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温儒敏先生，已有13年了。第一次见到先生，是2007年春天的一个午后，来京参加研究生面试的我，去旁听先生的课。下课后，先生在几个男同学的陪同下走出教学楼，我便走了过去，有点紧张、有点兴奋而又莽撞地向他谈起我听课的感想。先生很随和地边走边和我交谈，亲切地告诉我说：你的这些看法很有趣，是你自己的想法，不错，你很有灵气。这是我在北大听的第一次课，也是收到的第一个鼓励。我在之后七年的北大求学生涯里，除了自己的导师以外，最常请教的便是先生。
去年冬日里，在先生家那间温雅素朴的客厅里，我们有过一次长谈。谈及我当前的学术研究计划，先生提醒我，不要做死学问，要有人文关怀。“我们那一代学者，一般都不是所谓的‘三门干部’（即从家门到学校门再到机关门），接触社会比较多，是带着浓重的人生体验进入学术研究的，做学问往往有自己生命的投入，不全是为稻粱谋，事业心和使命感也比较强。”先生本人的学术研究注重贴近社会生活，观照现实，有深切的人文关怀，他在教导学生之际，也每每强调“学问是生活”“生活是学问”。
2012年，在博士论文预答辩之际，我正逢孕期，在给先生请教论文的邮件中，无意中流露出了焦虑情绪，没想到收到先生长长的回复。其中的一段话，每每在我面临人生困境、感到沮丧失落之际想起，仍能感受到温暖和力量。
先生在信中说：“祝贺你有了宝宝。这是你一生最重要的作品，也预祝他快乐安全地来到这个世界。可想你现在会很焦急，要写文章准备答辩，又要准备当妈妈，生活条件还可能不太理想。一切困难好像一下子汇聚、冲击过来。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们都是过来人，以前的条件比你现在还要糟糕几倍……比起来，现在你再难，也不过是‘小菜一碟’了。所以，人生在世，要懂得感恩，懂得珍惜，懂得比较。这样，心态会安定一点。但无论如何，要注重身体。论文的事情先不急，实在不行，不如先休学一年，那样从容一点。”
虽然后来我如期毕业，但先生“接地气”的学问态度和人生智慧让我深有感触，在以后的学术研究和工作中，尽可能地做到家庭和工作的平衡。几年后，我和爱人带着孩子一同去看望先生，他高兴极了，笑语盈盈地和我的孩子聊天，抚摸他的小脑袋说：这孩子很有灵气。又不忘叮嘱我，在教育孩子的同时，不可放松对学问的研究。
对现实人生给予密切关注，而不受限于书斋生活，这和先生的人生经历有关。1969年从中国人民大学语文系毕业后，先生被分配到粤北韶关地委办公室当秘书。那时候的他，“常下乡下厂，韶关十六个县大多数公社大队，都跑遍了”，不仅住在农民家里，组织农民参加当时各种运动，耙田、插秧，农民干的活儿他几乎都干过。
正因为有过这段“接地气”的人生历练，先生日后研究学问时，带有强烈的“现实感”和“社会关怀意识”，也让他对那些出身农村、家境比较困难而又富有上进心的学生有深切的理解和同情。他从不因这些学生的基础较弱而别样看待，反而施以更多的关心和爱护。他会将课堂上收到的鲜花送给来自农村的学生，并鼓励他们早点适应环境，好好学习。他也因材施教，敏锐地看到一些学生的薄弱所在，对他们的优长给予热情的鼓励。
以我自己为例，因为是跨专业考研，之前对专业知识的积累相对较少，入学之初心中很有压力。先生告诉我：“虽然你的学业基础不是很扎实，但可能艺术感觉较好，有你的优长。以后要取法乎上，多找一些扎实的偏重文学史的好文章看看，不要只看新近时髦的评论。”后来，我逐渐知道，先生对每一个学生几乎都如此谆谆教导，即便有的学生在毕业后并未从事学术工作，他也一直关怀鼓励，“不抛弃”“不放弃”。
对此，学生们感念在心。一位师姐在毕业多年后忆及往事，仍然感慨万分：“他让我体会到，进过北大的人，真正的幸运在什么地方。就像那些有家族归属感的人一样，背后那绵绵无尽的支援力量和智慧温情，使他可以走向他想奔赴的前方。”可以说，基层的生活经验让先生在长年的校园生活里，依然能够保持对现实人生的敏锐关切、对人性人情的充分同情和理解，形成了重实干、戒空言的工作作风和扎实稳重的研究风格，以及温雅待人的师者风范。
先生的专业研究领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其《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合著）在学界影响深远，个人专著如《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等也在学界享有盛名。虽然长期静守书斋，但他一直关注青少年的成长问题。他很早就注意到基础教育中普遍存在的“刷题多，读书少”的弊病，痛感应试教育培育不出具有深厚文化根基的人才。因此在2004年，先生呼吁成立了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并任所长。该所集合北京大学丰富的学者资源和多学科的优势，开展各项关于中小学语文教育的调研工作，并组织编写大学和中学语文教材，培训大学和中小学语文骨干教师。早年的这些工作，为先生此后担任中小学语文统编教材总主编，提供了切实丰富的一线经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对基础教育的念兹在兹和对社会民生的关怀，正是“五四”的传统，也是北大学人的风骨所在。
2012年，在被教育部聘为中小学语文统编教材总主编之后，“温儒敏”这个名字迅速“跨圈”，成为文学界最为大众关注的学者之一。近年来，新版“部编本”教材陆续投入使用，新教材注重培养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在培养语言能力的基本前提下，让学生进行逻辑思维、形象思维和直觉思维的训练，广受好评。然而，争议也随之而来。有人指责新教材加重了学生的课业负担，有人对新教材古诗词的比例较高提出质疑。面对争议，先生很坦然，并没有多么宏大冠冕的说辞，只是平淡道之：“我们这些读书人受惠于社会，现在有些地位，有些发言权，更应当回馈社会。光是批评抱怨不行，还是要了解社会，多做建设性工作。”这是他多年从事实践工作的肺腑之言。
“有什么样的教材，就有什么样的国民。”对于新教材采取的各项改革，作为总主编，先生深知责任重大。编写过程中，他带领团队认真研究，明确中小学各年级的课程标准，拟定体例框架，精选课文，反复协商讨论，并听取专家、教师等各方意见，力争精益求精，尽力把“学生被‘应试式’教育败坏了的胃口调试过来”。对于这个“一辈子做过的最艰难的工作”，先生寄予厚望，他是抱着改善国民整体素养的志向，来做这个事情的。
一方面，通过教材改革，先生想引导学生养成爱读书、勤思考、多动笔的习惯。他呼吁“让孩子连滚带爬地读书”，把泛读和精读相结合，以课外阅读辅助课堂教学，在校园阅读之外带动家庭阅读，“如果我们的社会有20%的家庭有些读书的氛围，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也就可能会大大好转”。他十分警惕当下的流俗文化对学生的侵蚀，在主编语文教材之际，注重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和拓展课外阅读。例如，小学一年级新教材所设立的“和大人一起读”栏目，便是希望通过提倡亲子阅读，来间接促进以家庭为单位的阅读风气的形成。
另一方面，他也多方呼吁，试图“将文学打进社会里去”。2011年起，先生开始关注大众的文学阅读状况，提出了“文学生活”这一概念，后又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前社会‘文学生活’调查研究”的研究工作，对大众的文学生产、传播、接受、消费等情况做了一个摸底调查。从学术研究上看，这是一次跨领域的综合研究，也是对既往文学研究范式的一个突破。
但先生的“野心”更为深远，将来如何做才能更好地培育社会上爱读书的风气，让文学更多地融入日常生活，让孩子们从小就有读书的氛围、养成读书的习惯？这依然是先生当前最为关心的议题之一。为此，年过七旬的他，每日仍然花费大量时间在读书、写作和研究上，也收获了荣誉——2017年被中国教育学会等机构评为“当代教育名家”，2019年获得了北大离退休教师科研贡献一等奖。
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从教从学几十年，先生的成就和影响有目共睹，然而他却说：“我不过是普通学者，也算努力，想为社会做点事，但自知学问浅陋，有些成绩，也是有赖于学校与社会的支持。”“淡泊敬诚”，这块摆放在先生家客厅的牌匾，也正是先生学问人生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