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就读院校及专业
复旦大学英语系
留学经历
2019年9月~2020年8月，在美国西北大学攻读传播学硕士
2019年，从复旦大学英语系毕业后，我前往美国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攻读传播学硕士。留学的这一年，我遇上了未曾经历的变化与危机。在消除对未知的不安后，我渐渐发现了人生的乐趣与意义，也庆幸遇到了背景各异、丰富而温暖的人——
异国求学 学会独立
美国西北大学是我高中以来的“梦校”，其新闻传媒类专业在业界颇有声望。大二时，因为听了一位刚被西北大学录取的学姐的分享，又因自己曾被公派前往美国马里兰州一所小型文理学院学习，我进一步坚定了留学的想法。
本科毕业前，我陆续向哥伦比亚大学、西北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等10所学校递交了申请，在经历面试后，收获了9所学校的Offer。综合考虑后，我选择了初心“梦校”。
西北大学在芝加哥旁的小城市埃文斯顿（Evanston）。2019年9月，当我一下飞机，时差还没调好，就要自己装家具、盯着英语条款办理复杂的手续时，这才意识到先前自己真的是舒服惯了。我不清楚自己这一年会怎样，除了期待，心中还升起焦虑与不安。
调整好时差不久，我便跟着刚认识的室友走遍了公寓周围的超市。在学习的同时，我也注重生活品质。扛着捡便宜买来的穿衣镜，在小茶几上放置好家里带来的零食、小物件，看着窗外的暖阳，公寓渐渐有了家的模样。
我在国内时，吃东西不是点外卖，就是等家人烧，偶尔自己下厨房，也只会煮泡面和青菜。这样的做饭水平，导致我到美国的超市后，看着食材发了愁：会做的菜一道也没有。“必须学习做饭。”这样想着，我打开了做饭教程，边看边做。其间，我的手甚至被油溅出了黑点，过了好几周才消掉。后来，我越做越有模样，甚至能在同学面前露一手了。
西北大学校门
感知差异 陷入迷茫
转眼到了9月中旬的新生见面会。根据着装规定，我穿着商务休闲装来到酒店的会议厅。一推开大门，视野中满是人群与圆桌。有中国同学热情地用中文向我打招呼，听到家乡的语言，我自然地与他们齐聚一桌。
这时，我突然想起在面试时被问到的问题：“如果被录取，来了我们的新生见面会，你觉得自己有什么特质能让别人一下子就记住你呢？”我当时的回答是：“我很开朗，拥有丰富的跨文化交流经历，有较高的文化包容度，也乐意与别人分享自己的经历。”面试官说：“那样真好！我们发现参加这个项目的中国学生无论吃饭还是上课，总喜欢在一起。”我感叹：“这样也太可惜了，我一定会多结交异国朋友的。”但新生见面会那天，我觉得自己面试时的说辞可真是冠冕堂皇，因为自己不自觉地向本国人靠近，学了再久的外语，还是觉得说母语舒适。这时的我意识到，自己已经被困在了文化舒适圈中。
我读的全日制硕士项目还接纳有工作经验的同学或在职人士。因此，不少美国同学都比我年长很多。相比之下，我的阅历显得特别浅。大二公派交流期间，我遇到的都是同龄人，即使没法完全跨越文化隔阂，也还算能玩在一起。但他们与在社会闯荡多年，甚至大我几代的同学很不同——现在的这些同学有着对职业及人生的清晰目标与追求。而我显得有点莽撞，想做的事情很多，但能进入的岗位有限，甚至连如何求职都不太了解。我该怎么去收集信息，怎么挑选，怎么在层层选拔中脱颖而出？进入公司后，又怎样不断获得晋升，在日复一日的劳动中寻找意义？回过神来，在这场见面会上，我变得不爱说话，与同学没有共同话题。
回到公寓后，千万思绪飘过。想着这个硕士项目只有一年，要尽早准备找工作，我打开了很多国内外求职网站。但看着密密麻麻的招聘信息，我不知如何下手，往往是在焦虑中结束一天。有时，如果得到国内公司的面试机会，因为时差，我还得熬夜面试。并且在面试中，我总想表达自己是一个特别有主观能动性的领头人，但没意识到，学生时代的社团活动与未来的工作场景是有较大差异的。因此，即使如此拼命，收获也寥寥无几，我的心情一次次跌落谷底。
校园湖景
学习新知 重拾信心
到美国后，与有全职工作经验的同学们合作，让我知道了优秀职场人是如何工作的。
这些同学将对待工作的严谨与专注带入了团队项目。在一节“视觉传播”课上，我们需要选择一个网站，并对其进行改造。为了完成改造，我们需要分析网站的现有架构，并思考如何将其美化、完善，以给用户提供友好的体验。一名全职设计师同学主动召集组员定期线上会面，解读、拆分任务，并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辅佐我们协调作品效果。我们没有将重心放在网络逻辑架构搭建上，而是用现有的知识，通过字体、色彩的运用，最终完成了一个升级网站的构想，并获得了教授的赏识。
这是我经历过的最高效、最高质量的小组合作项目，让我明白了真正的“领导力”是什么——截止日期（Deadline/Due）是首要关注的导向性指标，而对任务的排序、分工与人际沟通是重头戏。
除去常规上课与办公室答疑时间，学院给所有人提供了一个特别的社交时间。院长和老师会在每周以座谈会或午餐会等形式与大家畅谈。官方邀请函上会明确主题，如学习答疑、就业导航等。但其实这些都是很轻松、自由的会面，我们可以畅聊自己有多么想念家乡的美食，向前辈介绍新时代的年轻人最喜欢用什么社交软件……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同学来自BabyBoomer世代（即二战后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世代），他难以置信地感慨，自己工作那么多年后，还能有机会与我们这些孙子辈的人一同学习。与他同龄的教授则说：“现在我办公桌上的东西在一点点减少，从最早的一堆纸质文件、打字机和装订用品，到现在的一台电脑、一部手机，而后者能装下比原来多几千几万倍的东西。”
最鼓舞我的是，无论什么年龄的同学，他们都没有放弃学习新事物。“我不想被时代淘汰，下一个研究生要读AI相关的专业。”这是我在美国求学期间最敬佩、喜爱的教授说的。他来自哥伦比亚，家境普通，凭借优异的学术表现和毅力，被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录取，年纪轻轻就实现经济独立。很可惜的是，这位教授突然生了场大病，没法给我们上学期的最后一节课了，但依然坚持准时评估我们的论文，还在放假前给每人送了一盒巧克力。
打开心扉 走出迷茫
收获颇丰的第一学期结束后，我回上海待了一个月，然后返校开始第二学期。回到曾生活了三个月的公寓，本以为已习惯了异国生活，想象着自己能朝气满满地开始新学期，但压抑和孤独突然袭来。我思考着：怎么又来这里了？留学“蜜月期”已过，周围的一切猛然间有些可憎。课堂上我变得沉默，再想到秋招简历石沉大海，便不想再参加社交会面，不想与朋友提起、探讨求职规划。此时，新冠肺炎疫情也悄悄走近。
因为一些原因，我没有选择回国。等同学都回到家乡后，我思索该如何度过这段特殊的时光。幸运的是，我之后寄宿到了家人的朋友家。他们家就在埃文斯顿不远处的温内特卡市，所在的社区是电影《小鬼当家》的取景地。女主人几十年前从中国移民到美国，性格直爽、体贴，且十分坚韧。她有一份不错的工作，但在教育儿子的过程中，找寻到了自己真正的热爱所在，努力开拓起副业——为中国孩子提供更丰富的教育资源，让有英语学习兴趣的学生与家庭受益。我作为她的小帮手，与孩子、家长沟通，开了几场线上座谈会，分享自己的异国学习感受与过往学习经验。在这些互动分享中，我逐渐打开心扉，找寻到了自己的意义。
之后，我与住家姐姐为中国学员举办了一场线上英语演讲比赛，主题是“疫情期间的生活与收获”。通过参赛者的分享，我了解了在国内奋斗着的医护人员、社区服务人员，还有无数努力配合防疫的普通人。听完学员们的分享，我感到些许惭愧。当自己在任性抱怨孤独时，有那么多人为了抗疫而坚守着。
我想，自己也应当在这段时光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怀着这样的想法，我找到了从西北大学毕业的学姐，前往她所在的公司担任志愿者。这家公司由中国人创立，主要为在美华人提供便捷的地产服务与生活资讯。三个月里，我一边协助住家姐姐的教育事业，一边为这家公司撰写新媒体文案、编辑视频，以一周至少一篇的频率，撰写了16篇微信推文。留学前，我和家人一直会看这家公司的公众号，没想到一年后，自己也能为其献出一份力量。
在西北大学的网课期间，我也努力跨出一步，打开摄像头与麦克风，大方与异国同学们交流。不用现场选择座位，我反而不再将自己局限在文化舒适圈了。美国同学们也没有想象中那样难以接触，有同学大方向全班展示自己家的布置、可爱的娃娃和宠物，镜头前的我仿佛也走进了他们的家里。
为了能更好地完成小组任务，我们也有几次线下碰面。在这过程中，我也会向前辈请教、学习。一名当领导的同学特别强调线上交流时必须打开麦克风与摄像头，因为这不仅可以提高效率，也能让人际沟通更愉快。我们还约定未来有机会，要补拍集体毕业照。
疫情前，我经历了跨文化的“蜜月期”，后又经历了充满自我怀疑的“敌意期”；疫情后，我重新振作、恢复、适应，最终达到一个完美的融合状态。如果能回到刚来美国的那天，我很想打消那份对未知的不安。或许在新生见面会上，我就会大方地与不同文化的同学坐一起，冲破自己的舒适圈，努力分享自己与众不同的经历。然而，这些设想本身是没有意义的，人只有经历了才会成长。
最近，我被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商业分公司录用，开启了第一份全职工作。工作的主要内容是营销策划与商户管理，这也正是我曾经求职规划的方向所在。我很满意现在的个人状态，期待自己与优秀的团队能乘风破浪，为国家、为上海这座城市的发展贡献力量。
