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边贡(1476~1532)字庭实,因家居华泉附近,自号华泉子,历城(今山东济南市)人。明代著名诗人、文学家。弘治九年(1496)丙辰科进士,官至太常丞。边贡以诗著称于弘治、正德年间,与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并称“弘治四杰”。后来又加上康海、王九思、王廷相,合称为明代文学“前七子”。生平
家庭出身
边贡出身于一个官僚世家,自幼受到传统的儒学教育。弘治九年(1496年),进士及第,年仅20岁。少年登科,名动朝野。初授太常博士,迁兵科给事中。明六科给事中掌钞发章疏,稽察违误,职权颇重。边贡任职期间,不避权贵,不计利害,上书弹劾贪冒军功、卑怯无能的监军太监和统兵将帅,上《言边患封事疏》。当时监军太监苗逵为皇帝所宠信,镇军统帅是宗室保国公朱晖和右都御史史琳。边贡奏文疏直激切,闻者凛然,表现出他关心国事、直言敢谏的品格。
宦途得意
此间,著名文学家李梦阳任户部主事。此后,何景明、徐祯卿及王九思、康海、王廷相也先后进士及第,在内阁各部供职。边贡与他们诗文往还,遂为诗友,世称“前七子”。明自英宗之后,政治日趋腐败,阶级矛盾也日见深化。弘治以来,一些正直的朝臣想限制阉党,改革朝政,以挽救明王朝的衰颓之势。在文学上,则有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力图改变萎弱的“台阁体”统治文坛的局面,“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明史·文苑传》),发起声势浩大的文学复古运动,天下学人翕然宗之。嘉靖间,李攀龙、王世贞等“后七子”与之相呼应,前扬后激,遂把这一运动推向高潮。经过“前后七子”的努力,终于取代“台阁体”而雄踞文坛。这一次文学复古运动,对于改变“台阁体”萎弱文风,清除八股文窒息文艺创作的恶劣影响,有一定积极作用。然而由于其文学主张一味强调复古,便引导文学创作走上盲目尊古的道路,造成摹拟剽窃、追求形似的恶劣影响。边贡附骥于李梦阳,其前期诗歌自然也具有同样的错误倾向。集中摹拟之作,及祭陵诸诗,盖为这一时期的作品。如四言古体摹拟《诗经》,以及“集杜句”、“集江淹句”等,都是些古色古香的杂货拌,毫无诗意可言,而于送别、游赏的诗作中则时见新意,有不少清丽隽秀之作。
弘治朝,边贡宦途得意,官至太常夺丞。而在弘治帝病逝之后,即位的正德皇帝却是一个不问朝政、日耽游乐的荒唐天子,朝政大权全由宦官刘瑾把持。边贡志操耿介,不善奉迎,遂被外放为河南卫辉知府,寻改授湖北荆州知府。在其升迁之际,骤被外放,使其锐意进取之心受到极大挫折。而且自此以后,他再未能返京任职,亦是其政治生活中的一大转折。
赴荆州任所
正德五年(1510年)春,边贡赴荆州任所。在朝廷,他目睹了朝政的腐败;赴任途中,他又看到在农民起义冲击下的明王朝破碎的统治局面。自京畿至荆襄,不堪封建压迫和剥削的农民纷纷揭竿而起。河北有刘六、刘七起义,四川及湖北有蓝廷瑞、鄢本恕和廖惠的农民暴动,他深深感到明王朝统治的深重危机。他作为明朝官吏,为镇压农民起义他拼死效力;作为一个诗人,他却与一般只知追逐利禄的封建官吏的感受不同。他忠事明室,而痛恨蛀蚀明王朝的宦官和贪官污吏;他仇视农民起义,而对农民所遭受的苦难又有一定的同情。这二者是矛盾而又统一的。在他看来,农民的苦难,不是明王朝的腐朽统治及其赖以存在的封建制度造成的,而是由于宦官弄权、贪官污吏横行不法所造成的。因此,他在荆州任内,或驱车四境访察民情,或登山临水游览观赏,心情都是抑郁的。江边登高南眺,水天一碧的洞庭秋色,使他联想到楚国爱国诗人屈原;思及仕途坎坷,便欲作《怀湘赋》,以发抒积郁愤懑之情;泛舟江中,波险浪激的景象,又使他联系到朝政日非,烽火四起的险恶政局,便欲挂冠归乡。凭吊羊祜,倾诉景仰之意,造访鹿门山庞统隐居处,又有不胜惆怅之情。即题咏海棠的五首,虽咏物小什,在赞美海棠当秋盛开、与松为伴的品格之中,亦寄寓着诗人身世之慨。
深感人民疾苦
边贡到荆州任不久,权阉刘瑾伏诛,不少受其迫害的官员先后得复原官,他自然也充满着期待。然而,一年过去,得到的却是擢为山西提学副使的任命,而同时也收到父死讣音,未曾莅任便丁忧家居。正德九年(1514年)仲冬,服阕,起为河南提学副使。未得返京任职,仍放外任,虽是升迁,心情亦十分落落。作《俟轩解》聊以自慰。尽管如此,边贡莅任,仍克尽其职,致使河南士风大振。他不受请托、秉公择优;不以亲疏为条件,而以文才取舍,虽友人亦不例外,从而赢得清正廉明的赞誉。在这时期,边贡为考校生员,视察府州县学,足迹遍及河南全省,因而也感受到人民的疾苦,写下了《筑桥怨》、《牵夫谣》等同情人民疾苦的诗篇。
扶榇归里
边贡有感于朝政日非,加以身体病弱,于正德十二年(1517年)上疏乞终养致仕,未获示复而母病死任所,遂扶榇归里,居丧守制,至嘉靖元年(1522年)始起复任职。居家期间,边贡读书授徒,与友人唱酬,而更多时间则是流连于家乡湖光山色之间。因此写下了大量吟咏故家湖光山色之作。如《西园八景》、《寒食郊行》、《题贾园四首》、《七月四日泛湖》、《湖上杂兴》、《登千佛山寺》、《游龙洞山》、《出靳村望灵岩寺》、《泰山回马岭》、《登岳次刘希尹韵四首》等,都为写景佳作,表现了诗人对家乡的热爱。其次,诗人也写有不少关心农事的诗篇,如《望雨》、《忧旱》等。
被劾免职
(1521年)三月,武宗朱厚照病逝,其堂弟厚熜继帝位,诏起复边贡为南京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馆。南京为留都,各部衙署形同虚设,官员有职无权,诗人居此常感不安。嘉靖七年(1528年),转刑部右侍郎。官职升迁了,诗人退隐的念头也滋生了。是年冬,他借赴京述职之机,回程经济南以延医治疗为由,上疏乞休。未获准,旋拜太仆卿,迁户部尚书。自嘉靖以来,七年之间,五选华秩,屡屡升迁,边贡本应安于职守,黾勉王事,而他却牢骚满腹,一再恳请致仕,为常人所难解。盖诗人非一般利禄之徒,欲有为而不得,不甘尸位素餐,故常戚戚于怀而求退心安。在欲有为而不能,欲退隐而不准的情况下,边贡于公暇之余,浪迹山水之间,写下了大量吟咏南京一带山水的诗歌、如《杂画》、《画上》都写得真切细腻,亲切感人。而《经西湖》、《谒文山祠》等描写西湖景胜的诗作,则韵致深厚,文笔传神,为人所激赏。
事有偶然。边贡与其父一样,被劾免职:边父因不贿买宦官,横遭诬陷;边贡则是疏狂任放。受人忌害。所由不同,而志操耿介则一。归家后,诗人经常卧病。
好交游,悠闲无事则游览山水,每到一地,都要“登临山水,购古书,金石文字,累数万卷”,后被都御史劾其纵酒废职,被罢官归。平生喜收书,有求古书癖。所蓄书万余卷,嘉靖十年(1531),他被罢官归故里,在济南大明湖畔筑“万卷楼”,将一生收藏的金石书籍纳于其中。不幸第二年即嘉靖十一年(1532年)“万卷楼”火灾,他仰面大哭:“嗟呼,甚于丧我也!”诗人痛苦异常,由此大病不起,遂起病而卒。终年57岁。
评价
边贡一生仕途顺利,晚年更是官显事闲,他所作的诗歌,调子平淡和粹,内容较为贫乏。他创作的乐府、古诗比李梦阳、何景明既少且差。偶尔写出的《筑桥怨》、《牵夫谣》,也是点缀历来乐府讽谕传统的应景之作,并无创作者的真情实感融贯其中,无多少艺术感染力。较能表现他的风格的是五七言律绝,曾受到不少诗评者的褒扬。但取材狭窄,大抵是赠、送、简、和、答、寄等应酬之词,或为逢元旦、生日、寒食等例行的抒怀之作。其中有一些诗歌吐露了诗人生活中的淡淡哀愁,但多数是无病呻吟。他也写了少量好诗,如“丞相英灵迥未消,绎帷灯火飒寒飚。乾坤浩荡身难寄,道路间关梦且遥,花外子规燕市月,水边精卫浙江潮。祠堂亦有西湖树,不遣南枝向北朝”(《倡文山祠》)。兴象飘逸,语亦清圆,也包孕着诗人对爱国民族英雄的崇敬心情。但总的说来,在“弘(治)、正(德)四杰(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中,他的创作成就较差。著作有《华泉集》。诗词特点
边贡以诗著称弘治、正德间,与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并驾诗坛,而边诗以富有文采为时人称许。综观边贡诗集,佳作多有,“风人遗韵,故自不乏”(《明诗别裁集》),而拟古摘句之什也掺杂其中;沉稳平淡,风格朴质,是其所长,而题材狭窄,调多病苦,为其弱点。要之,其拟古摘句之作,影响消极,而其纤丽俊逸之作,则开“神韵”之渐。清初著名诗人王士祯整理翻刻其诗集,不唯敬其桑梓,亦因诗心有相会之处。因此,边贡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自应有一定的地位。其诗文,后人编为《边华泉全集》。王士祯编选有《华泉集选》4卷。
边贡子边习亦有文名,在乡里教徒谋生,受到清初著名文人王士鍃的称赞,把其诗作附刊于所编的《华泉集选》卷后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