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毅，著名生物学家，首都医科大学校长，转载自公众号“饶议科学”
自己语文不好是事实。
词不达意的时候不少。
读我文章而觉得头痛的人也多。
最近，回国不到两年的儿子常指出我发音错误，现在我的英文中文都不如他。
可以想到不少原因。
先天不足：南方人，发音不准，特别是没有高考的时代，老师教错而不以为然是常事，一个学校不同老师发音就不能统一。
启蒙时，依稀记得是在家里母亲带着，看图识字。小方块，一面是图，一面是字。
不久就自学：文化大革命中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上面也有图片。懵懵懂懂胡乱认字。我很不明白“毛主席”和“毛泽东”的关系，有一阵以为一个是侧面、一个是正面：从有限的几个画面来推断，相当不靠谱。我现在还记得图文并茂的大字报描绘“李文忠抢救红卫兵”的故事（写文章时检索发现是1967年，我5、6岁时发生的）。不过，这样的“教学”，自然无质量保障。
小学在农村开始，省了一年级，从二年级读到四年级。前面两年，两个年级在同一个班上课，老师一半时间教一个年级。我记得，毛主席“老三篇”中《为人民服务》的第一句“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这句话对小学二年级的人来说，相当难懂。老师看大多数小孩不能分解长句，就解释说第一个“共产党”是毛主席。我那时大概也将信将疑，才记了一辈子。所以，不仅发音没有学好，句法也没学好。
四年级老师是上海下放到江西的“知识青年”，就是中学生。有时当地选拔一些做小学老师。老师把课本《红灯记》中的台词“掌柜的，给我来碗粥”念成了“掌权的”。我们那时小孩记得《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里每一句台词。自从他出了这个错以后，我有时不放心会问同学的哥哥，看他是否还出错。小学老师后来和我同一年上（不同的）大学。
到南昌后，继续念小学和中学。每个学期课本发下来的时间越来越晚，到后来，学期要结束了，课本还没发下来，上了一学期的课基本就没书。
我念五年级的时候，正值全国媒体宣传北京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二班黄帅同学反潮流，做我们学习榜样。我那时也是五年级二班，很容易记。我们班也有一个同学写了小字报反校长，不过老师巧妙地通过其他同学对付他，他的造反事件影响没出我们班。（注：大字报是毛笔写的，大张贴墙上；小字报是钢笔、圆珠笔写的，一般作业本撕一页就可以）。
课外能买的书不多。自己有时向亲友借书，后来书店可以借书，除了《西游记》少年儿童版读起来津津有味，很多书如《金光大道》、《艳阳天》、《沸腾的群山》等，实在超出少年儿童的理解能力。
在南昌时，最好看的书在私人摆的地摊上，当时是禁书，其实是文革前出版的故事书，包括《三国演义》、《铁道游击队》等。一分钱、两分钱租看一本。不知道为什么，很少问家长要钱看书，其实要了，很可能会给。也许当时以为看禁书是坏事，不敢说。所以我们好些同学是在别人旁边挤得一点机会：在付钱租的人旁边凑个脑袋读。地摊一般没有凳子，坐在小砖头上。摊主可以赶走揩油的人，而租书的人不一定是自己的朋友，你想多看，人家不一定照顾你，这样练就了一些速读高手，小学同学罗飞就是一个。他比我们读得快，所以能看很多书。他这样看书，可能对眼睛也有影响，就不说了。他后来念北大技术物理系，读书可是地摊上练出来的。
地摊读书时，遇到不认识的字，不可能查字典。所以很多字的发音，我们从来是自己临时给自己糊弄的。有些和正确发音差了十万八千里。地摊读书有时来不及，句子看不全，人家就翻页了，所以要能自己填充漏掉的内容。很多摊主存书不全，连续的图书缺了一些，也要自己想象。
5年级时，同学程九逸的母亲有一段时间每天中午给我们讲《水浒》。她是我们最高级的语文老师，虽然那不是她的专业。我们几个高兴得不得了。九逸的父亲是清华毕业生，那时夫妻下放到江西两个不同的农村，而留九逸兄弟俩在南昌和外婆共很小的房子，一家4口居分三地。高材大学生落魄时期却给我们几个小孩带来很大的乐趣。九逸兄弟俩后来回上海陪爷爷并完成中学学业，大学都学数学，后在美国加州硅谷。他们的母亲后来告诉我们，她把《水浒》中儿童不宜的都删节了。我现在一想到《水浒》人物，发音都是她的湖南话。
就我这样，当时还不算最差的。在南昌北湖小学，我们5个同学（九逸、罗飞、万智华、陈俊益），给班上、年级、学校出墙报（后来全班男生就这5人继续高等教育）。我们也凑“批林批孔”的稿件：5年级的人，哪有能耐批孔子，不过是从报纸上东拼西凑。对于我们来说，出墙报是课后娱乐，常常忘记了回家晚饭，几个人胡思乱想，设计有文有图的墙报。九逸的字非常漂亮、飞飞和俊益的画好、智华笑话多，我无一特长，是典型的滥竽充数。写人云亦云的批判稿，对语文能力可能只能误导。
在南昌十中，我做过几年语文课代表（回想起来，有讽刺意味，那时我站在前台带全班朗读时，几年如一日害羞得直不起腰来）。记忆较深的是有一次把同学们不太喜欢的班长写到作文中去，开了一个同学懂、老师不懂的玩笑，老师当众读时引起哄堂大笑，老师莫名其妙，有几天我很怕万一同学告发，这两年自己给老师坦白了。
大约76到77年间，突然流行手抄本小说，如《第二次握手》，不能通过当时的出版检查，只能退而使用几百年/上千年前的模式：手抄。我们班的同学还真手抄了，记不清楚我是否手抄，但肯定是读了手抄的《第二次握手》。我记得反感里面堆砌“上校、将军”之类唬人的冠词（非要给科学家苏冠兰安个军衔）。这种书质量不能算好，但当时却算上乘。不过，既然是手抄，我们也不能怪原作者，不知道转抄过程中多少人自己加了什么内容。不能奢望这样的作品把学生的语文水平提高很多。
得知恢复高考时，对我们78级高中毕业生来说，还有9个月左右的复习时间。要把全部中学（和部分小学）的内容补齐，也就顾不得许多。还是很多不会的，囫囵吞枣。我曾经试图用英文给九逸写信，请他在上海买南昌买不到的《数理化自学丛书》，言不达意，已经有的却成了让他买的，结果重复买了已有的三本，而没有的好多本还是阙如。从来没有过整套复习材料。我高考语文五十多分。
上大学后念书，要读的东西多，自己乱读，还有以前地摊上遗留下来的不良习惯，很少查字典，也不能让语文有什么长进。
出国后，英文第一，而我同时容纳两种语言的能力比较差，不像有的人两种语言都好。我一努力英文，中文就差。结果，不仅中文发音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而且句法更差。很多中文是英文的句法，特别绕口。读过我文章的人见到我，话还没出口，我就习以为常知道他们要说我的文章不好读，其实就是用英文的语法、句型写南方人的口语。如果没有耐心反复读我一些句子，不考虑所有的定语、从句等限制，我说的意思和有些读者理解的意思，会出现差别。
如果要读语气、读感情（是否尊重…），我的语文，问题就更大：生硬而僵化。
回国后，英文不能天天听到，英文又出问题。
语文，还是比较麻烦的事情，特别是对我这种语言能力不好的人来说。
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