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讯（记者 吴婷婷）李彤（化名）的儿子小光（化名）是一个有自闭症倾向的孩子，尽管他们的生活与其他家庭可能有些不一样，但是在李彤看来，小光是幸运的。因为从两岁半确诊为有自闭症倾向那一天起，小光就接受了行为分析师蒋天的干预，李彤用“立竿见影”形容干预效果。
蒋天和袁满都是国内为数不多的行为分析师，目前，她们的主要工作是为自闭症儿童服务。做表格、画数轴、分析数据……行为分析师通过一张张可量化的表格分析自闭症儿童的行为特点，制定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有句话说，“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套用在行为分析师身上也许可以说，“课上1分钟，课后10小时”。
课后才是“主战场”
袁满是朝阳实验小学新源里分校一名特教班班主任老师，同时她也是一名行为分析师。袁满所带的班级，有几个学生患有自闭症，还有几个学生有智力障碍，这些孩子中多数伴随行为问题。
豆豆（化名）是袁满班里的一位自闭症儿童，刚入学时，豆豆一堂课下座位达到13次之多，他关注不到老师，也无法按照老师的要求安坐，更不能模仿安坐这个动作。“这时候就需要用行为分析的办法研究是什么刺激了豆豆下座位，我会通过行为分析的理论模型对下座位这个事情进行详细分析。”袁满说，这种分析可以细化到在豆豆下座位的前一分钟发生了什么事情，豆豆不能安坐的诱因是什么、频率是多少，周围环境是怎样的。必要的时候，袁满还要调用上课时的视频监控，查看豆豆频繁下座位的整个过程。
细化分析只是行为分析的第一步，袁满制定出针对豆豆的干预方案后，接下来最重要的一步是与家长及其他监护人沟通，将方案告知家长。如果家长不能配合完成这一整套干预方案，那么她可能需要重新调整计划。
在这个特教班之前是3个普通班，一（四）班沿用了普通班级的名称设置方式。这样的设置也包含着学校对这些孩子的良苦用心。袁满说：“我们学校是一所融合小学，也就是说，学校既招收普通孩子，也招收自闭症、智力障碍等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孩子。一体化的班级名称设置，可以让所有孩子真正融合在一起，不会因为某些情况而感到特殊。”
记者采访时正赶上袁满上生活语文课。袁满在黑板上写下“排队”两个字，让孩子们给水杯排队，给小座椅、小课桌排队，最后过渡到学会自己排队。在整堂课中，袁满不断通过手势、语言、动作，达到让孩子掌握排队这项规则的目的。上课不到20分钟，袁满的声音已经有些沙哑。
3月29日，朝阳实验小学新源里分校，袁满在生活语文课上，教孩子们排队。 新京报记者 李木易 摄
如果说上课时更多的是体力上的辛苦，那么课后则是袁满最重要的“战场”。袁满办公室的电脑里存放着不少孩子的资料，每一份资料里都包含着好几页文件，它们全是袁满对有行为障碍的孩子进行分析并且给出干预方案的资料。
由于朝阳实验小学新源里分校是一所融合教育学校，特殊教育班级学生如果干预效果比较理想，将通过弹性安置的方式进入到普通班，跟其他孩子一起上课。如果在此过程中，孩子们仍偶尔出现行为障碍，袁满就要跟着孩子进到普通班级，观察孩子发生这些行为的诱因是什么、他可能有什么诉求等，再制定一套新的干预方案。
在袁满看来，在融合教育学校，老师之间的配合和支持尤其重要。“我们平时备课会跟普通班级的老师一起进行，当我把干预方案介绍给各位老师时，我的同事们都非常支持，即使不是我上课，他们也会按照这套方案去帮助孩子。”
干预效果“立竿见影”
当被问及行为分析师对自闭症儿童有什么帮助时，李彤用“立竿见影”概括。李彤家住南京，小光两岁半时确诊为有自闭症倾向，这个变故让李彤一度感到绝望。因为和蒋天的妈妈是朋友，李彤找到蒋天，希望她能够帮助孩子。回忆起当时的这个决定，李彤觉得自己和孩子都非常幸运，“行为分析师在国内并不多见。蒋老师用行为分析，大约一个月就看到效果了。”
当时小光所在的幼儿园是一所普通幼儿园，老师们也都知道小光的情况，因此当小光有特殊情况发生时，李彤会请蒋天走进幼儿园观察小光的行为，然后制定一整套干预方案。现在，小光已经是小学一年级的学生，所在学校是普通小学，他能够像其他孩子一样上课、写作业，但是偶尔会发生不断频繁抠橡皮等行为，“一个小时抠了十多次橡皮，他认准的事情不太容易改变，但这种行为会影响他的注意力。”李彤说。
多年来，蒋天对小光的干预从未间断。“有时候蒋老师不在南京，我就给她发视频，请她帮助分析孩子的情况。”正是因为有了蒋天的帮助，李彤自己也掌握了一些行为分析的方法。“针对自闭症儿童，有些传统的干预方式更像是训练，但行为分析师不是这样，他们认为自闭症儿童就是人群中比较有特点的一群孩子，他们不仅会从专业上帮助孩子，还会给家长正向的鼓励。”
如今，蒋天不仅要帮助自闭症儿童做行为分析、干预，还会督导其他行为分析师的工作，帮他们完善方案或调整计划。蒋天告诉记者，行为分析师分为三个等级，相当于本科、硕士和博士，硕士级别的行为分析师要定期督导本科行为分析师的工作，博士行为分析师同样要对下一级行为分析师的日常工作进行督导，其目的在于完善干预方案、查漏补缺。
3月29日，朝阳实验小学新源里分校，课表前贴了易于自闭症孩子辨认的照片和图画。新京报记者 李木易 摄
【讲述】
需要不断科普，让公众正确认识这门学科
我2017年大学毕业后来到朝阳实验小学新源里分校担任特教老师，因为大学学的就是特殊教育，所以我很喜欢这所学校，也特别愿意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孩子们。那个时候讨论行为分析师这个职业的人很多，也有些不一样的声音，我就很想去了解它。我们领导听说我这个想法，他特别支持我。他说，要了解一门学科，应该真正走进它，这样才能搞清楚里面的奥秘。
2018年9月，我报考了应用行为分析师考试。这门学科的理论很难读，我用了1年的时间进行理论课学习，同时寻求督导的帮助，终于通过了考试。行为分析关注的是支持策略，不单是对学生本人，也包括教学环境的支持、家庭环境的支持等。
现在，我不仅在我们学校完成教学工作，也会定期去到区里的其他学校，和老师们共同交流，也会运用行为分析理论帮助其他孩子。
——行为分析师袁满
目前，仍有一些观点对行为分析师持质疑态度。我们希望百家争鸣，不排斥其他的声音，因为这不是一门非黑即白的学科，只要对孩子好，不违背行为原理，行为分析师都能接受。正因为行为分析师这个职业是舶来品，学习资料绝大部分都是英语，因此还需要不断科普，让公众正确认识这门学科。
——行为分析师蒋天
【职业档案】
行为分析师是从国外引入的职业，从其研究范围来看，只要是有行为发生的地方，都可以运用行为分析，其目的是通过科学的分析提升生活水平、提升工作效率。2014年前后，行为分析师这个职业逐渐走进国人视野。正因为该职业在国内处于刚刚发展的阶段，因此行为分析最重要的工作方向是干预自闭症儿童。目前，全国的行为分析师总人数不超过300人，博士级别的行为分析师仅有4-5人，硕士级别有30-40人，本科级别数量较多。大多数行为分析师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其他城市的行为分析师数量极少。据蒋天统计，以江苏为例，硕士级别行为分析师只有一人，本科级别不超过10人。这造成了资源分布不均衡，三四线城市的自闭症孩子很难得到行为分析师的帮助。
新京报记者 吴婷婷 摄影记者 李木易
编辑 张磊 校对 杨许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