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猫哥
来源| 大猫财经
这几天，有篇博士论文的致谢信在网上传得很火。
为啥呢？
主要是写得实在是太走心了。一般人拿来凑字数的论文致谢，到了作者笔下偏偏就成了一篇妙笔生花的励志奋斗史，谁看了都忍不住跟着心潮澎湃。
作者中科院自动化所黄国平博士，是个打小就在艰难困苦中挣扎的苦命人：
十二岁时生母离家，十七岁时父亲因交通事故离世，同年病故的则是他一直以来相依为命的婆婆。
如果说生活中的苦难尚能忍受，那人前的日子就有点难熬了。
为了维持生计，他夜里要去抓黄鳝，家里还要养小猪、租水牛，被狗和蛇追都是常态。可就算他已经如此努力了，捕来的黄鳝还会被父亲卖掉换了肉和酒，学费常常没有着落。
“上课的时候，因拖欠学费而经常被老师叫出教室约谈。雨天湿漉着上课，屁股后面说不定还是泥；夏天光着脚走在滚烫的路上，冬天穿着破旧衣服打着寒颤穿过那条长长的过道领作业本”。
万幸的是，这样的苦难没能磨灭他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从大山到县城、从县城到绵阳、从绵阳到重庆、从重庆到北京，布满荆棘的求学路最终还是被黄博士趟了过来。
就像博士在论文开头所写的那样——“我走了很远的路，吃了很多的苦，才将这份博士学位论文送到你的面前。二十二载求学路，一路风雨泥泞，许多不容易”。
从中科院自动化所毕业后，他现在在腾讯从事AI方向的工作，真正靠读书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不过在感动之余，还是要泼点冷水的。
博士的不懈努力和卓绝意志绝对值得喝彩，但这一路走来也称得上是险象环生,以如今的视角看待，这个轨迹俨然已经成了不可复制的绝唱。
为啥呢？
在他求学的那个年代，教育仍然是一门事业，离商业很远。
那个年代，寒门学子还是有很多知识改变命运的机会......
比如，很多城市的中小学校都有过比例不低的住宿生。这些继承了父辈吃苦耐劳精神的孩子们从村镇一路杀进了县城，最后凭借自己的努力考到了全国各地。
就算是留在条件简陋的农村读书，在义务教育的政策指导下，最基本的学科学习仍然能够保证。
更别提当年还有个倾注了全国人民心血的“希望工程”补丁，在近三十多年的时间里，这个项目累计建设希望小学15444所、资助了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逾338万名，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
也只有在那个人口流动的大浪还没拉开序幕的年代，农村尚未空心、县城也没被掏空，讲着方言的老师们还有跟大城市同行一较高下的锐气，“起跑线”的概念还没那么深入人心——
都是跟牛顿学物理、跟鲁迅学语文，卷子的满分自然也都是100分。
更值得庆幸的是，这里面有相当一部分人幸运地赶上了房价还没飙涨的时间窗口，只要攒点、借点、凑点钱，不光能在城里安下家，甚至能把家人接过来改善生活。
就像黄博士在论文致谢中所写的那样：“把书念下去，然后走出去”。
不过到了后来，事情的走向就变了。
以前补课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学生，最开始是奥数信仰，而现在，补课成了生意，不论主动还是被裹挟，再佛系的父母也很难内心不起波澜。
从独木桥中拼杀过来的家长们就开始焦虑了起来。大家心里都清楚得很，出淤泥而不染是个美好的童话、孟母三迁才是现实的真相，所以一定要去好学校。
尤其是在“择校看房本”的大背景下，学区房几乎成了检验财富金字塔顶端人群支付能力的“金标准”，俨然已经脱离价值规律、成了一种独特的货币现象——
北京有几十万一平的老破小、上海有千万天价的筒子楼，就算是“牛牵进去都转不出来”的奇葩房子，也都是家长和中介们眼里的香饽饽，给多少钱都不换的那种。（戳链接阅读）
搞定了学区房，这才是教育军备竞赛的第一步。
学校里能讲得有限，那就得指望校外的培训机构了。保守一点的不过是学点语数英，激进的早都学起了整上编程、算法甚至人工智能，称得上是应有尽有。
在培训机构和焦虑的家长们的合力下，“教育”这俩字被玩出了各种花样，各种你想得到和想不到的东西都被搬了出来，几乎在学校外面生生造出来了一个新的“教育体系”。
更可怕的是，如果你脱离了这个体系，在你熟悉的那个体系也很难成功。
当然开销也是相当可观。
有的机构买断各种课程要一次性交满十几万，要是走更高端的“国际路线”，那准备的资金至少要百万起——从前期的国际学校到后期的咨询和申请，就没有不烧钱的地方。
在这个长达十几年的教育产业化过程中，也崛起了一条不容忽视的庞大产业链。从教师到机构、再到已经上市的各个在线教育巨头，很多事情早都变了味道。
虽说现在已经有了纠偏的苗头，比如教育部就在2021年的工作要点里重点提及了对校外培训机构的整顿和治理，以及对过重课业负担和教育支出的调整。
但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带来的影响，显然不是一两份文件能轻易改变的。
早在2017年，北京市文科状元熊轩昂就以卓绝的视角道出了这个现象的冰山一角：“高考是阶层性的考试，农村地区越来越很难考出来”。
而现在，不光是农村地区，如果不是天资超级出众，很多财力一般的家庭孩子也很难考出来。
久而久之，教育方面的差距就越来越大了，这从数据上也能看得出来。
曾经有人统计过广东省2016年的一本录取率，发现广州、深圳、佛山、珠海、东莞等6市接近或超过60%，中山更是高达69%，而其他地市的数据则大多分布在30-50%，汕尾仅为25.35%。
光看这个可能有点懵，但搭配经济数据看就一目了然了。这个录取率跟当地的经济水平、收入水平基本正相关。
作为改开的前沿阵地，珠三角是广东省内绝对的经济龙头。钱多、人多，大家都重视，教育水平自然而然就跟着上去了，虽说其他地方偶尔也出过些成绩不错的状元，但大趋势基本没变过。
在很多人看来“考清北最容易”的北京，也是一样的。
有人统计了一下从2020-2021年各区的普通中学升学数据，发现各区之间有着相当显著的差异。
最高的西城普高率有88.99%，而昌平只有45.93%，确实是一半孩子上不了高中。
到了大学差距更大。
1998年的时候，清北浙复交中的农村学子还能占30%的比例，等到了2020年，这个比例差不多已经降到了10%，大量农村、小县城的孩子在中小学就被这条赛道淘汰了，寒门再难出贵子未来越显著。
其实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并不少见。
一般在社会发展的初期，各阶层的状态像被搅在一起的水和油，大伙都混在一起各凭本事。就像课本里写的那样，讲的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等到静置一会，轻的上浮、重的下沉，阶层的分化就变得越来越明显了。
在这个过程中，也会有各种各样的门槛被拿出来横在人们中间，既可能是学区房、也可能是培训班，反正拼的都是背后的资源，就像那句话说的，“人家几代人的努力，凭什么输给你十年的寒窗苦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