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殷万妮
编辑 | 孤 鸽
吴郁的情绪处于焦虑中。老师的那道“指令”迟迟未到。
原本，他和家人计划外出，但是每天老师会在某个不确定的时间发布当日要完成的习题集页数。在通知前，具体完成哪一页是未知的，唯一确定的是，学生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并上传打卡。
目的是为了控制学生的学习进度，防止擅自写完，但对学生来说，就成了“楼上的靴子”。
等到中午，生物老师还没布置当日作业。吴郁的姐姐只得提前跟老师报备下午一家人的计划，并说明吴郁不能守在平台前，打卡作业的时间可能会延后。
那天吴郁玩得并不安心。“孩子有一种压力，看得出他有点恐惧脱离集体，跟别人的进度不同让他有点不安。”姐姐回忆道。
这是发生在刚刚过去一个半月的寒假里的情景，13岁的初中生吴郁又回到了被线上平台紧紧“捆绑”的状态里。
2020年3月，受疫情影响，国内各地学校开学日期一再延迟，钉钉、腾讯会议等移动办公软件为老师线上授课创造了条件，也让师生实时互动成为了可能。
等到正常开学后，有的学校不再使用线上软件，而有的学校却将线上软件作为假期管理学生学习的工具。线上打卡，成为了一些学生早已习惯的假期日常。
虽说打卡有方便统计作业、防止学生抄袭等作用，但另一边，老师和学生被禁锢于线上，在精准的时间表划分中，同一个班级里的几十名学生做同样的任务，过同样的生活，连焦虑都没了差异。
线上平台犹如一张细密的网，将一天切割成众多的时间碎片，而学习效率，真的就提高了吗？
打不完的卡
每天早上七点半，吴郁会准时出现在直播镜头前，开始早读，内容不受限制，但要发出声音，直至八点半结束。老师可以通过点击放大的方式抽查某个学生在镜头前的状态。
老师通过线上平台与学生交互的方式，被吴郁就读的公立学校从疫情爆发初期延续至2021年的寒假。
吴郁是一名初三学生，也是一名优等生，在期末的考试里，他拿了班级第一的成绩。他还没有一部属于自己的智能手机，却已熟练地掌握了微信、腾讯会议、钉钉三个线上工具的全部功能。
寒假作业会每天发布在微信群里，一共有语数外政史地物化生九门科目，每一门科目都有一个微信群；腾讯会议被用来作为监督学生早读、锻炼和老师直播讲解错题的工具；而钉钉则是学生用来完成每日打卡的应用。
学习与各平台的过度捆绑，打乱了吴郁的假期计划。他原本准备去另一个城市的姐姐家短住，再回老家县城过年，但考虑到往返要带上全部的作业，他改变了想法，寒假直接搬去了姐姐家。
姐姐成了他每日完成打卡任务的帮手，做体育任务如仰卧起坐或者跳绳时，需要有人帮忙拍摄视频。只有在录制背诵课文的视频时，他可以把手机摄像头对准自己，点击开始和结束按钮即可。
但到了最后一步的打卡时，处理文件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在微信上，25M的视频不能发送，而吴郁的作业视频时长在三到五分钟，大小在100M左右，姐姐会帮忙做一下后期剪辑。而在钉钉上，也会遇到闪退或者上传视频困难的问题，姐姐又不得不把视频格式转换一下再上传。
打卡背诵任务时，班级微信群里通常会连续发出四十几个背诵视频，有时，语文和英语背诵视频被要求同时上传到两个平台。
“估计传到钉钉上，是因为老师要留下教学痕迹，放在微信聊天记录里不好保存。”吴郁的姐姐无法理解一份作业要去多个平台打卡，她只能站在老师的视角上去揣测。
吴郁没有抱怨过。他从老师每日的假期安排中寻出规律，然后制定了一张时间表，把它夹在书里。每日的打卡任务，他几乎一次不落地完成了。
大多数时间，吴郁都待在房间里。他很喜欢刘慈欣的科幻小说，姐姐买了一套刘慈欣的作品集送给他，但假期能用来看课外书的时间并不多，自行支配学习时间的机会更是少之又少。
这个寒假，吴郁外出游玩的次数屈指可数。过年回老家时，他带了一个20寸的行李箱，里面装着语数外讲义、卷子、各科习题集，加在一起有十几本。除了除夕和大年初一老师没有发布作业通知以外，其余时间作业安排一切照常。
按照要求，一些科目的习题集不能擅自写完。老师会临时布置作业，学生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整个学习过程就像抽取盲盒一般。
不同的是，盲盒会带给消费者乐趣，而这样看似高效率的学习方式，带给学生的更多是不安。
延长的工作时间
被“捆绑”在线上平台的，还有老师。
学生把数学、生物作业提交上去后，老师要在线上批改，再安排直播答疑环节，给学生讲解习题。答疑环节通常安排在晚上六点左右，避开学生的课外补习时间和晚饭时间，每次直播时长不一。
王沐阳在杭州一所公立小学担任语文老师，在她的微信小程序“小打卡”里，2020年班级学习打卡更新了7100多条动态。2020年3月1日，受疫情影响，学校没能如期开学，学校要求老师自行选择与学生线上互动的平台，因为自己和家长对微信小程序更熟悉，便没有选择钉钉。
每日提交作业都需要在“小打卡”里完成，那段线上批改作业的一个月，是王沐阳工作效率最低的日子。
在学校批改作业时，王沐阳只要35分钟就能批改完全班的40份作业。但在线上，学生上传作业需要家长用手机协助，上传作业时间不一，她很难集中某一时间段批改作业。
于是，批改作业的时间范围从固定的上午第一节课被扩大到一整天。“其他年级会规定学生在晚上七点之前提交作业，我们年级组商量了一下，家长们工作也不容易，就没有设置严格的时间节点。”
晚上六点是学生集中交作业的时间，作业数量几乎占总数的一半。每当有学生打卡，系统会在屏幕上推送提示信息，起初王沐阳不知道怎么设置提示音，便不时地拿起手机查看消息，只要有同学交作业，她都会及时批改出来，有时要持续到晚上十一点。
而让她更头疼的，是低效的反馈。
每次批改作业时，王沐阳需要点击“下载图片”，然后用画图工具圈圈点点，再上传回平台，并附上点评。学生需要按照老师的点评修改作业，之后再次上传。
这个过程的用时长短不一，长时甚至需要六、七个小时。
背后是几经转手的操作：在外上班的学生父母收到平台上的反馈后，把截图发给在家陪孩子的老人，学生对照点评修改错题后，老人拍照再发回给孩子的父母，最后父母把修改版作业上传平台，等待老师审阅。
家长因为各种原因直接忽略老师给出的点评，不予回复的情况也时有发生。遇到这种情况，王沐阳只得用微信直接私信家长，一对一沟通。
“其他老师也碰到过家长不回复的情况，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系统的问题，比方说家长没有收到系统提示。”她说道。
王沐阳每天至少要下载四十张图片，碍于手机内存有限，每处理完一份作业，就会把相应的照片删除。有时收到的图片清晰度不高，批改就要花费更多的时间。
因为长时间盯着手机屏幕，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她的近视度数就涨了近一百度。
看不见的系统
钉钉原本并非是一款教育软件。
2020年春季，新冠肺炎疫情刺激了远程教育的需求，给在线教育按下了快进键。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基础教育在线行业融资额超过500亿元，超过了此前10年的融资总和。
而与在线教育平台一同出现高速增长的，是钉钉、腾讯会议一类的智能移动办公平台。
早在2020年1月29日，钉钉就免费推出了在线课堂功能，支持群内直播、视频录播等多种形式，同时覆盖在线提交批改作业、在线考试等场景。很快，钉钉在教育圈走红，一度在苹果应用商店的下载次数超过微信，跃居一位。
腾讯会议也撞上了风口，2019年底正式上线，不久遇上疫情爆发，两个月后，日活用户就超过 1000 万。
各平台提供的技术支持，让教育在短时间内实现线上化成为可能。但教育线上化带来的惯性也正渗透到当下学生们的日常学习和生活中。
适应系统，对习惯了线下教学的师生而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系统中的瑕疵和个别非人性化的设置，不仅会让用户投入更多的时间，也会使其产生不好的体验感。
在寒假任务里，吴郁每天都需要在钉钉的一个小程序里打卡一个数学闯关游戏。
起初，他不知道怎么输入数学符号，后来在一个下拉菜单里面找到“数学符号”一栏，才成功输入根号、幂等符号。有一次，吴郁把½X写成X/2，但系统只能识别出前者，便把吴郁的答案判定为错误答案，拉低了他在小测验中的平均分。
而闯关中的“隐形”进度条，也让吴郁哭笑不得。点进闯关游戏的界面，会显示1/6的标识，这让他们误以为一共有六道习题，然而做完这一批，还会出现新一批习题，连续三轮之后，闯关才真正结束。他们这才发现，在数字标识上方有一个细细的进度条，那个才是真正的进度条。
一纸文件让教育过度线上化带来的问题开始被看见。
今年2月1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在提及学校与家长沟通方面，强调了学校应通过设立校内公共电话、班主任沟通热线等途径，解决学生与家长通话需求。不得使用手机布置作业或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
一位公立学校的老师在谈及线上平台使用情况时说道：“今年这个寒假还真没用，去年3月延迟开学才用了钉钉，一般放了寒假，老师就不批改作业了。”
讽刺的是，他和吴郁在同一个省份。在这期间，吴郁照常完成每日的寒假任务打卡，没能从中逃离。
即便脱离了各大APP的捆绑，学生的自由也很难实现，系统无处不在。
假期里，妈妈带吴郁去商场买外套，他们排除了带毛领帽子的羽绒服这一选择，因为这是不允许出现在学校的款式。最后，吴郁挑了一件自己喜欢的白色冲锋衣，上面印着深蓝色的泼墨式图案。
妈妈拍了一张衣服照片发给老师，询问这件衣服可不可以买给孩子，老师给的回复是：最好不要买，容易牵扯到其他同学的注意力。
妈妈听取了老师的建议。吴郁沉默着，他没有抱怨，随即挑选了一件纯色的羽绒服，没再多看自己心仪的衣服一眼。
（应受访者要求，吴郁、王沐阳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