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则柯
1947年秋冬我五岁半时，母亲率我们从永嘉家乡来到杭州，与从浙江大学到之江大学任教的父亲团聚，我就插班上了之江大学附小一年级。当时上课的情形，只记得毛笔描红。课余，我们在之江大学校园满山跑，也曾结伴去旁边的六和塔玩。清末民初主要由美国人建立的之江大学，位于杭州六和塔旁边的秦望山麓，俯瞰钱塘江和宏伟的大桥，环境十分优美。以我的有限阅历，她是我国最漂亮的小型大学。
一年以后，父亲应聘到中山大学任教，我们就搬迁到了广州，住在中大文明路校区的西堂，我也成了中大附小的学生，直至毕业。不过这体制上同一所的中大附小，先后辗转过广州四个不同的地方。
解放军在1949年10月14日进入广州。次年3月3日，国民党军飞机过来轰炸。轰炸以后不久，我们家迁入当时在广州东北郊石牌地区的中山大学主校区。
石牌校区很大。从牌坊式校门进去，走一段不短的路，左面经过解放军的一个高炮阵地，然后右面经过抗战时被日本人炸坏尚未修复的大学图书馆，就到了一个广场，这里矗立着日本友人捐赠的孙中山先生铜像。铜像东北方向的山包上，是宫殿式的文学院；铜像西偏北方向山包上的法学院，则是一幢柱子半嵌在墙体的宏伟建筑，前面有一个很大的日晷广场。
广州石牌原中山大学文学院楼今貌（现位于华南理工大学石牌校区内）
这时候我们就借大学图书馆几间尚可使用的房间上课，弧形校匾上书写着“中山大学师范学院附属小学”。班主任刘老师教我们的语文，陪了我们两年，五十多年以后，我们班六七位来往比较密切的同学，还结伴去看她。教我们珠算的是温老师，一次抽查要我背珠算口诀，我一点儿也背不出来，得了0分。不过她是秉公执法，我不会因此就记恨她。现在回忆起来，在读书的十几年时间里，我好像从未因为成绩不好而感到过压力。还记得一位小个子刘老师，她并不给我们班上课，但是喜欢摆弄自己的化学实验，不反感我们围观，烧杯液体里面会因为化学反应而爆出灿烂的小火花。
大学一些游乐活动，也对家属和附小学生开放。一次，游乐活动的主会场在大学体育馆，一位同学还跑上舞台参加了拳击游戏。体育馆经常放满椅子，作大礼堂用，有时也放映电影。多半电影，却是露天放映。大学生们不肯坐得离银幕太近，把银幕前的地方留给我们，我们躺在地上朝上看。
后来小学搬到洪泽湖北岸的单身教工宿舍楼底层的一排房间，教学内容已经十分丰富。自然知识课的老师让我们每人带一粒花生来上课，让我们把花生按在纸上压出油来。他告诉我们，山东省的大花生，32粒就可以榨出一两油来。他还搬来一架“日地月”运行模型，中心是太阳，地球围绕太阳转动，而月球又围着地球转动，让我们知道为什么月亮看起来有盈亏。老师还带我们到大学的天文台，观看光环非常美丽的土星，带我们参观工学院水利系展览的水电站模型，让我们懂得一点水力发电。
大家都喜欢劳作课，因为可以动手。记得的，是到野外挖黏土回来，做各种模型。还有就是“翻倒”石膏浮雕：首先把一个金属浮雕拿来，石膏粉调浆倒在硬板纸“围屏”的浮雕上，晾干以后翻出石膏“阴模”，然后按照同样的做法用“阴模”做出石膏“阳模”，样子就有了。后期加工，可以用两百元（旧人民币，相当于后来的两分钱）从药材店买来的“木察草”把阳模表面打磨圆滑，从杂货铺花几百元买来油彩上色。黏土模型和石膏浮雕我都做得不错。将近七十年以后，我随火车摄影家王嵬父子到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追着拍火车，在铁路路沟首次看到了生长着的木察草，还小小地激动了一番。可见这些儿时劳作，在孩童心里的份量。
我最笨的手工，就是木刻了。同学们做出来的木刻作业，与报纸和小人书上面的一样好看，我却从来没有做出过自己满意的作品。忘记了是在植物课还是自然课，老师教我们嫁接橘子树和灌木花卉，我也做了，功课也算及格，但后来没有成活。
不久，大学在教工住宅区东边的地方修建了一长条打弯的平房，给附小用，正面悬着“中山大学附属小学”的校匾，从此就很少人记得“中山大学师范学院附属小学”的说法了。
1950年代初，本文作者就读当时位于广州石牌的中山大学附属小学平房新校舍时班级合影，后排最高的同学是班长，左侧老师是班主任，右侧稍后是附小教导主任
当时像我这样八九岁的同学，好像都是海阔天空地到处玩耍，家长都不大在意。生物系有专职打猎的职工，为大学教学猎取当地动物标本，我们曾经跟着他远征整整一个下午。
我们也扎风筝放风筝，扎孔明灯放孔明灯。风筝放高了，还时兴打斗，那就要把废灯泡的玻璃捣碎，用蛋白粘在风筝线上，风干了以后，放风筝让风筝线互相割扯，看谁把谁的风筝线割断。在山野游玩如果遇到野蜂的蜂巢，有些同学会不畏艰险把蜂巢打下来，火攻以后，抓里面的蜂蛹来吃。那蜂蛹都还活着的呢，就这样塞到嘴里，我是无论如何不敢，但据说营养很好。
那么大一个校园，花草树木自然数不胜数。树木方面，除了叶子很大的柚木、成林的松树和会开小黄花的台湾相思树以外，印象很深的是桉树，因为风雨过后，我们都会去捡桉树被吹下来的枯枝，给家里作柴火用。花草方面，特别知道了两种不上档次的花。一种是美人蕉，很难砍干净。另外一种是“臭花”，总是疯长在垃圾堆旁，每朵花由几种颜色不同的小花组成，很臭。想不到几十年以后，它们都成了公园的新宠，才知道臭花有个漂亮的名字，叫作五色堇，不过兴许是改良过的，不怎么臭了。
1952年前后，我国按照苏联模式改造高等教育，进行“院系调整”。在南方，把中山大学和岭南大学为主的一些大学的文科理科集中起来，在原来岭南大学的康乐校园，成立新的中山大学。刚到康乐校园的时候，我们家住在模范村一座教师住宅的楼上，院子里除了几丛竹子、一株鸡蛋花和几棵高大的石栗以外，还有人心果（当时周围的人都叫它人参果）和酸稔两种果树。酸稔是岭南名果杨桃的近亲，果子比杨桃大很多，但是很酸，只能用糖腌了吃。
康乐校园像个大公园，树木繁茂，品种也很多。护道的要么是红花羊蹄甲和“白千层”相间，要么是树冠很大的细叶榕覆盖，成为典型的林荫道。在校园最高处的“马岗顶”，护道的则是细叶桉。细叶桉和石牌校园比较多的阔叶桉不同，树干鸭蛋青色，光溜溜的，煞是好看。当时康乐校园的生态比现在好，果树挂果很多，偶尔还可以看到绿色的、红色的小鸟。
院系调整以后头两年，中大附小就用原来岭大附小的校舍，那是马岗顶坡下一溜七幢红墙绿瓦的小楼。按照原来的设计，每个年级一幢楼，中间是小学自己的礼堂陈嘉庚堂。七幢小楼旁边，是小学的下沉式花园，有亭子和中央是石头假山的喷水池。
回顾康乐校园时期的中大附小，语文老师、算术老师都非常好，地理课、历史课也很受欢迎。当时小学教育的一个新事物，是暑假有了出版社统一印刷的暑假作业本，让暑假作业在形式上变成以填充为主，填满就完事，很受我们欢迎。还有体育课美术课等，以及手工劳作。一次老师布置我们做潜望镜，我摆弄了好几天，还是没有成功，只好做个万花筒充数。
自然常识的老师曾经在小礼堂地下室的桌子上把一段铅笔芯架在两片刀片上，让我们对着铅笔芯说话，电流通过铅笔芯传到小礼堂楼上一个小房间，上面的同学就可以听到我们说话。可惜的是，后来我自己未能成功地重复这个实验，不免怀疑当初的实验是否只是模拟。还有一次，他带我们进入大学办公楼，从办公楼的螺旋楼梯上去，参观大学电话总机的运作。校长的办公楼也允许整整一个班的小学生入内参观，现在真是不容易了。
1953年作者小学毕业时，班级在中山大学小礼堂合影
多年以后回顾自己的小学生活，我觉得在康乐校园所接受的音乐教育，才是当时全国普通小学少有的音乐教育。音乐老师姓梁，大家叫他梁公公。他用“豆豉上楼梯”的诙谐说法，给我们讲解五线谱的道理，让我们知道“豆豉上楼梯”要跨1-2、2-3、4-5、5-6、6-7五个全音和3-4、7-1两个半音，引导朗诵，让我记住了五线谱知识的背诀G-D-A-E-B-F-C和4-1-5-2-6-3-7，即一个升号的乐谱是G调，两个升号的是D调，三个升号的是A调，……并且知道升号排列的固定位置。降号的情况则相反。十多年以后，我这个从小音体美各方面都比较差的二等学生，却可以在初中班主任的位置上给自己的学生做五线谱启蒙，吸引他们在“文革”期间下乡“学农”的整个学期开心唱歌，偶尔还开心游戏，端赖上面几行梁公公的背诀（详见拙作《崇明野炊》，载上海《书城》2012年第二期，发表时题为《1972年的“学农”纪事》）。
1953年夏天，我们小学毕业，我的小学生活就画上了句号。不久，中大附小迁出了原岭大附小的这个地方。
近些年，每当中小学新学年快开始的时候，微博上就流传着渲染不喜欢开学的帖子，许多人附和。回顾我们求学的年代，我的感觉却不是这样。并不是说我们总是盼望开学，事实上我们也盼望暑假寒假，但大体上是学期快结束的时候盼望放假，暑假寒假快结束的时候盼望开学，并且盼望开学的心理，比盼望放假来得强烈。至少对于我是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就我而言，一是因为开学了能够和同学们在一起；二是课程内容比较有趣，课业负担也比较轻。再一个因素，是家长们对于孩子的功课甚至升学，并不像时下那样极其看重，以至于大学教授的孩子读书时曾经留级的比例，印象中接近四五分之一。
小学毕业了十几年以后，我在北大偶然发现多数同学不明白为什么月亮看起来有盈亏，原来很多人没有见过“日地月”运行模型，才感恩自己曾经受到的是多么好的小学教育，深感大学对于办好附小很有动力，而且大学也有这个能力。重视在大学校园里面建设好附属小学，是我国一些大学的优良传统。岭南大学、中山大学是这样，之江大学也是这样。
按照生命规律和学问规律，统计而言，学者最富创造力的时候，正是他们生儿育女的时候。看看现在家长追求“学位房”的那个劲头就可以知道，一所好的附属小学，实在是大学吸引人才的一项制度建设。（作者王则柯，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经济学家，本文原题为《在大学读小学：我的中大附小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