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障碍是一种先天基因导致的大脑功能轻微失调。在中国，大约5-8%的适龄儿童患有阅读障碍，人数可达上千万。图为纪录片《我不是笨小孩》剧照。（资料图/图）
关于阅读障碍，现有的研究仍有许多未解的疑团，它的成因有多种理论解释，孩子表现出的症状也可能各不相同。
汉语阅读障碍从1980年代才被首次报告。在中国，大约5-8%的适龄儿童患有阅读障碍。他们眼中看到的文字似乎挤成一堆，可能会闪烁不定，认字时看漏看错，写字增减笔画、颠倒部件。由于先天大脑功能轻微失调，这些孩子很难学会识别和书写字词。
舒华是汉语阅读障碍最早、最权威的研究者之一，也是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一直致力于阅读障碍的认知神经机制研究。李虹是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教授，从2016年起帮助了一些阅读障碍家庭，为他们提供干预和建议。
她们为纪录片《我不是笨小孩》担任专家顾问，希望将阅读障碍的概念向社会普及。2021年3月，二位学者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专访。
“阅读就是很难习得的”
南方周末：汉语阅读障碍研究的历史还很短，最初是怎么发现的？
舒华：以前人们认为汉语是没有阅读障碍的，认为汉字就是画，把一幅画记下来不可能有什么阅读障碍。拼音文字中的阅读障碍主要是语音的问题，要把一个字母和一个读音对应起来，如果对应不起来，看着词就不会读。1980年代初，我记得我的导师到美国去访问，曾经有教授站起来问她，中国有没有阅读障碍？导师就说，我们还没有做过系统的研究，现在还不能回答你。那时候还特别早，我们很想把这个研究做出来，能够跟国际交流。
英语阅读障碍的发现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国际上阅读障碍研究非常热，是非常前沿的一个学科，它有很多应用的价值。国外的人口不像中国这么多，优秀的人力资源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有庞大的人群不能得到很好的教育和发展，对社会是很大的浪费，所以他们投入很大的精力去研究阅读障碍问题。
汉语最早是1982年，美国密歇根大学的一个教授做了一项跨文化研究，对美国、日本和中国台湾这三个地方使用三种语言文字的儿童做了研究，发现阅读障碍的比例是类似的。从他开始，汉语被发现是有阅读障碍的。
南方周末：学界估计国内5-8%的学龄儿童有阅读障碍，这个比例是如何得出的？
舒华：我们最早做了很多大型研究，八百、九百、后来又做两千人，从这里筛出来符合阅读障碍标准的大概占多少；然后我们又从另外一端来做，班级的老师给我们推荐一些阅读有困难的孩子，我们拿做好的标准去筛查，有些孩子阅读差是跟情绪、动机有关，这也不算阅读障碍。根据老师的推荐，我们筛查出阅读障碍的孩子，反过去再看他们是从多少个孩子里挑出来的，那个比例是差不多的。这个比例确实挺惊人的。后来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它的重要性，独生子女家庭更加明显，（如果）孩子是阅读障碍，可能一个家就会毁了。
南方周末：汉语的阅读障碍和其他语言有什么不同？
舒华：英语的阅读障碍主要表现在单词的形和音的对应，看到一个词却读不出来，比如说cat（猫），正常的孩子看到c、a、t，cat，就能念出来\kæt\，阅读障碍的孩子拼不出来。阅读障碍儿童在辨别语音上都是有困难的，而且大量的研究表明他们上学前、甚至有的从出生开始就存在这种困难。除了语音加工的问题，还有速度问题——形和音对应的速度非常慢，各种语言里的阅读障碍都有这样的问题。
汉语还多了一些其他语言里没有的问题。一个是语素意识缺陷。我们汉语中有很多同音字，一个音同时对应着很多字的意思和字形，这个就是同音语素，阅读障碍的孩子在这方面是有问题的。再有，同一个字还代表不同的意思，比如说“面”，它可以代表面包，也可以是面孔、面容，代表不同的意思，在这些区分上，阅读障碍的孩子都是有困难的。
还有一个就是字形，我们的字形非常复杂，其他语言的书写顺序都是相对固定的，从左到右，由几十个字母组成不同的词。我们是笔划，然后又组成一些部件，空间位置非常复杂。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孩子写字很困难，比如部件位置的问题，某个偏旁在字的左边还是右边，是有规则的。这些组字的规则，阅读障碍的孩子也很难习得。所以他们在读和写上都遇到非常大的问题。
南方周末：在人类历史上，阅读很长时间里都不是一项必备的能力。在古代社会，不会识字与不会画画也许区别不大，会不会只是当前时代的某些要求让它成为一种障碍？
李虹：我完全同意这个观点。人类的文明最多不超过五千年，严格意义的文字大概只有三千年的历史。我们的口头语言技能是经过漫长的进化过程得到的，心理语言学家认为人类大脑中有一个先天的语言获得装置，使得我们的大脑能够从与他人的互动中，抽象出语言的基本元素（词汇）和构成规律（语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学会听和说是人类很基本的能力。但是文字就不太一样了，文字的历史太短了，大脑在进化过程中可能还没有让每个人都准备好足够特异性的脑区来负责这个功能，所以变得比较困难。
此外，一直到工业文明之后，我们的社会才要求每一个个体都会听说读写，古代的文人其实非常少，大部分人是文盲，只有少数有钱有闲的人才会接受教育、接触文字。其实学习阅读就是学习口头语言和书面书写符号之间的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是人为的规定，在不同的语言体系中又非常不一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阅读就是很难掌握的。
只要中小学能跟上，很多孩子能上大学
南方周末：阅读障碍能通过后天的训练和干预改善吗？
舒华：有些和遗传有关，比如像语音的问题比较难改善，另外大脑某些领域的表征和激活存在问题，再怎么训练，这些底层的东西实际上很难改变。但有一些问题可以改善，后天训练是有效的，特别是从早期开始。阅读障碍的孩子最困难的时期是在小学阶段，随着年纪的增长，如果我们持续对他进行良好的教育、训练，很有耐心地进行干预，他可以用一些高级的认知功能、思维、策略来代替基本认知方面的缺陷。国外有很多阅读障碍的孩子，小学和中学阶段他只要能跟上，很多能上大学，甚至还能读博士，文科难一些，读物理、数学、艺术都没有问题。
我们有一个孩子已经上中学了，就是《我不是笨小孩》里的群晓，他一年级的时候父母找到我们，当时我们给了一些建议和指导，但仅仅依靠上几节课是不行的，最主要的训练还是他父母来进行的，只有父母时时刻刻伴随在孩子身边，很重要的是跟他的情感交流，让他树立自尊心、自信心。他的父母做得非常好，一年级来的时候不认识字、写不了字，到五年级的时候，他已经特别喜欢阅读，像《哈利波特》这样的大部头都读，已经非常不错了。但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他读得非常好，写字却比较慢。
南方周末：如果阅读障碍的孩子花比别人更多的时间来学习，学会常用汉字后，他和其他人的区别是否很小了？
李虹：常用汉字3500字的天花板是比较容易达到的，基本上小学毕业的孩子日常生活中就不太会遇到他们没见过的字了。阅读障碍的孩子需要更长的时间达到这个识字量，除此之外，还有精细化、自动化和速度的问题。
好的消息是只要他们练习得足够多，总有一天是可以学会的。从我们以前做的实验来看，我们教孩子少量的东西很多次，比如教他们4~6个符号的读音，经过十次、八次的重复学习，这些孩子是可以学会的，一旦他们真正学会了，他们遗忘的比例并不比普通人高。他们的问题是在于建立心理词典的阶段，而一旦建立好之后，不会轻易忘记。还有一个好消息是，人是很聪明的，会有很多意识补偿，比如这个词不太知道，根据上下文看个大概，也能够获得意义，毕竟意义理解是阅读的终极目标。
而坏的消息是，如果他们没有得到足够多的支持和理解，不擅长的事情有几个人能持续坚持去做呢？国外的阅读障碍研究显示，一个阅读障碍患者，他的阅读能力能达到什么水平，取决于他的阅读习惯。如果他一直坚持阅读，最终阅读的表现会比逃避阅读的人好很多。但如果从一开始就不擅长，又被批评，读得不好所以读得少，读得少就会更不好，这就成了恶性循环。所以，家长的理解、支持与坚持，非常非常重要。
南方周末：如果家长怀疑孩子有阅读障碍，可以去哪些机构去寻求诊断？
舒华：在基础研究方面，我们大体上已经做出诊断标准，但是要实施还有很多困难。特别规范的国家统一标准，目前还没有出来，我们也在筹备做这个事情，希望能够有效地诊断这些孩子。这里面有很多困难，在国外，有学校心理学家、临床心理学家资质的人才能做检测，检测费用也很高昂，他们要非常详细、细致地给孩子找到问题。我们国家现在还没有这个专业化的队伍，所以就比较难办。
做出一个测验非常不容易，我们需要几千人、上万人才能做出这个常模，常模相当于一个尺子，是用大量人群做出的标准。一旦这个测试题公布于众，大家都去练一练，这个标准就失效了。所以一定要有专业的人员、专业的队伍，保护这些测验，完成专业的测量。最担心的就是有些公司把这些测验拿走以后，就去赚钱了，可能最后把孩子也害了。现在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可以在临床上应用，我们希望后面能够在医院里的儿科里去推广。
南方周末：在国外研究比较成熟的地区，阅读障碍会有系统规范的干预方法吗？
舒华：有，我们知道了孩子的问题所在，专业方法就随之而来了，可以设计有针对性的干预方法。国内现在能够应用于实际还不是太多，但是很多人在做，深圳有些机构在和香港的大学合作，借鉴他们的经验。
其实我感觉效果最好的不是这种训练机构，效果最好的还是父母。有些训练虽然很好、很科学，但是它对孩子日常的学习不一定非常有效，更重要的是对父母的教育，父母要了解阅读障碍。包括老师，也要提供很好的教育环境。我们为什么要做《我不是笨小孩》，就是想让全社会了解阅读障碍。很多孩子更重要的是情绪问题，焦躁、失望、自卑，这些很多是由家庭、同学之间的关系引起的。对于一个健康快乐的孩子来说，学习上的问题可以慢慢解决。
农村家庭孩子阅读障碍的比率不低
南方周末：如果孩子有阅读障碍，老师应该怎么对待他们？能否提供一些建议或指引？
舒华：老师是需要学习和训练的，光有这个概念还是不够的。比如香港做得比较好，由政府参与，香港教育署和香港大学的教授一起开发测验标准，招募专业的硕士来学习，他们毕业以后就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和实践，获得这方面的资质。再有就是在中小学开展教师训，拨款到学校，让教师专门抽出时间来上课，专门去学习阅读障碍的理论，周末的时候和孩子交流，做一些实践训练。
南方周末：考评体系上有哪些方式可以帮助阅读障碍的孩子？
舒华：对他们的标准可以有针对性，适当放宽一些，当然这要跟诊断配合在一起。在国外，比如说有的人就是写字特别慢，那么就给他加长考试时间；有的人就是读不懂题，可以把题给他们读出来，然后再做答。这个都是不一样的，需要非常有针对性。也有一些地方考试的时候会降低标准，像在台湾，如果孩子真正被诊断为阅读障碍，高考的时候降低30分录取。那样的话，很多孩子还是可以上大学。
我希望很多政策、教育的措施能够落实，但是这个不容易，教育部门和政府要能够重视，跟研究者、老师来共同制定一些具体的策略。这些孩子在国际上被归为特殊教育儿童的一种，但是我们国家的特殊教育里没有他们，包含进特殊教育以后，国家要有特殊的经费拨出来要给这些孩子，也是一个挺大的工程，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南方周末：在英国，有些教育心理学家质疑阅读障碍诊断的必要性，他们认为不论是否患有先天的阅读障碍，阅读能力不足的孩子都应该得到相应帮助。诊断阅读障碍的一个前提是有正常的智商和公平的教育机会，反之则会导致底层家庭孩子的确诊数量很少，这些孩子反而得不到帮助。你怎么看？
舒华：阅读障碍的区分主要源于科研的需要，研究发现阅读障碍有遗传基础，有认知缺陷，有脑结构和功能的异常，研究者需要严格定义才能进行深入的研究。阅读落后者不一定有这些问题，他们的困难可能来自于家庭和教育环境、动机、情绪、智力等因素，因此在基础研究中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英国的问题还涉及到贫富差距，诊断的费用很贵，大约一千英镑，所以贫穷家庭的孩子能去做诊断的较少。我们曾经在北京怀柔城乡做过大规模的筛查，农村家庭环境较差的孩子阅读障碍的比率不低，甚至更高一些，因为家庭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阅读困难的症状。
从诊断上，如果阅读障碍被归为特殊教育的一类，制订政策、立法等也需要比较严格的定义。在我国推广阅读障碍的诊断对国家立法和制订政策还是非常必要的。从教育的角度，阅读障碍和阅读落后的训练没有大的区别，都有一些共同的、需要训练的内容，也有针对他们个人困难的特殊训练内容，他们都需要家庭和学校环境的理解和支持。一般做阅读训练不需要严格区分，目的都是帮助儿童减轻在学习中遇到的困难。
南方周末：阅读障碍中不乏名流精英，一些顶尖的科学家和艺术家都有这个问题，阅读障碍者是否会有大脑其他功能上的天赋或补偿？
舒华：确实很多阅读障碍者智力是特别高的，高于正常的孩子，但也不是所有的阅读障碍孩子都有特别的专长。非常重要的是，家长要去发现孩子的长处、优点，他喜欢什么、擅长什么，发挥他的优势，在这个优势基础上引导他喜欢学习。
李虹：就像自闭症，有些天才很有名，但这种高功能自闭症可能只是少数，大部分的自闭症其实伴有发育迟缓，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阅读障碍的孩子也不是必然在其他地方有天赋，就像大部分人其实都是普通人一样，如果你承认了自己的平凡，去做一个平凡普通但对这个社会有意义的工作，这不也很好吗？
南方周末记者 李慕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