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国史汉时天子所藏之书，皆令人臣得观之。故刘欲谓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而司马迁为太史令，细石室金匮之书。刘向、扬雄校书天禄阁。班斿进读群书，上器其能，赐以秘书之副。东京则班固、傅毅为兰台令史，并典校书。曹褒于东观撰次礼事。而安帝永初中，诏谒者刘珍及博士议郎四府掾史五十余人，诣东观校定《五经》、诸子传记。窦章之被荐，黄香之受诏，亦得至焉。晋、宋以下，此典不废，左思、王俭、张缵之流咸读秘书，载之史传。而柳世隆至借给二千卷。唐则魏徵、虞世南、岑文本、椿遂良、颜师古皆为秘书监，选五品以上子孙工书者，手书缮写，藏于内库。而玄宗命弘文馆学士元行冲，通撰古今书目，名为《群书四录》。以阳城之好学，至求为集贤院吏，乃得读之。宋有史馆、昭文馆、集贤院，谓之三馆，太宗别建崇文院，中为秘阁，藏三馆真本书籍万余卷，置直阁校理。仁宗复命缮写校勘，以参知政事一人领之，书成，藏于太清楼，而范仲淹等尝为提举。且求书之诏，无代不下，故民间之书得上之天子，而天子之书亦往往传之士大夫。自洪武平元，所收多南宋以来旧本，藏之秘府，垂三百年，无人得见，而昔时取士，一史、三史之科又皆停废，天下之士于是乎不知古。司马迁之《史记》、班固之《汉书》、干宝之《晋书》、柳芳之《唐历》、吴竟之《唐春秋》、李煮之《宋长编》、并以当时流布。至于会要、日历之类，南渡以来，士大夫家亦多有之，未尝禁止。今则实录之进，焚草于太液池，藏真于皇史，在朝之臣非预篡修，皆不得见，而野史、家传遂得以孤行于世，天下之士于是乎不知今。是虽以夫子之圣，起于今世，学夏、殷礼而无从，学周礼而又无从也，况其下焉者乎！岂非密于禁史而疏于作人，工于藏书而拙于敷教者邢？遂使帷囊同毁，空闻《七略》之名；家壁皆残，不睹《六经》之字。鸣呼忄希矣！
○十三经注疏自汉以来，儒者相传，但言《五经》。而唐时立之学官，则云《九经》者，《三礼》、《三传》分而习之，故为九也。其刻石国子学，则云《九经》，并《孝经》、《论语》、《尔雅》。宋时程、朱诸大儒出，始取《礼记》中之《大学》、《中庸》，及进《孟子》以配《论语》，谓之《四书》。本朝因之，而《十三经》之名始立。其先儒释经之书，或曰传，或曰笺，或曰解，或曰学，今通谓之注。《书》则孔安国传，《诗》则毛苌传，郑玄笺，《周礼》、《仪礼》、《礼记》则郑玄注，《公羊》则何休学，《孟子》则赵歧注，皆汉人。《易》则王粥注，魏人。《系辞》，韩康伯注，晋人。《论语》则何晏集解，魏人。左氏则杜预注，《尔雅》则郭璞注，《梁》则范甯集解，皆晋人。《孝经》则唐明皇御注。其後儒辨释之书名曰正义，今通谓之疏。
《旧唐书，儒学传》：“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讹谬，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考定《五经》，颁布于天下。又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高宗纪》：“永徽四年三月壬子朔，颁孔颖达《五经正义》于天下。每年明经，令依此考试。”时但有《易》、《书》、《诗》、《礼记》、《左氏春秋》五经。永徽中，贾公彦始撰《周礼》、《仪礼》义疏。《宋史·李至传》：“判国子监，上言：‘《五经》书既已板行，惟《二传》、《二礼》、《孝经》、《论语》、《尔雅》七经疏未修，望令直讲崔颐正、孙、崔等重加雠校，以备刊刻。’从之。”今人但知《五经正义》为孔颖达作，不知非一人之书也，《新唐书》颖达本传云：“初颖达与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判受诏撰五经义训百余篇，其中不能无谬冗，博士马嘉运驳正其失，诏更令裁定，未就，永徽二年，诏中书门下与国子三馆博士、宏文馆学士考正之，于是尚书左仆射于志宁、右仆射张行成、侍中高季辅就加增损，书始布下。”
○监本二十一史宋时止有十六史，今则并宋、辽、金、元四史为二十一史。但辽、金二史向无刻本，南北齐、梁、陈、周书人间传者亦罕，故前人引书多用《南、北史》及《通鉴》，而不及诸书，亦不复采辽、金者，以行世之本少也。嘉靖初，南京国子监祭酒张邦奇等请校刻史书，欲差官购索民间古本，部议恐滋烦扰，上命将监中十七史旧板考对修补，仍取广东《宋史》板付监，辽、金二史无板者，购求善本翻刻。十一年七月成，祭酒林文俊等表进。至万历中，北监又刻《十三经》、《二十一史》，其板视南稍工，而士大夫遂家有其书，历代之事迹粲然于人间矣。然校勘不精，讹舛弥甚，且有不知而妄改者，偶举一二。如《魏书·崔孝芬传》：“李彪谓崔挺曰：‘比见贤子谒帝，旨谕殊优、今当为群拜纪。”此《三国志·陈群传》中事，非为隐僻，今所刻《北史》改云：“今当为绝群耳。”不知纪群之为名，而改“纪”为“绝”，又倒其文，此已可笑。
又如《晋书·华谭传》未云：“始淮南袁甫字公胄，亦好学，与谭齐名。”今本误于“始”字绝句，左方跳行，添列一袁甫名题，而再以“淮”字起行。《齐王同传》末云：“郑方者，字子回。”此姓郑名方，即上文所云南阳处士郑方，露版极谏，而别叙其人与书及同答书于後耳，今乃跳行添列一“郑方者”三字名题。《唐书·李敬玄传》末附敬玄弟元素，今以敬玄属上文，而弟元素跳行。此不适足以彰大学之无人，而贻後来之栅笑乎？《十三经》中《仪礼》脱误尤多，《士昏礼》脱“婿授绥姆辞曰未教不足与为礼也”一节十四字。《乡射礼》脱“士鹿中旌以获”七字，《士虞礼》脱“哭止告事毕宾出”七字，《特牲馈食礼》脱“举者祭卒觯拜长者答拜”十一字，《少牢馈食礼》脱“以授尸坐取箪兴”七字，此则秦火之所未亡，而亡于监刻矣。至于历官任满，必刻一书，以充馈遗，此亦甚雅，而卤莽就工，殊不堪读。陆文裕《金台纪闻》曰：“元时州县皆有学田，所人谓之学祖，以供师生廪饩，余则刻书。工大者合数处为之，故雠校刻画颇有精者，洪武初，悉收上国学，今南监《十六史》诸书地里、岁月、勘校、工役并存可识也。今学既无田，不复刻书，而有司间或刻之，然只以供馈赆之用，其不工反出坊本下，工者不数见也。”闻之宋、元刻书皆在书院，山长主之，通儒订之，学者则互相易而传布之，故书院之刻有三善焉：山长无事而勤于校雠，一也；不惜费而工精，二也；板不贮官而易印行，三也。有右文之主出焉，其复此非难也。而书之已为劣生刊改者，不可得而正矣。是故信而好古，则旧本不可无存；多闻阙疑，则群书亦当并订。此非後之君子之责而谁任哉？
《旧日唐书》病其事之遗阙，《新唐书》病其文之晦涩，当兼二书刻之，为《二十二史》。如宋、魏诸国既各有书，而复有《南史》、《北史》，是其例也。
○张参五经文字唐人以《说文》、《字林》试士。其时去古未远，开元以前未改经文之日，篆籀之学，童而习之，今西安府所存唐睿宗书景龙观钟，犹带篆、分遗法。至于宋人，其去古益远，而为说日以凿矣，大历中，张参作《五经文字》，据《说文》、《字林》，刊正谬失，甚有功于学者。开成中，唐玄度增补，复作《九经字样》，石刻在关中。向无板本，间有残缺，无别本可证。近代有好事者刻《九经补字》，并属诸生补此书之阙，以意为之。乃不知此书特《五经》之文，非经所有者不载，而妄添经外之字，并及字书中泛博之训。予至关中，洗刷元石，其有一二可识者，显与所补不同，乃知近日学者之不肯阙疑而妄作如此。
○别字《慢汉书·儒林传》：“谶书非圣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别字。”近鄙者，犹今俗用之字；别字者，本当为此字，而误为彼字也，今人谓之“白字”，乃别音之转。
山东人刻《金石录》，于李易安《梭序》：“绍兴二年玄岁壮月朔。”不知壮月之出于《尔雅》，而改为“牡丹”。凡万历以来所刻之书多“牡丹”之类也。
○三朝要典《宋史·蹇序辰传》：“绍圣中，为起居郎中书舍人，同修国史。疏言：‘朝廷前日正司马光等好恶，明其罪罚，以告中外。惟变乱典刑，改废法度，讪读宗庙，脾睨两宫，观事考言，实状彰著，然踪迹深秘，包藏祸心，相去八年之间，盖已不可究。质其章疏案牍，散在有司，若不汇辑而存之，岁久必致沦失。愿悉讨奸臣所言所行，选官编类，人为一帙，置之二府，以示天下後世大戒。’遂命序辰及徐铎编类，由是招绅之祸无一得免者。”天启中，篡辑《三朝要典》，正用序辰之法。
门户之人，其立言之指各有所借，章奏之文互有是非。作史者两收而并存之，则後之君子如执镜以照物，无所逃其形矣。偏心之辈谬加笔削，于此之党则存其是者，去其非者；于彼之党则存其非者，去其是者，于是言者之情隐，而单辞得以胜之。且如《要典》一书，其言未必尽非，而其意别有所为，继此之为书者犹是也。此国论之所以未平，百世之下难乎其信史也。崇帧帝批讲官李明睿之疏曰：“纂修《实录》之法，惟在据事直书，则是非互见。”大哉王言！其万世作史之准绳乎？
○密疏唐武宗会昌元年十二月，中书门下奏：“宰臣及公卿论事，行与不行须有明据，或奏请允惬，必见褒称；或所论乖僻，因有惩责。在藩镇上表，必有批答；居要官启事，自有记注。并须昭然，在人耳目。或取舍存于堂案，或与夺形于诏敕。前代史书所载奏议，罔不由此。近见《实录》，多载密疏，言不彰于朝听，事不显于当对，得自其家，未足为信。今後《实录》所载章奏，并须朝廷共知者，方得纪述，密疏并请不载。如此则理必可法，人皆向公，爱憎之志不行，褒贬之言必信。”从之。此虽出于李德裕之私心，然其言不为无理。自万历末年，章疏一切留中，抄传但凭阁揭。天启以来，谗慝弘多，啧言弥甚。予尝亲见大臣之子追改其父之疏草而刻之以欺其人者，欲使盖棺之後，重为奋笔之文，追遗议于後人，侈先见于前事，其为诬罔甚于唐时。故志之于书，俾作史之君子详察而严斥之也。
○贴黄章奏之冗滥，至万历、天启之间而极至。一疏而荐数十人，累二三千言不止，皆枝蔓之辞。崇祯帝英年御宇，厉精图治，省览之勤，批答之速，近朝未有。乃数月之後，颇亦厌之，命内阁力贴黄之式。即令本官自撮疏中大要，不过百字，粘附犊尾，以便省览。此贴黄之所由起也。宋叶梦得《石林燕语》曰：“唐制，降敕有所更改，以纸贴之，谓之贴黄，盖敕书用黄纸，则贴者亦黄纸也。今奏状札子皆白纸，有意所未尽，揭其要处，以黄纸别书于後，乃谓之贴黄，盖失之矣。其表章略举事目与日月道里见于前及封皮者，又谓之引黄。”
○记注古之人君，左史记事，右史记言，所以防过失而示後王。记注之职其来尚矣。唐太宗通晓古典，尤重其事。苏冕言：“贞观中，每日朝退後，大宗与宰臣参议政事，即令起居郎一人执简记录。”由是贞观注记，政事称为毕备，及高宗朝，会端拱无言，有司惟奏辞见二事。其後许敬宗、李义甫用权，多妄论奏，恐史官直书其短，遂奏令随仗便出，不得备闻机务，因为故事。
《旧唐书·姚踌传》：“长寿二年，迁文昌左丞同凤阁鸾台平章事。自永徽以後，左右史惟得对仗承旨，仗下後，谋议皆不预闻，以为帝王谟训不可遂无纪述，若不宣自宰相，史官无从得书，乃表请仗下所言军国政要，宰相一人专知撰录，号为‘时政记，每月封送史馆。宰相之撰时政记，自始也。”
○四书五经大全自朱于作《大学中庸章句或问》、《论语孟子集注》之後，黄氏有《论语通释》，而采语录附于朱子章句之下则始自真氏，名日《集义》，止《大学》一书，祝氏乃仿而足之，为《四书附录入像有蔡氏《四书集疏》，赵氏《四书篡疏》，吴氏《四书集成》。昔之论者病其泛溢，于是陈氏作《四书发明》，胡氏作《四书通入而定字之门人倪氏合二书为一，颇有删正，名曰《四书辑释》。自永乐中命儒臣篡修《四书大全》，颁之学官，而诸书皆废。倪氏《辑释》今见于刘用章所刻《四书通义》中。永乐中所纂《四书大全》特小有增删，其详其简或多不如倪氏，《大学中庸或问》则全不异，而间有外误。至《春秋大全》则全袭元人汪克宽《胡传纂疏》，但改其中“愚按”二字为“汪氏曰”，及添庐陵李氏等一二条而已。《诗经大全》则全袭元人刘谨《诗传通释》，而改其中“愚按”二字为“安成刘氏曰”。其三经後人皆不见旧书，亦未必不因前人也。当日儒臣奉旨修《四书五经大全》，颁餐钱，给笔札，书成之日，赐金迁秩，所费于国家者不知凡几。将谓此书既成，可以章一代教学之功，启百世儒林之绪，而仅取已成之书抄誊一过，上欺朝廷，下诳士子，唐宋之时有是事乎？岂非骨鲠之臣已空于建文之代？而制义初行，一时人士尽弃宋元以来所传之实学，上下相蒙，以饕禄利，而莫之问也，呜呼！经学之废，实自此始，往之君子欲扫而更之，亦难乎其为力矣。
○书传会选洪武二十七年四月丙戌，诏徵儒臣定正宋儒蔡氏《书传》。上以蔡氏《书传》日月五星运行与朱子《诗传》不同，及其他注说与番阳邹季友所论问亦有未安者，遂诏徵天下儒臣定正之，命翰林院学士刘三吾等总其事。凡蔡氏传得者存之，失者正之，又采诸家之说足其未备。九月癸丑，书成，赐名《书传会选》，命礼部颁行天下。今按此书若《尧典》谓“大左旋，日月五星违天而右转”，《高宗肜日》谓“祖庚绎于高宗之庙”，《西伯勘黎》谓是武王，《洛浩》“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谓周公辅成王之七年，皆不易之论。
每传之下系以经文及传，《音释》干字音、字体、字义辩之甚详。其传中用古人姓字、古书名目必具出处，兼亦考证典故。盖宋元以来，诸儒之规模犹在，而其为此书者皆自幼为务本之学，非由八股发身之人，故所著之书虽不及先儒，而尚有功于後学。至永乐中修《尚书大全》，不惟删去异说，并《音释》亦不存矣。愚尝谓自宋之末造以至有明之初年，经术人材于斯为盛。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十族诛而臣节变，洪武、永乐之间，亦世道升降之一会矣。○内典古之圣人所以教人之说，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职在洒扫、应对、进退，其文在《诗》、《书》、《礼》、《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处、去就、交际，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罚。虽其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夕外，亦有体用之分，然并无用心于内之说。自老庄之学行于战国之时，而外义者告子也，外天下、外物、外生者庄子也。于是高明之士厌薄诗书，以为此先王所从治天下之糟粕。而佛氏晚人中国，其所言清净慈悲之说，适有以动乎世人之慕向者。六朝诸君子从而衍之，由清净自在之说而极之，以至于不生不死人于涅，则杨氏之为我也。由慈悲利物之说而极之，以至于普度众生，超拔苦海，则墨氏之兼爱也。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而佛氏乃兼之矣。其传浸盛，後之学者遂谓其书为内典。推其立言之旨，不将内释而外吾儒乎？夫内释而外吾儒，此自缁流之语，岂得士人亦云尔乎，《黄氏日钞》云：“《论语·曾子三省章》集注载尹氏曰：‘曾于守约，故动必求诸身，语意已足矣。’又载谢氏曰：‘诸子之学皆出于圣人，其後愈远而愈失其真，独曾子之学专用心于内，故传之无弊。夫心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正其心者，正欲施之治国平天下。’孔门未有专用心于内之说也，用心于内，近世掸学之说耳。象山陆氏因谓曾子之学是里面出来，其学不传；诸子是外面人去。今传于世者，皆外人之学，非孔子之真。遂于《论语》之外，自谓得不传之学。凡皆源于谢氏之说也。後有朱子，当于集注中去此一条。”
褚少孙补《滑稽传》，以传记、杂说为外家，是以《六经》为内也。东汉儒者则以七纬为内学，《六经》为外学。举图谶之文，一归之性与天道，不可得闻。而今百世之下，晓然皆悟其非。今之所谓内学，则又不在图谶之书，而移之释氏矣。
○心学《黄氏日钞》解《尚书》“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一章曰：“此章本尧命舜之辞，舜申之以命，禹而加详焉耳。尧之命舜曰：‘允执厥中。’今舜加‘危微精一’之语于‘允执厥中’之上，所以使之审择而能执中者也。此训之之辞也，皆主于尧之执中一语而发也。尧之命舜曰：‘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今舜加‘无稽之言勿听，以至敬修其可愿’于‘天禄永终’之上，又‘所以警切之，使勿至于困穷而永终者也’，此戒之之辞也，皆主于尧之‘永终’二语而发也，执中之训，正说也；永终之戒，反说也。盖舜以昔所得于尧之训戒并其平日所尝用力而自得之者，尽以命禹，使知所以执中而不至于永终耳，岂为言心设哉。近世喜言心学，舍全章本旨而独论人心道心，甚者单摭道心二字，而直谓即心是道，盖陷于禅学而不自知，其去尧、舜、禹授受天下之本旨远矣。葵九峰之作《书传》，述朱子之言曰：‘古之圣人将以天下与人，未尝不以治之之法而并传之。’可谓深得此章之本旨，九峰虽亦以是明帝王之心，而心者，治国平天下之本，其说固理之正也。其後进此书传于朝者，乃因以三圣传心为说。世之学者遂指此书十六字为传心之要，而禅学者借以为据依矣。”愚按，心不待传也，流行天地间，贯彻古今而无不同者，理也。理具于吾心，而验于事物。心者，所以统宗此理而别白其是非。人之贤否，事之得失，天下之治乱，皆于此乎判。此圣人所以致察于危微精一之间，而相传以执中之道，使无一事之不合于理，而无有过不及之偏者也。禅学以理为障，而独指其心曰“不立文字，单传心印”。圣贤之学，自一心而达之天下国家之用，无非至理之流行，明白洞达，人人所同，历千载而无间者。何传之云：“俗说浸淫，虽贤者或不能不袭用其语，故僭书其所见如此。”
《中庸章句》引程子之言曰：“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亦是借用释氏之言，不无可酌。
《论语》一书言心者三，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乃“操则存，舍则亡”之训，门人未之记，而独见于《孟子》。夫未学圣人之操心，而骤语夫从心，此即所谓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而旦昼之所为有牿亡之者矣。
唐仁卿答人书曰：“自新学兴而名家著，其冒焉以居之者不少，然其言学也则心而已矣。元闻古有学道，不闻学心；古有好学，不闻好心。心学二字，《六经》、孔孟所不道。今之言学者，盖谓心即道也，而元不解也。何也？危微之旨在也，虽上圣而不敢言也。今人多怪元言学而遗心，孰若执事责以不学之易了，而元亦可以无辞于执事，子曰：‘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又曰：‘一日克己复礼。’又已‘终日乾乾，行事也。’元未能也。孔门诸子，日月至焉，夫子犹未许其好学，而况乎日至未能也，谓之不学可也。但未知执事所谓学者果仁邪？礼邪？事邪？抑心之谓邪？外仁、外礼、外事以言心，虽执事亦知其不可；”执事之意必谓仁与礼与事即心也，用力于仁，用力于心也。复礼，复心也；行事，行心也。则元之不解犹昨也，谓之不学可也。”又曰：“孳革为善者心，孳孳为利者亦未必非心。危哉，心乎！判吉凶，别人禽，虽大圣犹必防乎其防，而敢言心学乎？心学者，以心为学也。以心为学，是以心为性也。心能具性，而不能使心即性也。是故求放心则是，求心则非；求心则非，求于心则是。我所病乎心学者，为其求心也。心果待求，必非与我同类；心果可学，则‘以礼制心，以仁存心’之言，毋乃为心障与！”
《论语》：“仁者安仁。”集注：“谢氏曰：仁者心无内外、远近、精粗之间，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乱。”此皆庄、列之言，非吾儒之学。太甲曰：“顾讠是天之明命。”子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故曰“操则存，舍则亡。”不待存而自不亡者何人哉？
○举业林文烙《福州府志》曰：“余好问长老前辈时事，或为余言林尚默，方游乡序，为弟子员，即自负其才当冠海内士云。然考其时，试诸生者则杨文贞、金文靖二公也。夫尚默当时所习特举子业耳，而杨、金二学士皆文章宿老，蔚为儒宗，尚默乃能必之二公若合符节，何哉？当是时也，学出于一，上以是取之，下以是习之，譬作车者不出门，而知适四方之合辙也，工德末，异说者起，以利诱後生，使从其学，毁儒先，低传汪，殆不啻弃髦矣。由是学者怅怅然莫知所从，欲从其旧说则恐或主新说，从其新说则又不忍遽弃传注也。己不能自必，况于人平？呜呼！士之怀瑾握瑜，范驰驱而不遇者，可胜道哉！是故射无定鹄，则羿不能巧；学无定论，则游夏不能工。欲道德一，风俗同，其必自大人不倡游言始。”又曰：“近日讲学之辈，弥近理而大乱真。士附其门者皆取荣名，于是一唱百和，始伐木者呼邪许，然徐而叩之，不过徽捷径于终南，而其中实莫之能省也。”东乡艾南英《皇明今文待序》曰：“呜呼！制举业中始为禅之说者，谁与原其始？盖由一二聪明才辩之徒，厌先儒敬义诚明、穷理格物之说，乐简便而畏绳束，其端肇于宋南渡之季，而慈湖杨氏之书为最著。国初，功令严密，匪程、朱之言弗遵也。盖至摘取良知之说，而士稍异学矣，然予观其书，不过师友讲论立教明宗而已，未尝以人制举业也。其徒龙溪、绪山阐明其师之说，而又过焉，亦未尝以人制举业也。龙溪之举业不传，阳明、绪山班班可考矣。衡较其文，持详矜重，若未始肆然欲自异于朱氏之学者。然则今之为此者，谁为之始与？吾姑为隐其姓名，而又详乙注其文，使学者知以宗门之糟粕，为举业之偏者自斯人始。呜呼，降而为传灯，于彼教初说，其浅深相去已远矣，又况附会以援儒人墨之辈，其鄙陋可胜道哉。今其大旨不过曰‘耳自天聪，目自天明’，犹告子曰生之谓性’而已。及其厌穷理格物之迂而去之，犹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而已。任其所之而冥行焉，未有不流于小人之无忌惮者，此《中庸》所以言性不言心，《孟子》所以言心而必原之性，《大学》所以言心而必曰正其心。吾将有所论著，而姑言其概如此，学者可以废然返矣。”
又曰：“嘉靖中，姚、江之书虽盛行于世，而士子举业尚谨守程、朱，无敢以禅窜圣者。自兴化、华亭两执政尊王氏学，于是隆庆戊辰《论语程义》首开宗门，此援浸淫，无所底止。科试文字大半剽窃王氏门人之言，阴诋程、朱。”坊刻中有伪作罗伦《致知在格物》一篇，其破题曰：“良知者，廓于学者也。”按罗文毅中成化二年进士，当时士无异学，使果有此文，则良知之说始于彝正，不始于伯安矣。况前人作破亦无此体，以其为先朝名臣而借之耳。
○破题用庄子《五经》无“真”字，始见于老庄之书。《老子》曰：“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庄子·渔父篇》：“孔子愀然曰：‘敢问何谓真？’客曰：‘真者，精诚之至也。’”《大宗师篇》曰：“而已反其真，而我犹为人猗。”《列子》曰：“精神离形，各归其真，故谓之鬼。鬼，归也。归其真宅。”《汉书·杨王孙传》曰：“死者，终生之化，而物之归者也。归者得至，化者得变，是物各反其真也。”《说文》曰：“真，仙人变形登天也。”徐氏系传曰：“真者，仙也，化也。从匕，匕即化也。反人为亡，从目从匕，入其所乘也。”以生为寄，以死为归，于是有真人、真君、真宰之名。秦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谓“真人”，不称“朕”。魏太武改元太平真君，而唐玄宗诏以四子之书谓之“真经”，皆本乎此也。後世相传，乃遂与假为对。李斯《上秦王书》：“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韩信请为假王，高帝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又更东垣曰“真定”。窦融《上光武书》曰：“岂可背真旧之主，事奸伪之人。”而与老、庄之言真亦微异其指矣。宋讳“玄”，以“真”代之，故庙号曰真宗。玄武七宿改为“真武”，玄冥改为“真冥”，玄挎改为“真枵”。《崇文总目》谓《太玄经》为“太真”，则犹未离其本也。隆庆二年会试，为主考者厌《五经》而喜老庄，黜旧闻而崇新学，首题《论语》“子曰由海汝知之乎”一节，其程文破云：“圣人教贤者以真知，在不昧其心而已。”《庄子·大宗师篇》：“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列子·仲尼篇》：“无乐无知，是真乐真知。”始明以《庄子》之言人之文字。自此五十年间，举业所用，无非释、老之书，彗星扫北斗、文昌，而御河之水变为赤血矣，崇侦时，始申旧日之禁，而士大夫皆幼读时文，习染已久，不经之字，摇笔辄来，正如康昆仑所受邻舍女巫之邪声，非十年不近乐器，未可得而绝也。虽然，以周元公道学之宗，而其为书，犹有所谓“无极之真”者，吾又何责乎今之人哉。
《孟子》言：“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下文明指是爱亲敬长。若夫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则必待学而知之者矣。今之学者明用《孟子》之良知，暗用《庄子》之真知。
○科场禁约万历三十年三月，礼部尚书冯琦上言：“顷者皇上纳都给事中张问达之言，正李贽惑世诬民之罪，尽焚其所著书，其崇正辟邪，甚盛举也。臣窃惟国家以经术取士，自《五经》、《四书》、《二十一史》、《通鉴》、性理诸书而外，不列于学官，而经书传注又以宋儒所订者为准。此即古人罢黜百家，独尊孔氏之旨。自人文向盛，士习浸淳，始而厌薄平常，稍趋纤靡；纤靡不已，渐骛新奇；新奇不已，渐趋诡僻。始犹附诸子以立帜，今且尊二氏以操戈。背弃孔、孟，非毁程、朱，惟《南华》、西竺之语是宗是竞。以实为空，以空为实。以名教为桎梏以纪纲为赘疣。以放言高论为神奇，以荡轶规矩、扫是非廉耻为广大。取佛书言心言性略相近者窜入圣言，取圣经有空字无字者强同于禅教。语道既为舂驳，论文又不成章。世道溃于狂澜，经学几为榛莽。臣请坊间一切新说曲议，令地方官杂烧之。生员有引用佛书一句者，廪生停廪一月，增附不许帮补，三句以上降黜。中式墨卷引用佛书一句者，勒停一科，不许会试，多者黜革。伏乞天语申饬，断在必行。自古有仙佛之世，对学必不明，世运必不劢。即能实诣其极，亦与国家无益，何况袭咳唾之余，以自盖其名利之迹者乎？夫道术之分久矣。自西晋以来，于吾道之外别为二氏；自南宋以来，于吾道之中自分两岐；又其後则取释氏之精蕴，而阴附于吾道之内；又其後则释氏之名法，而显出于吾道之外。非圣主执中建极，群工一德同风，世运之流未知所届。”上曰：“祖宗维世立教，尊尚孔子。明经是非，荡弃行检，复安得节义忠孝之士为朝廷用？览卿等奏，深于世教有裨，可开列条款奏来。仙佛原是异术，宜在山林独修，有好尚者任其解官自便。”此稍为厘正，然而旧染既深，不能尽涤；又在位之人多以护借士子科名为阴德，亦不甚摘发也。至于未年，诡僻弥甚。
新学之兴，人皆土苴《六经》，因而不读传注，崇帧三年，浙江乡试题“义用明俊民用章”。上文“岁月日时无易”，传曰：“不失其时也。”第三名龚广生文，误以为历家“一日十二时”之时，而取冠本经，刻为程文。九年，应天乡试题“‘王请大之’至‘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内有“以遏祖莒”，注曰：“‘莒’，《诗》作‘旅’，众也。”谓密人侵阮、徂、共之众也。第二十三名周天一文，误以为《春秋》莒人”之莒，亦得中式，部科不闻磨勘。诏令之不行至此。
○朱子晚年定论《宋史·陆九渊传》：“初，九渊尝与朱熹会鹅湖，论辩所学，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渊访之。熹与至白鹿洞，九渊为讲‘君子小人喻义利’一章，听者至有泣下，熹以为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病。至于无极而大极之辩，则贻书往来，论难不置焉。”
王文成所辑《朱子晚年定论》，今之学者多信之，不知当时罗文庄已尝与之书而辩之矣。其书曰：“详《朱子定论》之编，盖以其中岁以前所见未真，及晚年始克有悟。乃于其论学书牍三数十卷之内，摘此三十余条，其意皆主于向里者，以为得于既悟之余，而断其为定论。斯其所择宜亦精矣，第不知所谓晚年者，断以何年为定？偶考得何叔京氏卒于淳熙乙未，时朱子年方四十有六。慢二年丁酉，而《论孟集注或问》始成。今有取于答何书者四通，以为晚年定论；至于《集注或问八则以为中年未定之说。窃恐考之欠详，而立论之太果也。又所取《答黄直卿》一书，监本止云此是向来差误，别无‘定本’二字，今所编增此二字，而序中又变‘定’字为‘旧’字，却未详‘本’字所指。朱子有《答吕东莱》一书，尝及定本之说，然非指《集注或问》也。凡此，愚皆不能无疑，顾犹未足深论。窃以执事天资绝世，而日新不已。向来恍若有悟之後，自以为证诸《五经》、《四子》，沛然若决江河而放诸海；又以为精明的确，洞然无复可疑。某固信其非虚语也。然又以为独于朱子之说有相抵悟，揆之于理，容有是邪？他说固未敢请，尝读《朱子文集》，其第三十二卷皆与张南轩答问书。内第四书亦自以为：‘其于实体似益精明，因复取凡圣贤之书，以及近世诸老先生之遗语，读而验之，则又无一不合。’盖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不待安排，往往自见洒落处，与执事之所自序者无一语不相似也，书中发其所见，不为不明；而卷未一书，提纲振领，尤为详尽。窃以为千圣相传之心学，殆无以出此矣。不知何故，独不为执事所取？无亦偶然也邪？若以此二书为然，则《论孟集注》、《学庸章句或问》不容别有一般道理；如其以为未合，则是执事精明之见，决与朱子异矣！凡此三十余条者，不过姑取之以证成高论，而所谓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安知不有豪厘之不同者为祟于其间，以成抵牾之大隙哉！又执事于朱子之後，特推草庐吴氏，以为见之尤真，而取其一说，以附三十余条之後。窃以草庐晚年所见端的与否，以未易知。盖吾儒昭昭之云，释氏亦每言之，豪厘之差正在于此。即草庐所见果有合于吾之所谓昭昭者，安知非其四十年间钻研文义之效，殆所谓真积力久而豁然贯通者也。盖虽以明道先生之高明纯粹，又蚤获亲炙于濂溪，以发其吟风弄月之趣，亦必反求诸《六经》而後得之。但其所禀邻于生知，闻一以知十，与他人极力于钻研者不同耳，又安得以前日之钻研文义为非，而以堕此科臼为悔？夫得鱼忘筌，得兔忘蹄可也。矜鱼兔之获，而反追咎筌蹄，以为多事，其可乎哉？东陈建作《学通辩》，取朱子年谱、行状、文集、语类及与陆氏兄弟往来书札，逐年编辑而为之，辩曰：‘朱、陆早同晚异之实，二家谱集具载甚明。近世东山赵氵方《对江右六君子策》乃云‘朱子《答项平父书》有去短集长之言’，岂鹅湖之论至是而有合邪？使其合并于晚岁，则其微言精义必有契焉，而子静则既往矣，此朱、陆早异晚同之说所萌芽也。程篁墩因之，乃著《道一编》，分朱，陆异同为三节，始焉如冰炭之相反，中焉则疑信之相半，终焉若辅车之相依。朱、陆早异晚同之说，于是乎成矣。王阳明因之，遂有《朱子晚年定论》之录，专取朱于议论与象山合者，与《道一编》辅车之说正相唱和矣。凡此皆颠倒早晚，以弥缝陆学，而不顾矫诬朱子，诳误後学之深。故今编年以辩，而二家早晚之实，近儒颠倒之弊，举昭然矣。”又曰：“朱子有朱子之定论，象山有象山之定论，不可强同。专务虚静，完养精神，此象山之定论也。主敬涵养，以立其本；读书穷理，以致其知；身体力行，以践其实，三者交修并尽，此朱子之定论也。乃或专言涵养，或专言穷理，或止言力行，则朱子因人之教、因病之药也。今乃指专言涵养者为定论，以附合于象山，其诬朱子甚矣！”又曰“赵东山所云，盖求朱、陆生前无可同之实，而没後乃臆料其後会之必同，本欲安排早异晚同，乃至说成生异死同，可笑可笑！
如此岂不适所以彰朱，陆平生之未尝同，适自彰其牵合欺人之弊？奈何近世咸信之，而莫能察也。
昔裴延龄掩有为无，指无为有，以欺人主。陆亘公谓其愚弄朝廷，甚于赵高指鹿为马。今篁墩辈分明掩有为无，指无为有，以欺弄後学，岂非吾道中之延龄哉！”又曰：“昔韩绛、吕惠卿代王安石执政，时号绛为传法沙门，惠卿为护法善神。愚谓近日继陆学而兴者，王阳明是传法沙门，程篁墩则护法善神也。宛平孙承泽谓阳明所编，其意欲借朱子以攻朱子。且吾夫子以天纵之圣，不以生知自居，而曰好古敏求，曰多闻多见，曰博文约礼，至老删述不休，犹欲假年学《易》。朱子一生效法孔子，进学必在致知，涵养必在主敬，德性在是，问学在是。如谬以朱子为支离，为晚悔，则是吾夫子所谓好古敏求，多闻多见，博文约礼皆早年之支离，必如无言、无知、无能为晚年自悔之定论也。以此观之，则‘晚年定论’之刻，真为阳明舞文之书矣。盖自弘治、正德之际，天下之士厌常喜新，风气之变已有所自来，而文成以绝世之资，倡其新说，鼓动海内。嘉靖以後，从王氏而诋朱子者，始接踵于人间，而王尚书发策谓：‘今之学者偶有所窥，则欲尽发先儒之说而出其上；不学则借一贯之言以文其陋；无行则逃之性命之乡，以便人不可诘。’此三言者，尽当日之情事矣。故王门高弟为泰州、龙溪二人。泰州之学一传而为颜山农，再传而为罗近溪、赵大洲。龙溪之学一传而为何心隐，再传而为李卓吾、陶石篑。昔范武子论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于桀纣，以为一世之患轻，历代之害重；自丧之恶小，迷众之罪大。而苏子瞻谓李斯乱天下，至于焚书坑儒，皆出于其师荀卿高谈异论而不顾者也。《困知之记》、《学之编》，固今日中流之砥柱矣。”
《姑苏志》言姚荣国著书一卷，名曰《道馀录》专诋程、朱。少师亡後，其友张洪谓人曰：“少师于我厚，今死矣，无以报之，但每见《道馀录》，辄为焚弃。”少师之才不下于文成，而不能行其说者，少师当道德一、风俗同之日，而文成在世衰道微、邪说又作之时也。
嘉靖二年，会试发策，谓朱、陆之论终以不合，而今之学者顾欲强而同之，岂乐彼之径便，而欲阴诋吾朱子之学与？究其用心，其与何澹、陈贾辈亦岂大相远与？至笔之简册，公肆诋訾，以求售其私见，礼官举祖宗朝故事，燔其书而禁斥之，得无不可乎！当日在朝之臣有能持此论者，涓涓不塞，终为江河，有世道之责者，可无履霜坚冰之虑。
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有馀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之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拨乱世反之正，岂不在于後贤乎！
○李贽《神宗实录》：“万历三十年闰二月乙卯，礼科给事中张问达疏劾李贽：‘壮岁为官，晚年削发，近又刻《藏书》、《焚书》、《卓吾大德》等书，流行海内，惑乱人心。以吕不韦、李园为智谋，以李斯为才力，以冯道为吏隐，以卓文君为善择佳耦，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狂诞悖戾，不可不毁。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简，与无良辈游庵院，挟妓女，白昼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至有携衾枕而宿者，一境如狂。又作《观音问》一书，所谓观音者，皆士人妻女也，後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煽惑，至于明劫人财，强搂人妇，同于禽兽，而不之恤。迩来缙绅士大夫亦有诵咒念佛，奉僧膜拜。手持数珠，以为律戒；室悬妙像，以为皈依。不知遵孔子家法，而溺意于禅教沙门者，往往出矣。近闻贽且移至通州，通州距都下四十里、倘一入都门，招致蛊惑，又为麻城之续，望敕礼部，檄行通州地方官，将李贽解发原籍治罪，仍檄行两畿及各布政司，将贽刊行诸书，并搜简其家未刻者，尽行烧毁，无令贻祸後生，世道幸甚！’得旨：‘李贽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便令厂卫，五城严拿治罪。其书籍已刻未刻，令所在官司尽搜烧毁，不许存留。如有徒党曲庇私藏，该科道及各有司访奏治罪。’已而贽逮至，惧罪不食死。”愚按，自古以来，小人之无忌惮而敢于叛圣人者，莫甚于李贽，然虽奉严旨，而其书之行于人间自若也。天启五年九月，四川道御史王雅量疏奉旨“李贽诸书怪诞不经，命巡视衙门焚毁，不许坊间发卖，仍通行禁止。”而士大夫多喜其书，往往收藏，至今未灭。
○钟惺钟惺字伯敬，景陵人，万历庚戌进士。天启初，任福建提学副使，大通关节。丁父忧去职，尚挟姬妾游武夷山，而後即路。巡抚南居益疏劾有云：“百度逾闲，《五经》扫地。化子衿为钱树，桃李堪羞；登驵侩于皋比，门墙成市，公然弃名教而不顾，甚至承亲讳而冶游。疑为病狂丧心，讵止文人无行！”坐是沈废于家。乃选历代之诗名曰《诗归》，其书盛行于世。已而评《左传》，评《史记》，评《毛诗》，好行小慧，自立新说，天下之士靡然从之。而论者遂忘其不孝贪污之罪，且列之为文人矣。
余闻闽人言，学臣之鬻诸生自伯敬始。当时之学臣，其于伯敬固当如茶肆之陆鸿渐，奉为利市之神，又何怪读其所选之诗。以为《风》、《骚》再作者耶？其罪虽不及李贽，然亦败坏天下之一人。
举业至于抄佛书，讲学至于会男女，考试至于鬻生员，此皆一代之大变，不在王莽、安禄山、刘豫之下，故书其事于《五经》诸书之後。呜呼！“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已先言之矣。
○窃书汉人好以自作之书而托为古人，张霸《百二尚书》、卫宏《诗序》之类是也。晋以下人则有以他人之书而窃为己作，郭象《庄子注》、何法盛《晋中兴书》之类是也。若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书无非窃盗而已。
《世说》曰：“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析奇致，大畅玄风。唯《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义遂零落，然犹有别本。郭象者，为人薄行，有隽才。见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馀众篇或定点文句而已，後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今代之人但有薄行而无隽才，不能通作者之意，其盗窃所成之书，必不如元本，名为钝贼何辞！《旧唐书》：“姚班尝以其曾祖察所撰《汉书训篡》多为後之注《汉书》者隐没名字，将为己说，班乃撰《汉书绍训》四十卷，以发明旧义，行于代。”吾读有明宏治以後经解之书，皆隐没古人名字，将为己说者也。
○勘书凡勘书必用能读书之人。偶见《焦氏易林》旧刻，有曰“环绪倚鉏”，乃“环堵”之误。注云：“绪疑当作‘’。”“‘井堙水刊”，乃“木刊”之误，注云：“刊疑当作‘利’。”失之远矣。幸其出于前人，虽不读书而犹遵守本文，不敢辄改。苟如近世之人，据臆改之，则文益晦，义益舛，而传之後日虽有善读者，亦茫然无可寻求矣。然则今之坊刻不择其人，而委之雠勘，岂不为大害乎！梁简文帝《长安道诗》：“金椎抵长乐，复道向宜春。”是用《汉书·贾山传》：“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至于此。”《三辅决录》：“长安十二门，三涂洞开，隐以金椎，周以林木，左出右人，为往来之径。”今误作“金槌”，而又改为“椎轮”。唐阎朝隐《送金城公主适西著诗》：“还将贵公主，嫁与亻辱檀王。”是用《晋书·载记》：“河西王秃发亻辱檀”。今误作“耨檀”，而又改为“褥毡”，比于“金根车”之改“金银”，而又甚焉者矣。
《庄子》：“婴儿生，无石师而能言。”一本作“所师”。盖魏晋以後，写书多有作草者，故以“所”而讹“石”也。
○改书《东坡志林》曰：“近世人轻以意改书，鄙浅之人好恶多同，故从而和之者众，遂使古书日就讹舛，深可忿疾。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自予少时，见前辈皆不敢轻改书，故蜀本大字书皆善本。”
《汉书·艺文志》曰：“古者书必同文，不知则阙，问诸故老。至于衰世，是非无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今亡矣夫。’盖伤其浸不正。”是知穿凿之弊自汉已然，故有行赂改兰台漆书，以合其私者矣。万历间，人多好改窜古书，人心之邪，风气之变，自此而始。且如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氏檄》，本出《旧唐书》。其曰：“伪临朝武氏”者，敬业起兵在光宅元年九月，武氏但临朝而未革命也。近刻古文，改作“伪周武氏”，不察檄中所云“包藏祸心，脾睨神器”，乃是未篡之时，故有是言。其时废中宗为庐陵王，而立相王为皇帝，故曰“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也。不知其人，不论其世，而辄改其文，缪种流传，至今未已。又近日盛行《诗归》一书，尤为妄诞。魏文帝《短歌行》：“长吟永叹，思我圣考。”圣考谓其父武帝也，改为“圣老”，评之曰：“圣老字奇。”《旧唐书》李泌对肃宗言：“天後有四子，长曰太子宏，监国而仁明孝悌。天後方图称制，乃鸠杀之，以雍王贤为太子。贤自知不免，与二弟日侍于父母之侧，不敢明言，乃作《黄台瓜辞》，令乐工歌之，冀天後悟而哀愍。其辞曰：‘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犹尚可，四摘抱蔓归。’而太子贤终为天後所逐，死于黔中。”其言四摘者，以况四子也，以为非四之所能尽，而改为“摘绝”。此皆不考古而肆臆之说，岂非小人而无忌惮者哉！
○易林《易林》疑是东汉以後人撰，而托之焦延寿者，延寿在昭、宣之世。
其时《左氏》未立学官，今《易林》引《左氏》语甚多，又往往用《汉书》中事，如曰“彭离济东，迁之上庸”，事在武帝元鼎元年；曰“长城既立，四夷宾服，交和结好，昭君是福”，事在元帝竟宁元年；曰“火入井口，阳芒生角，犯历天门，窥见太微，登上玉床”，似用《李寻传》语；曰“新作初陵，逾陷难登”，似用成帝起昌陵事；又曰“刘季发怒，命灭子婴”，又曰““大蛇当路，使季畏惧”，则又非汉人所宜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