只有应届毕业生和穷书生。先生这 种淡泊名利的崇高品德时刻鞭策着我 们，使我们不至于迷失方向。”
寿终德望在，身去音容存。种明钊教授与世长辞已近一年，作为经济法学界的先驱者，他的功绩不可胜言;作为难觅的人师，他的德望不可斗量。而他的精神与品格将永垂不朽，代代传承。他未完成的心愿——西政“双一流”建设与成立出版社还要西政人继续努力。
(秦邯对本文亦有贡献)
来源：法制与新闻
文图/叶明 李文涛 杨子晔
编辑：薛洪涛 版式：周洁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