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货三
乡党
（土断版籍并附○上古周东晋宋齐梁陈后魏北齐隋大唐）
昔黄帝始经土设井以塞诤端，立步制亩以防不足，使八家为井，井开四道而分八宅，凿井於中。一则不洩地气，二则无费一家，三则同风俗，四则齐巧拙，五则通财货，六则存亡更守，七则出入相司，八则嫁娶相媒，九则无有相贷，十则疾病相救。是以情性可得而亲，生产可得而均，均则欺陵之路塞，亲则斗讼之心弭。既牧之於邑，故井一为邻，邻三为朋，朋三为里，里五为邑，邑十为都，都十为师，师十为州。夫始分之於井则地著，计之於州则数详。迄乎夏殷，不易其制。
周制：大司徒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赒；五州为乡，使之相宾。（郑玄曰：“此所以劝民者也。使之者，皆谓立其长而教令使之。保，犹任也。救，救凶灾也。宾，宾客其贤者也。受者，宅舍有故相受寄讬也。赒者，谓礼物不备相给足也。闾二十五家，族百家，党五百家，州二千五百家，乡万二千五百家。”此总谓郊内者也。）及三年则大比，大比则受邦国之比要。（大比，谓使天下更简阅人数及其财物也。受邦国之比要，则亦受乡遂矣。郑司农云：“五家为比，故以比为名。今时八月按比是也。要谓其簿。”）遂人掌邦之野，（郊外曰野。此野谓甸稍县都。）以土地之图经田野，造县鄙形体之法。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酂，（作管反。）五酂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皆有地域沟树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以岁时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简其兵器，教之稼穑。（经、形体，皆谓制分界也。邻、里、酂、鄙、县、遂犹郊内比、闾、族、党、州、乡也。郑司农云：“田野之居，其比伍之名与国中异制，故五家为邻。”郑玄谓异其名者，示相变耳。遂之军法、追胥、起徒役如六乡。）里有序而乡有庠，序以明教，庠则行礼而视化焉。（夫均其厚薄则生产平，统之於鄙则其数举，家於乡遂则其户可详，五人为伍则人之众寡可知。故管子曰：”欲理其国者必先知其人，欲知其人者必知其地。”自昭穆之后，王室中衰，井田废坏，不足以纪人之众寡。宣王是以料人於太原，由兹道失之。）
齐桓公用管仲，管仲曰：“夫善牧者，非以城郭也，辅之以什，司之以伍。伍无非其里，什无非其家，故奔亡者无所匿，迁徙者无所容。不求而得，不召而来，故人无流亡之意，吏无备追之忧。故主政可行於人，人心可系於主。”是以制国，郊内则以五家为轨，轨十为里，里四为连，连十为乡，乡五为帅，国内十五乡，自五至帅。郊外则三十家为邑，邑十为卒，卒十为乡，乡三为县，县十为属。属有五，自五至属各有官长，以司其事，以寓军政焉。而齐遂霸。
徐伟长中论曰：“夫治平在庶功兴，庶功兴在事役均，事役均在民数周，民数周为国之本也。先王周知其万民众寡之数，乃分九职焉。九职既分，则劬劳者可见，勤惰者可闻也，然而事役不均者未之有也。事役既均，故上尽其心而人竭其力，然而庶功不兴者未之有也。庶功既兴，故国家殷富，大小不匮，百姓休和，下无怨疾焉，然而治不平者未之有也。故泉有源，治有本，道者审本而已矣。故周礼，孟冬，司寇献民数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内史、司会、冢宰贰之。其重之也如是。今之为政者，未之知恤已也。譬犹无田而欲树艺，虽有农夫，安能措其强力乎！是以先王制六乡六遂之法，所以维持其民而为之纲目也。使其邻比相保爱，赏罚相延及，故出入存亡臧否逆顺可得而知也。及乱君之为政也，户口漏於国版，夫家脱於联伍，避役逋逃者有之，弃损者有之，浮食者有之。於是奸心竞生而伪端并作，小则滥窃，大则攻劫，严刑峻令不能救也。人数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贡赋，以造器用，以制禄食，以起田役，以作军旅，国以建典，家以立度，五礼用修，九刑用措，其唯审人数乎？”
东晋哀帝兴宁二年三月庚戌，天下所在土断。
孝武时，范甯陈时政曰：“昔中原丧乱，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许其挟注本郡。自尔渐久，人安其业，丘垄坟柏，皆以成行，无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实。今宜正其封疆，土断人户，明考课之科，修闾伍之法。难者必曰：'人各有桑土之怀，下役之虑。'斯诚并兼之所执，而非通理之笃论也。古者失地之君，犹臣所寓之主，列国之臣，亦有违適之礼。随会仕秦，致称春秋；乐毅宦燕，见褒良史。且今普天之人，原其氏出，皆随代移迁，何至於今而独不可。”帝善之。
安帝义熙九年，宋公刘裕缘人居土，上表曰：“臣闻先王制理，九土攸序，分境画野，各安其居。故井田之制，三代以崇。秦革其政，汉遂不改，富强兼并，於是为弊。在汉西京，大迁田、景之族，以实关中。即以三辅为乡闾，不复系之於齐、楚。九服不扰，所讬成旧。自永嘉播越，爰讬淮、海，朝运匡复之算，人怀思本之心，经略之图，日不暇给。是以宁人绥理，犹有未遑。及至大司马桓温，以人无定本，伤理为深，庚戌土断，以一其业。於时财阜国丰，实由於此。自兹迄今，弥历年载，画一之制，渐用颓弛。杂居流寓，闾伍不修，王化所以未纯，人瘼所以犹在。自非改调，无以济理。夫人情滞常，难与虑始。谓父母之邦以为桑梓者，诚以生焉，敬爱所讬。请依庚戌土断之科，庶存其本，稍与事著。然后率之以仁义，鼓之以威声，超大江而跨黄河，抚九州而复旧土。则恋本之志，乃速申於当年，在始暂勤，要终必易。”於是依界土断，唯徐、兖、青三州人居晋陵者，不在断限。诸流寓郡县，多被并省。
宋孝武大明中，王玄谟请土断雍州诸侨郡县。（今襄阳、汉东等郡也。）
齐高帝建元二年，诏朝臣曰：“黄籍，人之大纪，国之理端。自顷氓伪已久，乃至窃注爵位，盗易年月，或户存而文书已绝，或人在而反记死叛，停私而云隶役，身强而称六疾，皆政之巨蠹，教之深疵。比年虽卻改籍书，终无得实。若约之以刑，则人伪已远；若绥之以德；又未易可惩。诸贤并深明理体，各献嘉谋，以何科算能革斯弊也？”
虞玩之上表曰：“宋元嘉二十七年八条取人，孝建元年书籍，众巧之所始也。元嘉中，故光禄大夫傅崇，年出七十，犹手自书籍，躬加隐校。崇何必有石建之慎，高柔之勤，盖以时属休明，服道修身故耳。古之共理天下，唯良二千石，今欲求理取正，其在勤明令长。凡受籍，县不加检勘，但封送州。州检得实，方卻归县。吏贪其赂，人肆其奸，奸弥深而卻弥多，赂逾厚而答逾缓。自泰始三年至元徽四年，扬州等九郡黄籍，共卻七万一千馀户。於今十一年矣，而所正者犹未四万。神州奥区，尚或如此，江、湘诸郡，倍不可念。愚谓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为正。人惰法既久，今建元元年书籍，宜更立明科，一听首悔。迷而不返，依制必戮。使官长审自检校，切令明洗，然后上州，永以为正。若有虚昧，州县同咎。今户口多少，不减元嘉，而版籍顿阙，弊亦有以。自孝建以来，入勋者众，其中操干戈卫社稷者，三分殆无一焉。寻苏峻平后，庾亮就温峤求勋簿，而峤不与，以为陶侃所上，多非实录。物之怀私，无代不有，宋末落纽，此巧尤多。又有改注籍状，诈入仕流，昔为人役者，今反役人。又生不长发，便谓为道。或抱子并居，竟不编户。迁徙去来，公违土断。属役无满，流亡不归。法令必行，自然竞反。为理不患无制，患在不行，不患不行，患在不久。”帝省表，纳之。乃别置校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数巧，以防懈怠。
至武帝永明八年，谪巧者戍缘淮各十年，百姓怨咨。帝乃诏曰：“既往之愆，不足追咎，自宋昇明以前，皆听复注。其有谪役边疆，各许还本。自此后有犯，严加其罚。”
梁武帝时所司奏，南徐、江、郢逋两年黄籍不上。尚书令沈约上言曰：“晋咸和初，苏峻作乱，版籍焚烧。此后起咸和三年以至乎宋，并皆详实，朱笔隐注，纸连悉缝。而尚书上省库籍，唯有宋元嘉中以来，以为宜检之日，即事所须故也。晋代旧籍，并在下省左人曹，谓之晋籍，有东西二库。既不系寻检，主者不复经怀，狗牵鼠齧，雨湿沾烂，解散於地，又无扃縢。此籍精详，实宜保惜，位高官卑，皆可依按。宋元嘉二十七年，始以七条徵发。既立此科，苟有回避，奸伪互起，岁月滋广，以至於齐。於是东堂校籍，置郎令史以掌之，而簿籍於此大坏矣。凡粗有衣食者，莫不互相因依，竞行奸货，落除卑注，更书新籍，通官荣爵，随意高下。以新换故，不过用一万许钱，昨日卑微，今日仕伍。凡此奸巧，并出愚下，不辨年号，不识官阶。或注义熙在宁康之前，或以崇安在元兴之后。此时无此府，此年无此国。元兴唯有三年，而猥称四年。又诏书甲子，不与长历相应。如此诡谬，万绪千端。校籍诸郎亦所不觉，不才令史更何可言。且籍字既细，难为眼力，寻求巧伪，莫知所在，徒费日月，未有实验。假令兄弟三人，分为三籍，卻一籍父祖官，其二初不被卻，同堂从祖以下固自不论，诸如此例，难可悉数。或有应卻而不卻，不须卻而卻。所卻既多，理无悉当。怀冤抱屈，非止百千，投辞请诉，充曹牣府，既难领理，交兴人怨。於是悉听复注，普停洗卻，既蒙复注，则莫不成官。此盖核籍不精之巨弊也。臣谓宋齐二代，士庶不分，杂役减阙，职由於此。自元嘉以来，籍多假伪。景平以前，既不系检，凡此诸籍，得无巧换。今虽遗落，所存尚多，宜有徵验，可得信实。其永初、景平籍，宜移还上省。窃以为晋籍所馀，须加宝爱，若不切心留意，则还复散失矣。不识胄胤，非谓衣冠，凡诸此流，罕知其祖。假称高曾，莫非巧伪，质诸文籍，奸事立露，惩覆矫诈，为益实弘。又上省籍库，虽直郎题掌，而尽日料校，唯令史独入，籍既重宝，不可专委群细。若入库检籍之时，直郎、直都，应共监视。写籍皆於郎、都目前，并加掌置，私写私换，可以永绝。事毕郎出，仍自题名。臣又以为，巧伪既多，并称人士，百役不及，高卧私门，致命公私阙乏，是事不举。宜选史传学士谙究流品者，为左人郎、左人尚书，专共校勘。所作卑姓杂谱，以晋籍及宋永初景平籍在下省者，对共雠校。若谱注通籍有卑杂，则条其巧谬，下在所科罚。”帝以是留意谱籍，诏御史中丞王僧孺改定百家谱。由是有令史书吏之职，谱局因此而严。
始晋太元中，员外散骑侍郎贾弼好簿状，大披群族，所撰十八州百一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卷，士庶略无遗阙。其子孙代传其业。宋王弘、刘湛并好其书。弘日对千客，而不犯一人讳。湛为选曹，始撰百家谱以助铨序，伤於寡略。齐王俭复加，得繁省之衷。僧孺为八十卷，东南诸族则为一部，不在百家之数。
陈文帝天嘉初，诏曰：“自顷编户播迁，良可哀惕。其亡乡失土逐食流移者，今年内随其適乐，来岁不问侨旧，悉令著籍，同土断之例。”
后魏初不立三长，唯立宗主督护，所以人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谓之荫附。荫附者皆无官役，豪强徵敛，倍於公赋矣。
孝文太和十年，给事中李冲以三正理人，所由来远，於是创三长之制，曰：“宜准古，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党长取乡人强谨者。邻长复一夫，里长二，党长三。所复复征戍，馀若人。三长三载亡愆则陟用之一等。”太后览而称善，引见公卿议之。中书令郑羲、祕书令高祐等曰：“冲求立三长者，乃欲混天下为一法，言似可用，事实难行。”太尉元丕曰：”臣谓此法若行，公私有益。”咸称方今有事之月，校比人户，新旧未分，人心劳怨。请过今秋，至冬闲月，徐乃遣使，於事为宜。冲曰：“‘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不因调时，百姓徒知立长校户之勤，未见均徭省赋之益，心必生怨。宜及课调之月，令知赋税之均。既识其事，又得其利，因人之欲，为之易行。”著作郎傅思益进曰：“人俗既异，险易不同，九品差调，为日已久，一朝改法，恐成扰乱。”太后曰：“立三长，则课有常准，赋有恒分，苞荫之户可出，侥倖之人可止，何为而不可？”遂立三长，公私便之。
北齐令人居十家为邻比，五十家为闾，百家为族党。一党之内则有党族一人，副党一人，闾正二人，邻长十人，合有十四人，共领百家而已。至於城邑，一坊侨旧或有千户以上，唯有里正二人，里吏二人。里吏不常置。隅老四人，非是官府，私充事力，坊事亦得取济。若论外党，便是烦多。
时宋孝王撰关东风俗传，曰：“昔六国之亡，豪族处处而有，秦氏失驭，竞起为乱。及汉高徙诸大姓齐、田、楚、景之辈以实关中，盖所以强本弱末之计也。文宣之代，政令严猛，羊、毕诸豪，颇被徙逐。至若瀛、冀诸刘，清河张、宋，并州王氏，濮阳侯族，诸如此辈，一宗近将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献武初在冀郡，大族猬起应之。侯景之反，河南侯氏几为大患，有同刘元海、石勒之众也。凡种类不同，心意亦异，若遇间隙，先为乱阶。时宋世良献书，以为'魏氏十姓八氏三十六姓，皆非齐代腹心，请令散配郡国无士族之处，给地与人。一则令其就彼仕宦，全其门户，二则分其气势，使无异图'。文宣不纳。数年之后，乃滥戮诸元。与其酷暴诛夷，未若防其萌渐，分隶诸郡。”
隋文帝受禅，颁新令：五家为保，保五为闾，闾四为族，皆有正。畿外置里正，比闾正，党长比族正，以相检察。苏威奏置五百家乡正，令理人閒词讼。李德林以为：“本废乡官判事，为其里闾亲识，剖断不平，今令乡正专理五百家，恐为害更甚。且今时吏部总选人物，天下不过数百县，於六七百万户内铨简数百县令，犹不能称才，迺欲於一乡之内选一人能理五百家者，必恐难得。又即要荒小县有不至五百家者，复不可令两县共管一乡。”饬内外群官，就东宫会议。自皇太子以下，多从德林议。苏威又言废郡，德林语之云：“修令时，公何不论废郡为便。令才出，其可改乎！”然高颎同威之议，遂置之。十年，虞庆则等於关东诸道巡省使还，并奏云：“五百家乡正专理词讼，不便於人，党与爱憎，公行货贿。”乃废之。
大唐令：诸户以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五家为保。每里置正一人，（若山谷阻险，地远人稀之处，听随便量置。）掌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在邑居者为坊，别置正一人，掌坊门管钥，督察奸非，并免其课役。在田野者为村，别置村正一人。其村满百家，增置一人，掌同坊正。其村居如满十家者，隶入大村，不须别置村正。天下户为九等，三年一造户籍，凡三本，一留县，一送州，一送户部。常留三比在州县，五比送省。（仪凤二年二月饬，自今以后装潢省籍及州县籍也。）诸里正，县司选勋官六品以下白丁清平强幹者充。其次为坊正。若当里无人，听於比邻里简用。其村正取白丁充，无人处，里正等并通取十八以上中男、残疾等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