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一“乡村教育3.0”
*来源：情系远山2021首届教育公益分享荟
嘉宾：21世纪教育研究院理事长杨东平；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云南美丽小学创校校长康健
主持：芥末堆执行主编焦子航
“乡村教育3.0”的大背景
焦子航：两位老师好，我们这个论坛的名字叫乡村教育3.0，第一个问题想请您二位讲一下，您二位对此是如何定义的呢？
杨东平：我想先对今天的会议谈一点感想，非常有幸参加情系远山基金会的论坛，我个人认为它可能具有更深的意义，不仅仅是这些教育企业的一种公益形象，而且可能体现了一种教育培训机构未来转型的重要概念，要做一些过去不同的事，我想这是非常具有深意的。
关于如何定义乡村教育的问题，其实这是一个特别复杂、特别大的问题，因为我们讲到乡村教育的时候，似乎乡村教育是铁板一块或者是一个完整的东西，其实完全不是，乡村教育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巨大的系统，无论是在区域层面上，还是地理、人口结构、经济产业等方面，它是跟农村、农业、农民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没有一个抽象的、统一的乡村教育，我想这是第一个重要的概念。
第二个重要的概念，的确我们谈乡村教育的时候，还是可以评价乡村教育发生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我先说几点，康健再来发挥。
第一是农村全面脱贫，而且中国全面普及了义务教育，不光全面普及义务教育，包括高中阶段的教育、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都已经实现了，也就是说，中国的教育包括农村教育进入了后普及阶段的发展，那么，中国教育的下一步是什么？这个问题就特别重要。
第二个是大规模的城市化，今天我们谈论乡村教育最重要的背景就是持续了30年的城市化进程，导致城乡关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从好的方面讲，这是一种城市化带动的社会变革、社会进步，从不好的角度来讲，在我们中国存在严重的城乡差距和城乡分离的制度的壁垒下，造成农村教育越来越衰败，有人形容为”抽血机制“，但凡好一点的学生、好一点的老师，都被抽到上一级城市，包括北京、上海，都是如此，以至于现在有人说像河北、山东都不敢评特级教师，评了一个就要被北京的名牌学校挖走，抽血机制，加剧了农村学校的衰败。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趋势是，中国的学龄儿童，包括农村儿童开始快速的减少。我们知道从统计来看，00后这一代已经比80后减少了1/3。
第四个趋势是技术的进步，技术和互联网正在对教育带来改变，我想这就是我们谈农村教育1.0、2.0、3.0背后大的背景。
杨东平老师参观情系远山首届教育公益分享荟外展改变每一所乡村学校，是改变乡村教育的出发点
康健：我刚才跟东平老师有一些非常相同的感受，今天在这里参加乡村教育的专题研讨会，最近关于乡村教育的话题密度越来越大，关注的人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深入，现在更多讨论怎么样让乡村振兴，怎么样让乡村教育振兴，它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可能越来越深入。
说起1.0、2.0、3.0，我们可以从希望工程开始算起，到现在大概三个阶段。
希望工程时代，是本着教育公平，让孩子们有学上，那时候有大量的捐款，我们去建了一些新的乡村学校，称为希望小学。
到了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包括撤点并校，开始做重点学校，重点学校开始开办的时候，就出现了刚才东平老师说的“抽血工程”，它变成了一个筛子，重点中学在最上面，要把最好的东西都留在自己的筛子里，把其他的就边缘化，就排斥掉。
到了第三个阶段的时候我们今天说乡村脱贫以后，要乡村振兴的时候，或者基础教育到了今天的发展阶段，3.0应该是全优教育，全员优质教育，而不再是所谓的重点化、精英化的教育。
但是乡村教育真的是一件很复杂的事，也不是说我们以前没有努力，很多老师扎根乡村，为乡村付出了一辈子，我们现在参与乡村教育，从国家公立的到民间的资源越来越多，但是看起来这段时间的效果并不是特别好，我觉得原因是这么几个：
首先是我们的资源太分散，我们大家都各自关注自己的重点，但是乡村是一个复杂系统，我们不从整体上、系统上解决乡村教育问题，就很难为孩子们铺一条路。可能可以解决个别生源的问题，但是没有办法在体制上、在制度上解决乡村教育的问题。比如现在的乡村教育问题，深入到内涵的时候，问题越来越复杂，比如现在乡村的孩子到底需要什么？是不是城市需要分数，乡村的孩子也需要分数？不是，真的不是，现在乡村的孩子，社会和情感方面的需求，远远大于他们对于分数的需求。
另外乡村现在的社会变化，乡村的社会结构、乡村的生产方式改变了，乡村原来传统的家庭解构了，现在的孩子有太多的未知，他们将来跟谁在一起生活，到哪里生活，未来的出处在哪里？我们到了乡村的人都会明显感受到孩子们的无奈、无望。他们看不到很远的地方，比如说他们就希望上一个好的高中，但是有50%、60%的人可以上高中，太多的孩子到了初中甚至初中没毕业，就辍学找工作去了。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面临的非常尖锐的挑战，我们要看到现在乡村教育存在的问题，更多的是体制上的，比如现在城乡的差别、乡村学校和教育的边缘化，现在乡村系统性的退化，包括功能性的退化。我们的学校现在除了要分数，很多事不会做了，我们很多老师，现在就是考试、留作业，很多新的教育方式就学不会了。所以在这种体制上的问题，需要我们作出深入、系统的设计，来解决乡村教育的长远发展问题。
所以，3.0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更专业、更复杂的问题，不是说我们凭着一点陪伴、凭着一点情感，或者凭着一点我们的志愿者精神，而是需要更多专业化的努力。
怎么面对乡村孩子的需求，怎么改变乡村教师的状况，现在国际上教育改革，非常流行、非常主流的一种方式，就是以校为本，通过改变学校来改变教育，比如美国通过Charter school（特许学校）的法案以后，说你可以用承办制的办法，来接收一个学校，以学校为基础来改变教育，这种方式在全世界是非常普遍的。
但是这种方式在中国进展很困难，原因很复杂，我觉得就是谈到学校教育的时候，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要做起来，需要顶层设计，需要系统化设计。我们需要立法的保护，比如说试验学校法，最近我们国家教育部出台一个文件，是一个关于学校法律的新的规定，但是实际上我把它理解成未来学校教育法的前奏或者雏形，将来我们肯定有一个法律，第一来规范学校的行为，第二还要保护那些改革、创新的试验型学校。
因为大家公认教育的改变，是从改变每一所学校开始的，所以关于乡村未来的方向，改变每一所乡村学校，是改变乡村教育体制的一个出发点。
康健老师参加情系远山首届教育公益分享荟善待儿童的教育，使儿童免于恐惧的教育，能够保障儿童休息和睡眠的教育
焦子航：谢谢两位老师，正如两位老师所说，我们在乡村教育已经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是城乡之间资源不均衡的问题始终存在，城乡教育水平的差距依旧很大，刚才康健老师也提到了一些做法，在这种情况下，下一步乡村教育具体应该怎么走？在下一阶段如何定义什么是好的乡村教育？如何打造好的乡村教育呢？
杨东平：其实无论是对乡村还是对城市，中国教育的下一步面临的是同一个问题，要回答什么是好的教育，应当如何教和如何学？尤其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时代已经到来的时候。
我们分享荟的主题是“为了教育的明天”，为了明天的教育，这个挑战已经迫在眉睫了，明天已经到来了，明天在我们每一间课堂里，在每一个家庭的孩子身上，他们就是未来，我们如何对待他们，这就是我们国家的未来。所以这个问题是非常紧迫的。我个人认为现在从中央政府、教育部、国家层面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要比在基层、地方政府要清晰一些。
文件不断、会议不断，但是大家都知道，中国教育的问题也不是靠发文开会就能够解决的，所以对什么是好的教育这个问题，需要不断地讨论形成共识，形成一种新的理想，形成合力，去共同改变。
什么是好的教育呢？我自己做了一个比较简单化的归纳，我把它称之为善待儿童的教育，使儿童免于恐惧的教育，能够保障儿童休息和睡眠的教育。这是不是每一个父母最起码的底线？为人父母，必须要保障儿童的这些基本需求，但是我们现在做不到，都把家里搞得鸡飞狗跳的。
另外从整个教育环境、教育生态，我提出了一个比较形象化的说法，叫“三低”：低竞争、低评价、低管控。
这也是全世界基础教育的常态，我昨天转发了一篇写新加坡教育的文章，整个中小学都是上午半天上课，小学没有作业，我们都很难想象。像德国、北欧这些国家中小学都是半天上课的。但是我们加班加点、寒暑假、双休全部加上学还不够，所以我们今天讨论什么是好的教育，的确是非常重大、非常紧迫的问题。
杨东平、康健两位老师参观首届教育公益分享荟外展端正办学方向，做理性与温度并存的教育
康健：关于通向未来的教育，其实我们都有很多梦想、很多憧憬，但是教育改革从来都是艰难的，在国外甚至有人说做教育改革的都没有好结果，其实说的就是做教育改革会有非常巨大的阻力。
所以，我刚才说了，要通过改变学校来改变教育，我是非常赞同这样一个路径的，因为在中国古代，比如宋代的时候，史学家就说过一句话“取士皆本于学校”，所以宋代初年就有三次兴学，那么兴学的目的就是说，你只凭科举考试来搜刮人才是不劳而获，你非得从小把每一所学校都办好，才叫培养人才。
我们现在的高考竞争其实并不是注重根基的教育。作为学校的变革，国际上大体有两种策略：一种是改革创新，整体上改变学校；一种是渐进式地改变学校。比如现在美国、英国出现了很多创新型的学校，这些学校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从做顶层设计开始，改变一所学校，从而用学校的办学理念影响社会，引领教育发展。
当然更多的学校，包括中国大部分还在做渐进式改革。我觉得不管是这两种哪一种方式，都有一个基础，我们必须端正办学的方向。刚才讲到分数的问题，就是办学的方向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我们还没有解决好，这是第一。
第二，任何一个学校不管你办到什么水平，你要有底线，特别是在基础教育，什么是底线呢？我曾经在北大附中工作的时候，就有一个文件强调，生命和健康；权利和人格；学生的个性、差异性、自主性，这三条不可突破。你可以做很多尝试和改革，但是底线不可逾越。我觉得这是基础，就是方向和底线。
很多人说，康老师你们做创新型学校，普通学校是不是也可以改变教育、提高质量？我的回答是：是的。
但是也有条件，条件是什么？做一所学校你办学的理念，教育的思想要先进，另外，你制度要有温度，师生关系要有温度、有温情，你的常规和责任要做到，其实每一所学校都能提高分数，都能提高教育质量。
比如有一个指标，美国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如果一个老师在课堂上有准备的上好每一堂课，每一堂课花27分钟的时间，尽职尽责做好备课，课堂上有效的27分钟就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水平和教育质量。
当然我不是说拿一个简单的量化说什么样的课就一定好，因为学科的性质不一样。但是有一条，如果每个老师都做好常规，什么叫常规呢？上课、作业、考试。这些事占了学生的绝大多数时间，但是这三件事其实我们都没做好，我们把上课、作业、考试的基本环节做好了，学校就是可以改变的。
所以，从改革的方式来看，肯定有很多不同的理念，现在有很多乡村创新型的学校，关于乡土、关于生活，其实都有很多的共同点，虽然描述的不一样，但是他们有共同点，比如以学生为本，强调学生的个体性、主体性、整体性。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3.0最核心的教育观。
这和当年杜威强调Child center（儿童中心论）区别在哪儿呢？那时候笼统作为一个人来强调教师和教材的关系，但是现在大部分创新学校都特别强调学生个性化的需求，强调教育观念的变化。
当然这里面我还想特别强调一点，师生关系在学校当中的极端重要性，甚至现在3.0的学校大概就要从改变师生关系，增加师生关系的温度做起。宣武医院脑外科的医生凌峰，他发表了一篇关于医学的文章，他说医学如果没有科学、没有量化、没有理性，那这个医学是不严谨、不科学、不负责任的。但是医学如果没有人文，就是冷冰冰的。
这句话跟我们教育很像，现在的教育太强调对于分数的追求，而对于孩子们的社会情感和健康有所忽视。如果我们能够改变这些最基础的东西，基础教育就可以改变。
当然，我必须要说，我个人的倾向还是特别鼓励有更多的人去做承办制的学校，一个公益机构或者几个公益机构，大家去承担一个学校或者一片学校，通过实践来改变教育。
杨东平、康健两位老师参观首届教育公益分享荟外展三类创新学校，促进教育的多元化
杨东平：我再补充一下康老师的意见，我估计在场的嘉宾不是特别理解康健老师说的学校变革这个概念，这话怎么说呢？
近30年来，中国的教育改革主要做两件事：一个是考试改革，一个是课程改革，就是新课程。
但是我们知道在世界范围内，基础教育改革的核心、重点是学校改革，也就是说打破这种政府垄断的大一统的公办学校的局面，鼓励教育家办学，增加学校的自主性和多样性，这样的改革在美国90年代以来，就叫契约学校，由一个教育家群体跟教育局签一个协议，我提出我的教育主张、教育理念、教育目标跟教育局签一个协议，三年以后验收，合格的话可以继续办，不合格的话你们可以收回，现在美国那些最优秀的教师，都是特许学校。
这种特许学校的模式，不改变学校的公办性质，政府全额拨款，但是由一个教育家的专业团队来管理学校。这个体制在英国和瑞典叫做自由学校，在台湾叫做实验学校，台湾规定公办学校，每个地市县要拿出15%的学校做实验教育改革，进行实验教学改革的学校可以不遵循现有的教育法律和法规，可以提出全新的教育主张：学制、课程、教师等等。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中国完全缺失的，我们没有开展学校层面的改革，但是在民间这样的改革已经开始出现了，像康健老师，还有其他的一些公益组织和基金会，他们承包了一些农村的小规模学校，创造了完全不同的面貌，我觉得现在中国农村的创新型的乡村学校，可能有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土生土长的，就像广元的范家小学，其实像范家小学这样的有一批，每年马云奖励的都是这一批土生土长的本土的教师和学校；
第二类是由教育公益组织和支教的志愿者管理和打造的创新型学校，包括康健老师在云南的美丽小学，包括在贵州的田字格小学；
第三类是由专业机构和NGO委托管理的乡村小学，像21世纪研究院就委托管理了浙江淳安县的富文乡中心小学，也是100个学生。
我觉得这样的学校层面的改革，如果更大范围地推广，就可以促进教育的多元化，使我们看到好的教育究竟是什么样的，从而产生一种示范性和引导性。
杨东平老师在分享荟上发言鼓励教育家办学
焦子航：谢谢两位老师，两位老师刚刚都提到了云南的美丽小学、贵州的田字格学校、四川广元范家小学等这样创新的乡村学校，也提到了我们学校改革在整个教育改革中的重要作用，像我们这样的创新型的乡村学校在推广创办的过程中，可能都会遇到哪些阻力？我们应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
杨东平：我想资源肯定是重要的问题，像康健他们的美丽小学，都受到了一些企业的支持，但是更主要的还是要对学校赋权，要下放办学的自主权、管理权，愿意把这个学校委托给一个专业机构来办。
另外，创新型的乡村学校的建设，也不完全是靠资本下乡能够解决的，归根结底还要靠教育家办学，要让这些有志于办教育的人有奉献精神和创新精神的人来举办学校，要开放民间办学的渠道。
其实中国人千百年来尊师重教的传统，中国人办教育的热情是非常高的，只要你放开、允许，所谓的教育家办学，我相信会有很多人进入这个行业来实现自己的理想。
重视学校教育，改变观念和制度
康健：历史上但凡在社会大变局或者大转型的时代，都会涌现出一批新学校，像欧洲的新学校运动，从英国到美国到欧洲，可以说在一个时期里，成为一场运动，来推进新思想。
当然这种改革都是艰难的，所以这些创新学校对于社会的引领性、对于社会的示范性，常常不仅仅评价成功或者失败，确实很多学校，包括杜威的学校都非常艰难，历史上很多学校在办学过程中，甚至有完全垮台的情况。
但是但凡有思想的教育家，康德、罗素、杜威、陶行知，这些在历史上有重大贡献的思想的人，他们都是办过学校、创新过学校的，新学校运动到现在一百多年了，他们的一些理念、一些思想一直还在影响着我们，80年代的时候，国际上流行“以校为本”，本意就是只有把每一个学校都办好，整个教育才会好。
所以要通过改变学校来改变社会，大家都知道芬兰教育非常好，芬兰教育家在评估芬兰教育转变的时候，从70年代、80年代、90年代转变的时候，他们说改变学校的贡献率占70%，当然还有别的，社会性的、很多教材的改变。但是学校的改变在影响芬兰教育改变中占了70%。当然美国当时说国家处在危机中，问题出在哪了？当时他们也和前苏联比较，输在学校教育上。
所以到了现在3.0时代，我们要做学校的时候，面对我们今天很多的机构，我有一个意见，过去我们是凭志愿者、凭精神、情怀，甚至慈善就可以做事，但是今天当我们迈入3.0深水区的时候，专业是非常重要的，或者说我们很多教育机构的专业化非常重要。
学校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这个复杂的程度，比起蚂蚁社会、蜜蜂社会来说，学校系统要复杂得多，学校的内生动力到底在那儿？我们怎么评估一所学校的成功和失败，本身就是非常复杂的。
到了乡村我们又发现，现在乡村的边缘化、城乡差别，现在基本的小规模学校都没有自主权，都没有法人资格，现在整个乡村学校的简单化、分数挂帅造成的功能性退化，内卷化的产生。
要想根本上改变乡村，我觉得我们有一些特别关键的要点，第一就是要想做，不管哪一类方式，观念转变是第一位的，大到一所学校，小到一个老师，我们必须树立正确的人才观、学生观，才能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所以在美丽小学，我们看到乡村孩子们身心健康的时候，我认为这是第一需要，健康至上、生命第一，学校的建设、发展要强调饮食、饮水、卫生间、生态这一系列的问题。
乡村的孩子好像离现代生活很远，其实不是，我们要让乡村孩子能够享受现在改革开放的红利，让他们能够分享乡村振兴的成果，所以我们必须让孩子过一种健康、文明有尊严的生活。
这个问题在很多办学过程中，面对很多压力，现在压得很多学校变了形，为什么？分数。
分数是非常神秘的一个幽灵，就那么简单的数字，但是把整个教育压得喘不过气来，甚至很多学校为了分数不要命，那要怎么解决呢？刚才汤主任说了，我觉得特别重要，如果中央用了最高文件的形式强调评价的改革，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学校的很多发展都非常困难。
康健老师在分享荟上发言小班小校小规模，以学生为本
杨东平：我再补充一点，刚才讲到3.0版的乡村学校，包括城市学校，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我想它应该有一些非常基本的外在特征：第一就是小班小校小规模，一所学校一两百人，这是全世界小学的常态，初中三五百人。
只有小班小校才有可能实现个性化，更有可能实现对学生个体的关怀和个性化教学，这个时代已经到来了，因为说实话，学龄儿童大量的减少，学校大量的过剩，这就是一个观念的问题。我们经常是这样，学生少的时候，把学校撤并，下一步学生多了，再建新学校，始终是大规模，这完全是观念的问题。
另外以学生为本的教学和课程，而不是以分数为本的，这种以学生为本的课程首先是尊重学生的健康、生命、安全，然后是跟他生活的经验相连接，通常我们称之为不为生活而焦虑，所以在农村发展了很多自然教育的课程、乡土人文的课程，这是最接近孩子的生态，跟他的经验是一致的，所以能够取得很好的效果。
633学制已经不再适合当下中国学生的需求
焦子航：最后一个问题，刚刚两位老师说在乡村教育中，在乡村创新学校的课堂中，仅仅有教育界的力量是不足够的，我的问题是乡村教育如何与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合力有效来推动乡村教育的发展呢？
康健：我觉得3.0的时代到了一个体制、制度性改革的，包括乡村的学制等等都要改革，说得更明白一些，我们要从整体上、系统上、从制度化的层面上改革。
因为很多问题源于制度，比如说现在我们的学制，所谓633学制，我们从小学到大学毕业，到了22岁才能毕业，16年基础教育，最近很多国际上的教育人士都在反思，现在的孩子在学校里待的时间太长了，这件学制的外衣已经不适合中国现在当今孩子的学习成长的需求了。
所谓制度的探索，就是要找出一条路，让孩子们从小到工作都是一种无障碍的，我们的学制里最大的问题就是坎儿太多，我们所有的学段都是坎儿，很多孩子就摔在门槛上了，小升初、初升高、从高中到大学，很多学生都把时间花在门槛上了。
杨东平：日本、韩国、台湾，都很奇怪，什么叫小升初？没听说过。韩国从1976年就取消了中考。
动员全社会力量加入到乡村教育中
康健：所以，现在我觉得这个难度大，刚才主持人问到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城市化是利用大量乡村劳动力的资源，我们现在改革开放是靠全世界大的资源，我们现在的乡村教育改革，包括城市重点学校的发展，东平刚才也说了，挖了多少优秀的老师，抢了多少优秀的生源，依靠外来的力量才发展起来，没有一个纯粹靠自己的力量。
乡村的学校特别需要整个社会的力量，要从学问角度，让乡村教育变成显学，博士生、硕士生、大学教育专业的人都把做乡村教育这篇论文当作最高的目标。我们现在很多支教的老师、在办学的老师，最长的是6年、8年，足够读两个硕士、一个博士，我们这些支教老师是把他们的研究写在校园里了，而没有做成paper而已。
所以我们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乡村学校、乡村教育需要更多的社会资源，现在城乡教育的落差确实有所改善，但是差距依然很大，需要大量的社会资源，特别是专业资源，更需要的是先进的理念推一把力，要真正有一些有志者参与到乡村教育的改革实践中来，这是非常期待的。
乡村教育的振兴，最核心的是乡村教师
杨东平：乡村教育的振兴和改善，最核心的问题还是乡村教师，要让最优秀的学生能够进入到乡村，愿意从事乡村教育，当然对城市也是如此。
这个概念我们也提出来过，但是我们的制度不到位，韩国教育厅长跟我说，高考前5%的学生是考师范学院，他们只有5所师范学院可以培养中小学老师，我说你怎么知道是5%的学生呢？他讲，这个概念就是每个班级里第一名的学生他报考的就是师范学院，它的竞争性跟考法学院、医学院是一样的。
我昨天在我的朋友圈里发了一篇新加坡的教育文章，新加坡的大学毕业生起薪最高的领域，第一是教育，第二是公务员，第三是金融机构。
简直亮瞎我们的眼睛啊，这就是人家国家教师的地位，当然像北欧国家的教师地位也是非常高的。
焦子航：谢谢两位老师分享，本次圆桌的环节就结束了，关于乡村教育，虽然我们做了很多的探索，但是还有更长的路要走，希望在座的各位一起关注乡村教育。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