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让她头疼的是预定会议室。在大厂，会议室非常紧张，她不得不拉了一个excel表格，记录每个时段哪间会议室最容易订到。这份工作本来不归她做——她亲眼见证了上一个实习生没有预定到会议室，耽误了整个部门的会议，从此就被剥夺做这一项工作的权利。她说服自己，让实习生来预定会议室，在大厂也是一种信任的表现，在他们部门6名实习生里，负责预定会议室的那个，确实也是最核心的那一个。
文 |张炜铖
编辑 |金匝
运营 |林塔
逆袭
走进那家求职中介的大门时，孙涵认为自己下了十足的决心——她太需要一段互联网大厂的实习经历了。
过去一年里，为了得到一份大厂实习生的offer，她投出了几十份简历，这些努力少有回音，最接近成功的一次，是她去面试了一家大厂的HR岗位，在终面中得知岗位的主要职责就是给人打电话约面试，她觉得和自己的需求不匹配，于是拒绝了这一份offer。
但现在，时间不够了。从大三决心要出国读研开始，孙涵就在深深地焦虑，无论是自我的判断，还是留学中介的忠告，都会告诉她，在研究生申请里，有一份big name公司的实习经历必不可少。
受挫一整年后，她找到一家看起来靠谱的求职中介，向他们进行认真的咨询。咨询显得很正式，中介先是给孙涵做了一个求职竞争力评估报告，从院校背景、学习能力、领导能力、经历多样性和实习工作经验5个方面给她打分，满分10分，她综合得分7.9分。报告显示，她只超过了45%的同龄人，这让她有些沮丧。然后中介开价了——大厂一个月实习的费用是18800元，两个月是28800元，有大厂员工直接对接，但对方用的是化名，还有保公司和保岗位两种选择，后者能让你实习时去理想的岗位，收费要更高。
像孙涵这样，希望通过付费获取大厂实习机会的学生并不少见，这甚至成为了一门公开的生意。朱莉加入的几个求职群里，每天都有人发布新的内推信息，她和同学去联系，才发现信息的发布者是求职中介。所有的内推都是要收费的，中介会不定期在朋友圈发布成功案例，来证实付费实习市场的火热。
朱莉来自于一所民办二本学校，在她成功拿到一家大厂品牌公关部的实习岗位之后，她就被学院就业办的老师捧成了“明星”。院里举办就业经验分享会，写在推送里的第一个嘉宾就是她。朱莉抽空回学校传授经验，强调了更容易被大厂HR注意到的简历写法，是包含了情境（situation）、任务（task）、行动（action）、结果（result）4种要素的，这是制作简历的STAR法则。紧接着更具体的是，在简历中描述过往经历时，一定要写得“有互联网的感觉”，提供支持要写成“赋能”，获得热度要写成“发酵”。
为了让台下的人明白这一点，她调出了自己的简历。除了毕业院校，这几乎是一份完美的简历，记录了她从入学第一刻起就紧绷的神经和不断的努力。绩点前1%，院系学生会主席，创新创业项目的参与，一些小公司的实习经验。从大二开始，她投了超过50份简历，在她看来，最终被大厂录用的转折点，是因为她在简历中又添加了一句话：完成了一名大厂员工的自我培训。面试的第一轮，她就被问到，大厂员工是什么样子的？过往看过的大厂HR部门的公号给她提供了答案：“普通人做非凡事。”接着她又补充，作为一名实习生，也更应该务实、勤劳、擅长学习。
接到offer的那一天，朱莉兴奋地在小红书上更新了帖子，标题是：一个二本学生的逆袭，我是如何拿到互联网大厂offer的，其中她认为最关键的话是：从进入大学的那一刻起，我就以一个大厂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入职的第一天，她又再度更新了她的小红书，这次她附上了一个绿色的工牌——之前的帖子里，只有offer截图，没有别的证明。整个评论区的留言都是“好优秀，好羡慕”。
没有拿到offer的孙涵还在继续纠结。中介开始给她介绍另一种方式——远程实习。这让她一下子清醒过来，远程实习就是“打黑工”，对方先把培训资料通过邮件发过来，派活，实习生完成后发回去。派过来的活不可能涉及相对核心的业务，永远是最繁琐无用的那一种。更可怕的是，你无法知道邮箱的另一头是谁，很有可能不是大厂职员，而是求职中介。而在正规的求职过程中，“打黑工”的经历是不能写进简历的——她拉黑了这家中介机构，随后进入一家4A广告公司实习。
大厂梦
在朱莉进入大学的2016年，互联网可以用辉煌来形容：共享单车还在鼎盛期，短视频飘在风口上，字节跳动蓬勃发展，拼多多崭露头角。她从小就心思活跃，“对最新最时髦的东西感兴趣”，那时她立下志向，要进入大厂工作。驱动她的还有好胜心，因为高考失利，她才进入现在的二本学校，和其他同学们比，她要做一份不一样的事业。
她开始关注大厂HR部门的公众号，一个合格大厂人的形象逐渐清晰：优秀、有创造力、梦想着改变世界。“最吸引我的还是那种年轻有活力的感觉，大家都很优秀、向上。不像我在学校时，所有人都死气沉沉。”大一上职业规划课，她在理想的就职方向那里填上：成为一名BAT的职员。她翻看过前辈们的就业去向表，大部分人的工作单位不是语焉不详，就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小公司。和她相熟的一位学姐在校时也是院系学生会主席，校园里的风云人物，毕业之后照样只能在一家小公司做平面设计的活，月工资不到七千。
春招时，朱莉想去听各个大厂的宣讲会，但大厂不会来她的学校，她跑到一所985大学去听。坐在宣讲会的台下，她更生出了决心，“只要我成为大厂员工，那么我和985的学生就再一次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这样的渴望被她写进了记录大厂生活的帖子里。
互联网大厂代表着一部分毕业生的最优选择。十几所著名大学的就业去向统计都表明，除去国企和体制内的工作，互联网、金融和教育行业，是毕业生最热门的就业方向。一个院系就业指导办公室的老师总结说：“金融行业对标商学院，教育行业看重名校头衔，互联网行业是包容性最强的，几乎什么专业都可以，理科生可以去做技术岗，文科生可以做运营、HR职能岗。”
对那些难就业的专业来说，大厂又是最大、最可靠的“避风港”。学环境科学的秦一是大厂坚定的支持者，在他看来，生化环材（生物、化学、环境科学、材料学）是天坑专业，“想要找到好工作，只能转码（转去做码农）”。
进入大厂实习之后，每次他在网上看到抨击大厂加班严重的帖子，都会忍不住上去反驳：至少大厂的累有丰厚酬劳的。有人晒出了晚上十点字节跳动所在大厦灯火通明的照片，他就去留言：你凌晨两点去看生化环材专业的实验室，照样亮着灯。拼多多员工猝死的事件发生后，他转发了新闻到朋友圈，说这是一种“极端情况”。他甚至会觉得在大厂做的都是看得见个人回报的事情，但做基础学科，就是有点“无用功”的感觉。
假如不转行去做码农，陈志安不知道自己还有什么样的选择。他所在的专业和德国的一所学校有联合培养计划，但是他“德语没学好”，丧失了机会，剩下的同学里，考研的占大多数，考的专业还都是计算机。陈志安的感觉是：“就像潮水推着你走。”而思考自己的未来，他认为做码农是最优解：一个工科毕业的本科生，能找到什么工作呢？
为了得到一份大厂暑期实习生的工作，陈志安从大三下学期起就开始看面经做准备。在大厂，实习生分为两种。一种是劳务实习生，通过日常的招聘进入公司，几乎没有留用的机会；另一种是暑期实习生，一般它的招聘和秋招一起进行，留用的机会大。
靠着之前在学校的计算机课程中做过的一些项目，陈志安进入到一家小厂，实习了3个月，但显然，离大厂还有一些距离。白天，他应付着学校安排的实习，晚上一个人在图书馆刷算法题。这样的状况持续了3个多月。比起辛苦更折磨他的是焦虑，身边的同学都在安心复习准备念研究生，只有他每天面对着各种各样的求职邮件，等不到一个结果。腾讯给他发拒信的那一天，他几乎想要放弃找工作，重新去考研。他借了同学的考研政治书看，看了两页又放弃，觉得去网易、美团一类的公司他也能接受。直到5月的一天，他在准备字节跳动的二面，坐电梯下楼时，才想起来那天是自己的生日。
落差
去大厂报到的第一天，朱莉办完手续，走过附近的天桥，她停下来，远远地拍了一张公司的大楼，她想到一首歌的歌词：站在摩天大楼下伸出了手/触碰到梦想时间还需多久/多少眼泪多少汗水才能拥有。虽然未来还很遥远，但她已经规划好路径——先实习，然后通过这份经历在大三的末尾找到一份暑期实习，最后转正。
朱莉投递的那个岗位对实习生的要求是：“对事业有所追求，能够承受短期内的高强度劳动。”她扪心自问，觉得可以接受，但后来强度之高，还是在她的意料之外。
最忙的一个月里，她每天凌晨一点多才从公司离开，十点半之前又回来上班。即使是休息的时候，如果项目有了反馈，她也要及时反应。那一个月，她的例假推迟了半个月才来。“最开始我以为就是累点苦点，后来才发现是一个长期的过度劳动。我每天都在跟自己说，要坚持，但是大厂在不断试探我的底线。”
一般，实习生们会比正职员工早一点离开公司，但她来的第一天，就自觉地和正职员工一起下班。分配给她的任务，她从来不拒绝，因为她清楚地明白：“我还没有到可以拒绝的时候。”后来老板发现她能干，就把更多的活分配给她，但对她又并没有那么多耐心，只讲宏观的方向，具体的操作流程都让之前来的实习生带她。朱莉找一个文档都要花费很多功夫，因为不敢问老板，很快，她就成为了整个部门最晚下班的人之一。大厂找到了朱莉的底线，工作就在她能承受的底线上进行，“不会留任何空间”。
底线不止于工作时间，还在于工作的内容。朱莉记得一次跟拍摄时那种窘迫的感觉，那天的场面很混乱，每个人都焦灼地穿梭，做自己的事情，她没有收到老板具体的指令，就在那儿站着。旁边的摄影让她过去，一台相机的三脚架坏了，他让朱莉扶着。她就那么扶着那台相机，站了快两个小时。她的工作职责还有一项是辅助对接媒体，落实到具体的，无非就是做会议记录。
最让她头疼的是预定会议室。在大厂，会议室非常紧张，她不得不拉了一个excel表格，记录每个时段哪间会议室最容易订到。这份工作本来不归她做——她亲眼见证了上一个实习生没有预定到会议室，耽误了整个部门的会议，从此就被剥夺做这一项工作的权利。她说服自己，让实习生来预定会议室，在大厂也是一种信任的表现，在他们部门6名实习生里，负责预定会议室的那个，确实也是最核心的那一个。
很多时候，朱莉都在怀疑自己工作的意义，但每天的工作又治愈了她。在会上她感受到，“每个人交流碰撞的感觉……大家都过得很充实。”她说，“你会感觉到你在一个融洽的团队里，然后这个团队是在不断上升的。”她的小红书还在继续更新，晒的最多的是工牌、食堂饭菜，还有公司的吉祥物娃娃。HR团队办的活动她也积极参加，尽管她的工牌颜色和正式员工不一样，她还是努力让自己良好地融入其中。
但当活动落幕，回到日常，她又难免有沮丧感。最让她耿耿于怀的一个细节是，当和别的部门的正式员工接触时，他们一般会先在工作软件上联系，但是随后根据头像在线下接头时，她总是认不出对方——正式员工的头像都会被精心P过，修饰得很好看，而实习生的头像，都是在入职时匆匆填上的。
进入大厂实习后，陈志安最先感受到的也是一种强烈的落差。他听过一些同学的实习经历，也因此对大厂的实习生活有了基本的想象。在他的设想里，组里一定会有一位专业素养水平很高的“大神”，在“大神”的带领下，他可以接触到学校里接触不到的复杂问题，从而在能力上有所长进，获得一份正式的工作offer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神确实存在，却忙碌极了。“正式员工都是满负荷运转，没时间考虑别人的事情。”而且陈志安被分配的工作似乎大神也不需要掺合。他应聘的是一个后端开发的岗位，但进来之后，实际上被安排的是做前端的工作。“在这个组里，这种工作是女娲补天式的。”这一部分的工作完全没有前人留下的基础，要补上的坑，用他的形容是“跟塌下来的天似的”，对一个普通的实习生程序员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最初的时候，他对自己的工作还没有这么消极，但随着接触到越来越多没有文档和注释的代码，他的心理防线也在逐渐崩溃。“你对这份工作期待越高，你就会越失望。”他说，“日常的累会让你开始怀疑整体的意义。”他开始思考，组里是不是真的需要自己这样一个实习生。在他来之前，他手上负责的这份工作并没有人做，整个组也运转得很好。他甚至会怀疑，是不是只是因为有了一个headcount，所以组长决定招一个实习生？实际上这个人应该做什么，大家都没有考虑好。
但大厂的另一面又在不断撕扯着他。他从小就有集体荣誉感，非常向往被包裹、被接纳的感觉。组里沟通的氛围在他看来还是高效流畅的，并且也能给员工提供归属感。至于代码的缺点，他强调是“历史遗留问题”，而不是同事们的代码水平不行。
上班上到第二个月，陈志安每天都在纠结，要不要离开，各种想法交战后，他给出的答案是，先拿到转正offer，再考虑要不要真的留下。
大厂化
在一家新兴大厂实习的吴艺锦每天感觉最茫然的时刻通常是中午。大厂的午休时间也会开会，但不会带上实习生吴艺锦。有一次中午，她抬头一看，发现周围工位都空了，不知道同事们去哪儿了。在扁平化的管理框架之下，团队人数很少，只有吴艺锦一个实习生，就算她想和人交流也无从说起。至于同时期其他部门的实习生，几乎不可能在工作中接触到，也没有认识的机会。
朱莉所处的环境不同，在她的部门里，驻场外包员工比正职员工要多，此外还有5名实习生。但作为劳务实习生，他们到期走人，和她不存在直接的竞争关系。“大家的背景差异很大，基本就是吃个饭的关系，我们连小群都没有。”朱莉说。在她加入后一周左右，有一位实习生在干满3个月后离职了，但她还没有加上那个实习生的微信，一切的工作交接都在公司的办公软件上进行。
被众多的隔阂包围着，实习生们变成了小小的原子个体，和大厂众多的其他原子一起碰撞。在大厂，一个原子的时间似乎是有限又无限的。有限的分界点在于35岁——2017年，华为辞退了一批35岁以上的员工，使得35岁成为大厂员工的一道分界线，超过这个年龄，就有可能被淘汰；但每天的工作时间又是可以不断扩展的，没人限制你加班的时间，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日常的努力是无限的。
即使谈到35岁的问题，也没有人会露出悲观情绪——正因为时间是有限的，所以他们要用日常的无限时间去填满它，这样好像那个35岁就永远不会到来。社会学学者王程韡和杨坤韵的研究同样描述了这样的现象，程序员对于有限时间的焦虑会被日常的无限时间感所打败，最终每个人都会充满斗志地投入到不断进取的、仿佛拥有无限生命的这场游戏中。
陈志安把这样的变化称作“大厂化”。每一位实习生都会经历这样的大厂化：“用工作填满每一天，从而去回避思考一些终极问题。”朱莉也有类似的感受：“很多问题都是刚实习的时候才会思考，慢慢地，这些思考就会被工作所覆盖。”
下班后回去的地铁上，从大厂的节奏中脱离出来，实习生吴海偶尔会想起一个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两年半的实习，值得吗？最终，他说服了自己，“这就像游戏的新手村”，是必经的阶段。即使你再熟练游戏的玩法，当你进入一个新游戏时，也需要在新手村做很多重复简单的任务。他的人生规划已经做得很长，计划35岁时挣够了钱，就回家乡的二线城市养老。这样的想法来自于2020年的一则新闻，28岁的字节跳动程序员郭宇退休，旅居日本开温泉旅馆。吴海的理想没那么远大，只想在家乡成家、买房，在他看来，这也是对大厂的一种抵抗。“我寻找的是自己的出路，没有彻底地被他们用完就丢弃。”
3个月的实习期过去，陈志安得到了字节跳动的offer。转为正式职工之前，他和部门领导有了一次深入的谈话，在这次谈话上，他郑重地提出，自己可不可以换个工作内容？但是他得到的回答是，部门意识到了他工作的重要性，将再招几个会做前端的人，和他一起完善现有的框架。
看他没有表态，老板开始跟他说“掏心掏肺的话”。几个月后，陈志安已经忘记了谈话的具体内容，留给他的感觉是：“经过那次谈话，我明白只要待在大厂，你就很难决定你的工作内容。如果我要接受大厂的福利，我就必须要面临工作上的不确定性。大厂有数以万计的员工，它不可能保证人人都在做想做的事。”
人生终点
大三下学期，秋招开始了，为了找工作，朱莉办理了离职。其实有一些人会选择一边实习一边找工作，但她下定决心离开，觉得自己没法做到两全。
每一天，仍然不断有学弟学妹找到朱莉，向她讨教面试经验，或者问她有没有大厂内推名额，这些构筑了她的自信，也让她知道，永远有人站在大厂门外等待着进入，而她自己，是那个已经跨入门槛的幸运儿。
朱莉实习了5个月，是那一批实习生里待得最长的。她满怀憧憬地投身于秋招季当中，却屡屡碰壁。大厂的品牌公关部门本来就岗位较少，又倾向于招聘从甲方跳槽而来的人，很多不开放校招，她的简历“根本就不够看”。“我以为我踏进了大厂的门，其实并没有，大厂的门，我没有打开过。”
她怀疑这是因为大厂对实习生和正职员工的要求不同。“实习生只要听话、好用、不需要思考，但大厂员工可能还是需要一定的创造力。有学历的人会显得创造力高一点。”她毕业的学校也有拿到大厂正式offer的人，那个人毕业于计算机专业，曾经获得过一个国家级的奖项。
还有一个可能是，朱莉觉得自己太“鲜活”了，回答面试题的时候思维太跳脱，也喜欢讲自己生活里的经历。流传在实习生中的一个笑话是，阿里的终面会测试一个人有没有“阿里味”。什么是“阿里味”呢？她听过的一个相对直接的答案是：没有人味。
朱莉只能不断地开导自己。“我告诉自己，人生不是在25岁就结束的。”在她看来，进入大厂确实是一个人前25年可以达到的最高成就，因为这代表着不错的学历和工作能力，也代表着年轻时一份优渥的收入。“但是大厂也只能保证年轻人的发展，老了会怎样呢，谁也不知道。”
刘于思则更直接地说：“实习就是提前为大厂劳动。”他所在的学校，每年的招聘季，会有专门的实习双选会，几乎所有的大厂都会参加。他是计算机专业硕士在读，想获得一个实习offer，并不困难。但他听和他相熟的学长讲起实习经历，发觉对方做的项目几乎就是转正之后工作的预演。“很没意思，就算之后真的要去大厂工作，也没必要这么早就跳进去。”趁着年轻，他想尝试不一样的选择，于是在同学们纷纷进入大厂进行暑期实习时，他选择了一家创业公司。
仅仅实习半年后，刘于思就“放弃了抵抗”，重新投了一份大厂的实习。让他害怕的是创业公司激烈的人事变动。“你看不到待了两年以上的人，也看不到超过30岁的人。只要进入这个公司，你的价值就会不断地下降，等着被淘汰。”从进入这个行业开始，那扇机遇之窗就在被缓慢关闭———直到他们走出那道旋转门，一个个新鲜的面孔又走进来。但在大厂，至少还抱有转为管理岗的希望。“对于我这种程序员来说，大厂是唯一可能容忍我老去的地方。”刘于思说。
陈志安最终还是留在了大厂。他再度用潮水解释了他的选择：“是时代的潮水。我们的前辈、同学和后辈都在大厂或将要去大厂工作。无论你有什么样的不满，别人都在坚持，你也不应该退却。”本来父母对于他不读研究生还颇有微词，但是当他告知父母自己将要去“做抖音的公司”工作后，这样的不满也消失了。
他想象不到还有比大厂更好的、既符合世俗的评价标准、又可以满足个人发展需求的工作。
“人生的终点是大厂。”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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