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所大学，一批老师，一群学生，短短四年，就可造就一代人的人生选择。大学四年，我阅读了大量哲学原著及与哲学相关的书籍，在哲学及诸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接触中，了解了宇宙的运动，地球的演变，人类的产生及其文明的发展，第一次获得对世界的基本认识，奠定了我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基础。但唯物史观的确立，就没那么容易。
中国的大学，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与时代和民族命运的联系如此紧密。上世纪60年代初，“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被称为“老三届”，恢复高考后的前三届大学生被称为“新三届”。我们这批人年龄悬殊很大，有十几岁的应届生，有三十多岁的往届生，大都是参加工作或有社会实践经历后才走进大学的。一入校就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很少考虑个人前途和就业，几乎过着教室、宿舍、图书馆“三点一线”的生活，很多同学甚至连假期都舍不得回家，恨不得用全部知识武装自己，为国所用。
大三开始，我已不满足教学大纲的内容，开始走上学研结合的自学之路。当时，我选择了更具思维挑战的“哲学学”课题，试图重新破解哲学发展规律。我的学士论文《哲学形态的历史演变》，曾预测哲学的未来将构建“实践哲学”，当时指导老师担心我的观点有理论风险，让我另行选题，又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标志》。无独有偶，后来得知吉林大学哲学系与我同届的甘易也在研究“哲学学”，毕业后曾出版《哲学学导论》。这些对哲学的理性态度和反思性研究，促使我在思维方式上更快完成了由感性向理性，由具象向抽象，由盲目向自觉的重大转变，进一步清晰了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历史依据、核心价值及其与人民大众的关系，开始形成“实践第一”和“人民至上”的思想倾向。
刚入校时，正值全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这一推动改革开放的思想解放运动，使我一开始就在哲学思考中强烈关注实践问题，始终保持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总结大学四年的收获，主要解决了三大问题，一是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二是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信仰，三是形成了辨证唯物主义思维方式。这种以理论为基础，信仰为支柱，思维为向导，实践为目的的精神框架，构筑了我受用一生的强大思想支撑，奠定了我奋斗一生的坚实思想基础。1986年，我在省委组织部工作时，曾应母校之邀，给哲学系的同学作过《什么是哲学》的讲座，第一次传递了我对哲学的理解与思考。2006年，担任尧都区区长时，应山西师范大学邀请，作了《什么是大学》的主题报告，第一次传递了我毕业20多年后的大学教育观。这时已不像当年只能立足教育看大学，而是站在社会看大学，通过人生看大学，更加深刻体会到，大学教育重在解决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重在培养训练学生理论思维和科学思维的方法。
信仰来自于哲学，来自理论思维的结果。恩格斯曾经讲过：“一个民族要想站在世界之巅，就一刻也离不开理论思维。”历史上每一次社会变革，科技革命，经济转型，乃至个人命运的转折，无一不是理论上的突破所引发。中国的大学无论哪个学科和专业，都设置哲学作为公共课程，但许多学生都把哲学当作“辅课”来对待，常听他们说，哲学抽象枯燥而不感兴趣，由此失去塑造人格信仰和训练理论思维的极好机会。问题不在学生，也不在哲学本身，而在于如何解读哲学，通过什么方式传播哲学。
人类在认识世界的漫长思考中，形成了定性与定量认识事物的两种抽象思维，一是数字思维，二是理论思维，前者是数学，后者是哲学。哲学正确认识世界，数学准确认识世界，科学精确认识世界。信息时代已使人类进入数字社会和数字生活，表面上看是技术进步，实质上是数学与哲学催生的时代。人们都为中国的航天崛起而骄傲，岂不知没有理论思维怎能认识太空，没有数字思维如何计算轨道。谁敢说网络世界的驾驭者、现代品牌的创立者，以及著名设计和经营大师不是“哲学家”呢？每一位具有重大突破的科学家最终必将成为哲学家。如今，那么多年轻人都是数字抽象高手，岂能没有理论抽象的潜质？只是我们总习惯把哲学当作教科书，常用灌输式的僵化方法去传播，让活生生的理论思维过度政治化、教条化和概念化，使学生只看到哲学的结论，不了解哲学的本质。除了死记硬背哲学概念，并没有掌握哲学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