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先生，前北京大学教授。
这位老人可能不太为人所熟知，毕竟，不是谁都上过北大。
但是大多数的北大学生，可能都认识他。
钱教授的讲课风格非常接地气，能够走进学生的内心，产生共鸣。
也正因为如此，他的课总是“人满为患”，还曾获得了北京大学“最受欢迎十大教师”的美誉。
除了是一位优秀的教授，钱老还一直关注着教育问题，提出尖锐、犀利的问题，并为此撰述、奔走。
被认为是当代中国批判知识分子的标志性人物。
说钱教授是批判知识分子，其实一点都不夸张。
如今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一个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其实最早就是出自他的一段演讲：
“我们的一些大学，也包括北京大学，培养了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道、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说出这样的言论，足见心寒。其实钱老的这番话并非臆测，而是他曾真正地接触过一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在北京大学任职期间，钱教授总能在教室的第一排发现一位学生。
这位学生在课堂上表现得非常积极，对于他所讲授的课程，时常会给予及时的回应，或点头或微笑。
上过“大课”的人都知道，在诺大的阶梯教室里，你只要不恶意破坏课堂秩序，一般很难引起老师的注意。
可见这位学生的表现非常适时、适地，极为恰当巧妙。
而且令钱教授意外的是，这位学生在下了课后，还会主动与他讨论课程内容，并借此机会对钱教授大加赞美。
钱教授育人一生，对溜须拍马的学生也见怪不怪。
不过在与他探讨的过程中，钱教授发现这位学生不仅听课了，而且对讲课内容总结得头头是道，能列出清晰的条理去分析问题。
这样的学生，真的不多见。
因此，二人的关系变得更加融洽。钱教授依然倾心教书，那位学生也依然稳坐第一排。
这种关系的改变，发生在这名学生向钱教授提出“希望得到钱教授的推荐信”之后。
熟悉我的读者可能都对常青藤高校那种“闹着玩”似的招生办法略有所知，而像钱理群教授这个级别的学术名人，一封推荐信可谓“分量”十足。
每一位老师都喜欢认真读书的学生，每一位老师也对自己认为“孺子可教”的学生关爱有佳，这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人之常情。
于是，钱教授为他开具了一封推荐信，为这位学生的留学之路打开了绿灯。
讽刺的是，在拿到推荐信后，这位认真听讲，“十分喜爱”钱教授课的学生，再也没有出现在那个教室，没有出现在他的课堂。
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也许这就是对钱教授口中“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最佳诠释。
这件事对钱教授的触动非常大，在他后来的演讲和著作里，也多有提及。
不可否认，大学为社会输送的人才，在不同的年代里都是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如今的繁荣昌盛。
但是，钱教授口中的“精致利己主义者”，即便拥有高学历、高知识储备，也非但不能为进步做出贡献，还有可能拖后腿。
这不是危言耸听。
习惯于把个人利益放在集体利益之上，其必然的结果就是短视，没有同理心，很难做到心系苍生。
更可怕的是，在这些人在达到了若干个短期目标之后，不仅更善于钻营，玩弄规则于股掌之间，甚至还可能会成为一些规则的制定者，给社会带来昂贵的纠错成本。
细思未必极恐，但任何一位学霸的堕落，也都足以令人怅然若失。
我绝不否认当今国内大学生的优秀，也不想说那些“品德大于能力”的鬼话。
想要完全杜绝这种学生的出现，也并不现实。
但还是那个问题：比例。
如果我们能在文化教育的间隙里，多用一点时间来加强学生的德育，那么“精致利己主义者”的比例也一定会更低。
当他们的比例低到了不能被主流接受的程度后，也许我们将看到的，会是一番更精彩的光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